景观具有语言的所有特征，它包含着话语中的单词与构成——形状图案、结构、材料、形态与功能。所有景观都由这些组成，如同单词的含义一样，景观组成（如水）的含义是潜在的只有存在于上下文中才能显示。语言将景观从作为“客观存在的空间”提升到“诗意的栖息地”高度，景观成为具有可被解读特征的文本（Text），景物（或景点）即为组构成文本的“符号”（Symbol），符号与符号之间相互的关联关系被写进文本结构中。景观以被周边环境围合的方式存在着。环境，不仅是历史的、乡土的符号的集合，更是各种符号生成湮灭及流离集散之地；前者使环境文脉在时间轴上显现，后者则是文脉结构横向上的伸延扩张及纵向上的流变趋向的主要依据。所以，在探讨景观文本结构演化问题上，考察环境文脉与景观文本之间的作用关系成为一个良好的切入点。
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文脉其结构具有分形特征，表现为可产生能与外界广泛“对话”关系的信息流。景观与环境能否建立起“对话”关系，就取决于景观文本是否接受文脉所产生的信息流的扰动，并能反映出景观文本符号“边缘性”（指符号既遵循文本固定结构又可游离于其上而融入环境文脉的性质）的强度。符号“边缘性”越强，则文本对信息流的扰动越敏感，文本外延能力也越强，文本结构则面临着混沌（Chaos）化的倾向。
一．景观文本结构演化的五种类型阶段
本文将“景观文本”作为动态考察对象，以探究其结构在可发展的环境文脉作用下的自然演化模式。由热力学第二定律可知，任何系统的演化都遵从“熵增”演化原则，即系统最终要走向衰亡无序。环境文脉结构的分形特征说明其正处于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过渡，是文脉结构自然演化的阶段性结果。景观文本在环境文脉所产生的信息流的扰动下，文本外延形成，结构由有序转向混沌，故景观文本结构同样遵从“熵增”演化原则，文本“外延”成为正熵输出的反映。景观文本结构的演化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阶段：
1．匀质型
这是演化的开始，是景观文本之所以具有“文本”特征的反映。这种型式在以历史纪念、神话传说、人物传记、广告（公益或商业的）等为主题的景观中较多见。文本结构理性且清晰，目的意识的引领强烈，符号“边缘性”不强。文本故事中的时间是单线矢量的，相对于时间轴文本故事甚至反演亦成立。
位于丹麦的寇丁赫斯城堡，是一座被改建的历史古堡。漫步于古堡中，随处可见各个历史时期所留下的物品及痕迹，人们通过对各种历史符号的认识与拼贴，理顺了古堡历史故事的脉络：建于中世纪，16世纪克里斯汀三世将其重建为文艺复兴式宫殿，18世纪弗雷得里克四世将其文艺复兴式装饰废弃而改为巴洛克式风格，19世纪被西班牙雇佣军的一把大火结束了它人类居住的历史。1972年接受古堡重建任务的设计师，利用现代材料（钢木构架、无缝玻璃、不锈钢等）将古堡保护了起来，新旧材料的对比使古堡的历史故事被强化了，景观文本的封闭感增强，文本结构匀质而理性。
2．发散型
景观文本由“封闭”转向“开放”，符号“边缘性”表现出来了，文本的外延得到了拓展，文本结构显得若隐若现。该型式阶段处于演化的“生长”期，文本结构由有序过渡为混沌。文本的解读追求“多义”，但又有主体的发展方向。发散型结构在激进与保守中选择了折衷取向。
美国建筑师查尔斯·摩尔设计的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是古典主义与美国通俗文化交融之作。该广场将罗马风格拱券、拉丁字雕刻、巴洛克式平面、鲜明的色彩、喷泉、不锈钢、霓虹灯等各种古典及现代的符号拼合了起来，生动地表达了“反映意大利人的沧桑过去和现代生活”的主题，这一主题成为景观文本结构的主线。由于该主题覆盖面广（涵盖古今），故与城市文脉的伸延范围重叠，景观文本诸多符号表现出较强的“边缘性”，显示出可游离于整体情境而另寻它解的特征。游人既可以从中联想到哈德良时代的海上剧场，也可以体验到霓虹灯、不锈钢等符号与现代城市交融的美妙，还可以去追溯喷泉的早期历史。摩尔想让该广场能形成“多义”的解读，从而让更多不同层次的人都能在这里寻找到自己满意的诠释。景观文本结构呈现出在主线上可“分叉”的情景。
“分叉”意味着节点（Node）的形成。匀质型的结构里没有节点；而发散型文本结构中，由于外界信息流的扰动，导致文本内部由秩序的主宰变为矛盾斗争的上演，斗争将导致结构内部发生挤压碰撞而扭曲畸变，节点就在这种突变、矛盾、非线性因素作用下于非匀质结构中形成了。节点具有“核”功能（放射关联、区域中心统治），能在其所处的区域内进行新秩序的制定，这又将引发新节点的生成或已有节点的湮灭。复杂的振荡演化，使景观文本结构显现出分形特征，分形结构能以更细分的维数（分维）去发散地与环境有机融合。若符号的 “边缘性”太强烈，则由此引发的剧烈振荡可引起结构的断裂破碎，从而让结构达到突变下的短暂稳定。
3．破碎型
该类型在解构主义作品中表现得很出色，景观文本结构被“意外”地撕裂成了碎片，是激进前卫思想的反映。
被称作“二十世纪最彻底反理性作品之一”的法国拉·维莱特公园（伯纳德·屈米设计），抛弃了传统的主导、和谐构图与审美原则，将各种要素裂解开了，暴露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矛盾，并用机械的几何结构作为区域与区域间的连接从而激化了矛盾。游人在公园中游玩，当穿过一个区域而到另一个区域时会感到过渡是如此的僵化甚至缺乏对人性的关怀，公园中分布的鲜红色小构筑物又可将人的这种好奇、失望甚至愤怒的心情再强化一等。景观文本结构被裂解成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被强硬地剪断了关系，人们惊奇地感受着不可预知因素作用下产生的陌生与超现实的世界。
符号“边缘性”太强以至把景观文本结构强制性地解构了。人们对景观的体验就犹如在一个个由部分符号组构成的孤岛上走来走去，但这反而给予人们对景观文本更大的诠释空间。文本可拥有广泛的不同类型的解读，因而从“多义”走向“广义”，结束了文本秩序非得要“存在”的历史。继续往下分析，当破碎型结构再经过无限次裂解后，文本结构就会生成极端的型式——数学意义上的离散点的集合。
4．离散点集合型
景观文本结构从“破碎型”变为“离散点集合型”，标示着景观文本的解读从“广义”迈向了“泛义”。符号与符号间既定的关联彻底消失，文本秩序荡然无存，每个符号都是无限自由的，景观文本却因此获得了泛化的内涵。
日本筑波市政中心（矶崎新设计）：广场平面图案借用米开朗基罗的罗马卡多广场设计手法；哈普林设计的伊拉·凯勒水景广场“层层跌水”理水手法也被应用到了这里；干垒的石组是日本传统置石手法的应用；石组边缠着黄飘带的金属树“很像”霍莱因设计的奥地利旅行社中的“树”，柱子的修饰是引用古典锯齿型的处理方法；等等。景观所借用的符号及处理手法让人眼花缭乱，符号之间不存在“对话”关系，在整体情境中，所有符号都只在数学与物理学意义上构筑了关联关系，符号与符号之间在景观文本结构中只是数学意义上的“点→点”关系。矶崎新试图在这里用最活跃的符号创造出最多解读的景观以隐喻景观对外的开放。
以上四种类型下的景观，都是将景观作为客体，使用者作为主体，主客之间通过“语言”这种中介发生关系。但毕竟语言的描述范围是有限的，但消除了语言中介而让主客之间直接发生关系，景观文本结构则彻底消失了，景观却因此放开了所有约束，拥有了无尽的外延与内涵。
5．湮灭型
景观文本结构消失了，结构被语言所左右的命运也被终结。人与景观直接发生关系，消除了意识中的“主次之分”，人与景达到了物我两忘而相融的至高境地。语言、经验、情感等约束在这里消失了，符号的概念也不存在了。空间失去了度量的尺寸，时间也因此获得了无限维度的跃升，景观区域由有限的领域空间延伸至无穷境地，或者说一处极小的区域等同于整个渺瀚宇宙。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中的“写意”手法，摹仿自然山水创造出“庐中天地”的超然意境；日本枯山水平庭，简到极致，庭院中平沙、数石象征高山大川，点画之笔营造出无穷意境。景观文本结构的湮灭，使“天·地·人·”三位一体的思想得以实现了。 二．景观文本结构演化之路的启示
国门大开后，各种新颖的符号及前卫的设计理念涌现在我们面前，客观上为景观外界环境文脉其分形结构的振荡注入了活力，信息交流的快捷又为振荡缩短了周期。景观设计行业在处于前所未有的开放的局面，景观设计理念也正从固定的“秩序”下走向了多元开放。在这种背景下，参照由上述五种类型阶段组成的景观文本结构的之路，可以对景观设计学某些理念作出超前预测，限于篇幅，仅举下述两例供参考：
①室内景观设计思想的倾向
传统室内设计追求构图上的整齐有序，以墙体为界将室内外生硬分开。这一设计理念在今天的社会离受到了动摇。网络虚拟空间的形成让信息的传递更为快捷，大众传媒让人们被动地接受大量新资讯，“室内”成为信息互动端点而折射出“混沌”生存意识，但“有序”的设计思想显然与该意识矛盾。当今著名的解构派设计师F·盖里于1998年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其室内景观错综复杂，充分地反映了建筑外部的复杂无序，室内与室外环境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预见，室内景观设计思想，将随着资讯时代的到来由“封闭有序”转向“开放混沌”。
②景观文本在时间轴上的“多义”解读倾向
一般的景观文本的解读都是静态且单义的，即文本在时间轴上难以反映出可变的解读。但是，突变﹑非线性因素的介入可使分形结构局部激励放大，说明开放的环境系统其文脉的解读在时间轴上是可明显“多义”的。文脉所产生的信息流扰动景观文本，故景观文本也能在时间轴上呈现“多义”解读倾向，且科技、材料的开发应用可促进这一倾向的发展。一处中国古典风格园林，利用灯效技术，到了晚上就可能成了保罗·克利的一幅布满抽象符号的作品。
景观设计理念的倾向最主要表现在空间性质的变化上，即景观空间由秩序空间过渡为混沌空间（Chaos space）。为适应这种变化，景观图象的形态也将由现在的软硬质结合型发展为偏向于软质型甚至可变幻的流质型。而计算机绘图软件功能的升级，将直接刺激这个一系列变化的发展。
参照演化之路，可指出当前景观设计行业的一些认识误区，限于篇幅，举三例供参考：
1 对文脉的忽视甚至破坏
从上文中我们已看见了环境文脉的重要性，文脉构成了演化之路的物质基础。对文脉的忽视，将使演化之路变为搭建空中楼阁般的虚妄幻想，景观文本的解读沦为空谈，符号的生命力遭到扼杀，这是对“景观设计”幼稚甚至弱智的理解；而对文脉的破坏（如大面积的对具有历史文化底蕴建筑群的拆除），则简直成了噩梦的制造者。对文脉的不尊重，不仅是对地方文化的不尊之举，更是剥夺了景观设计理性发展的生存权。
2 符号应用的误区
吸取外界有用的理念是当今景观设计“多元文化共存”趋势中不可少的环节，符号的应用成了这种趋势最直白的体现。欧陆风情、地中海风情、加厘岛风情、罗马柱式、线脚、飘板等等引入的风格、符号现在随处可见，那是否说明我国的景观设已与世界“同步”并且景观文本结构正自然地演化呢？
从演化的条件来看，组构成景观文本的部分或者全部符号必须具备较强的“边缘性”，努力与文本内部秩序相抵，即让文本充分受到环境文脉所产生的信息流的扰动，使符号越来越活跃，最后可完全游离于文本之外而丧失“符号”概念，从而景观与环境的界限消失，整体达到“无序”的至高境界。从中反映出引用的符号与文本其它符号应“先求异再求同”的思想。但我们现在很多的景观设计对符号的引用是“先求同”，即先努力建立起文本的秩序，导致符号的活力丧失而被圈定在文本范围内，使景观文本与环境文脉无法对话而出现对抗性“求异”现象。这种观念与“先求同再求异”的自然演化方向相逆，必然导致我们与国外景观设计思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大量的建设将成为“大跃进”的复制版本，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此，基于“本土”而“向外”的设计思想是很正确的。
3 肤浅的“生态”意识
为追求“绿色”而多加草皮或多种树木；为追求“亲近自然”而用自来水、人工假山石等构筑“山林野色”幻象，甚至为 达到“生态”目的而隐居山林，等等，这是对“生态”内涵肤浅且消极的认识。从景观文本演化之路的最高级阶段（结构的湮灭阶段）来看，所以“符号”的概念均已消失，生活中任何事物都能达到我们随心所欲的“美”的组合。以该阶段为目的引导，结合沉淀中的历史与进步中的科技，历史、科技、文化、自然的有机结合就赋予了“生态”概念的高级内涵。“生态”只是作为语言中介而把人类生活（科技、文化、历史等）与自然结合起来，人类社会先从自然这个母体中游离出，最终它将回归母体中。故在景观设计理念中，不应把“生态”当作某种可操作的目的（即“为生态而生态”），“生态”是种语言准则，它的作用是指导我们如何去跨越进化中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两者间的鸿沟。利用高科技向自然学习并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成为现在及未来生态意识的核心内涵。因此，钱学森院士提出的“建构山水园林城市”思想是很具有前瞻性的。
结语
基于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理论构筑的研究平台而产生的景观文本结构演化之路，一方面，它具有指导景观设计学发展方向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具有对设计理论评判的功能。“演化之路”的内涵有很大的可开发潜力，还有待我们去努力挖掘。景观文本演化之路，它启发我们去更全面地认识语言的性质，而后超越语言的束缚使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地结合。怎么去超越呢？如过囿于语言学范围中，那将无法突破。当前学术界正努力于跨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鸿沟。以前沿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去丈量语言学的范围，可引导景观设计学思维从语言学中跳出。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研究的深入，将引导景观设计学“摆脱了’主义’’学派’的历史纠缠，随着21世纪发生的原始性科学概念回归终又瞄准了它的真谛”的方向发展。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鸿沟别消解后，两者互相融合而不孤立存在，则预示着演化之路的“湮灭型”阶段将成为景观进化史上一个经过了动荡时期而迎来的崭新的稳定期。 注释：
[1] 分形（Fractal），指耗散系统在自身构造上存在层级的特征。每个层级都拥有完整的结构，层级与层级间的构造具有自相似性（Self-simicarity），分形结构的分叉点（Fulguration point）是层级与层级间过渡的枢纽。当系统内部秩序介于有序与无序之间即秩序处于混沌状态时，分形特征就显现了。理想情况下，一个有限分形结构拥有无穷层级。分形是自然界事物普遍存在特征，如大气中闪电的行进、树干的形态、云彩的轮廓、山脉的轮廓、水滴落在宣纸上形成的图形轮廓等都具有分形特征。描述分形结构空间维度的数学语言是“分维”而不是欧几里德几何中的整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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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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