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布局和坊里形态的新解

摘要:从城市形态的角度出发，从城市规模、城市肌理、街道尺度三个方面对唐长安和西方古代城市进行对比， 对唐长安进行了新的解读， 认为唐长安与西方古代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尺度差异。进而提出了唐坊里为小城镇的假说， 即: 唐坊里不是街廓， 而是一个个强制移民的小城镇; 唐坊里之间的大街不是现代意义的街道， 而是每个小城镇周边实行半军事管制的隔离带; 唐长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 而是近百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布局严整的、高度组织的小城镇群。并对此进行了定性定量的论证和分析。
ABSTRAC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ntrast in scale betwee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and ancient western cities ，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ity scale ， city contexture and the scale of streets in two different cultur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Chang’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form.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fangli (a typical basic unit of urban structure) in Tang Dynasty is not block similar to contemporary meaning ， it is actually small town of compulsory immigrants ， and the street between fangli is not street for traffic but a buffer for military isolation ， and therefore the whole city is not a single city but a cluster of small towns with rigid layout and hierarchies in agriculture societ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are used to prove this hypothesis.
在我国涉及城市历史的理论著述中， 隋唐长安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图1) 。其东西长9721m ， 南北长8651m ， 周长约36km ， 占地约8300ha ， 除皇城和宫城以外， 全城共分109 个坊里①。隋唐长安的规模之大， 不仅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史无前例， 在世界古代城市中也独占鳌头; 其中轴对称的规划布局、严整的坊里和道路系统， 对中国后世都城的规划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城市形态的分析上， 唐长安一直被归属于网格城市或棋盘型城市。在西方学者对网格城市的论述中， 唐长安往往与古希腊的城市(如米利都) 、古罗马的兵营(如提姆加德) 、欧洲中世纪的新城(如法国的维纶纽符—苏尔—洛特) 、北美的殖民城市( 如纽约、费城) 等相提并论。这些城市之所以采用了网格形态是有共同原因的: 它们都是为了适应各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移民要求，在传统城镇以外按照整体性的规划布局， 较快地进行建设、发展， 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而网格城市在城市结构和城市形态方面恰恰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和适宜性②。

1 　唐长安城市街廓与街道的尺度分析

西方学者在对东西方网格城市形态的比较中， 多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城市的骨架和结构上。凯文林奇(2001) 认为唐长安属于棋盘形状布局， 继承了中国古代城市模式的传统思想， 以创造和维持宗教和政治秩序为明确的目标; 斯帕罗考斯托夫( Kostof ， 1991) 则在《The CityShaped》一书中以唐长安为例，说明网格城市除了具有殖民、贸易、防御等功能的适应性外， 还能充分适应封建极权政治秩序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 这类研究在探索网格形态的结构共性和城市空间布局时， 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街廓与街道的尺度。如果我们把唐长安与西方各个时期典型的网格城市按同一比例并置， 其尺度差异的悬殊是令人震惊的(图2) ， 从中， 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差别。
　
唐长安坊里与西方古代网格城市在同一比例尺度下的比较A. 古希腊的米利都B. 古罗马的提姆加德C. 中世纪法国的米朗德城市规模: 古希腊米利都的城市规模约为100ha ， 大约相当于唐长安两个坊里的大小; 古罗马的提姆加德和中世纪法国的米朗德比唐长安最小的坊里(如:兴禄坊、殖业坊) 面积还要小。也就是说， 唐长安的一个坊里竟然已经达到了西方古代某些网格城市的规模。为了验证这一推测的普遍性， 笔者又查阅和估算了西方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网格城市的大小: 古希腊时期的普南( Priene ) 为40ha ， 奥林塔斯(Olynthus) 为40ha ， 帕埃斯图姆( Paestum) 为130ha③ ; 古罗马时期的佛罗伦萨( Florence)为22ha ， 都灵( Turin) 为47ha ，巴黎( Paris ) 为55ha ， 庞贝(Pompeii) 为60ha ， 伦敦(Lon2don) 为140ha ， 维也纳(Viena)为200ha ; ④中世纪的网格新城蒙帕济耶(Monpazier) 为7ha ， 维纶纽符—苏尔—洛特( Vil leneuve sur lot) 为10ha ， 艾格莫尔特(Aigues Mortes) 为17ha。而唐长安坊里的面积大小不一，但大致可分为30 ， 50 ， 80ha 三种级别。因此， 我们可以在原有推测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概括: 即唐长安的一个坊里与西方古代一个网格城市的规模大致相当。
城市肌理: 米利都中等大小的街廓大约为30 ?5m ， 提姆加德的典型街廓为20 ?2m ， 米朗德为51 ?1m ， 而唐长安的典型坊里(如延寿坊、光德坊) 尺度均在500 ?000m 以上， 其长宽两向均为西方网格城市街廓的10 倍到数十倍之多。西方网格城市街廓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其住宅用地的模数: 为保证每个住宅都有临街的开口， 街廓的短向一般不超过两个宅基地的进深; 而长向则长短不一， 取决于并列排布多少幢民宅( 图3) 。因此，西方网格城市街廓的短向尺寸总是相对固定的， 且尺度较小， 如古希腊为35m⑤ ， 古罗马为70～150m⑥ ， 中世纪鲜有短向超过100m 的街廓， 而近代美洲殖民城市为30～100m。其实， 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也有先例， 如元大都的街廓在短向上为70m ， 为三进四合院的一般进深。而唐长安的坊里在短向上平均的尺寸为530m ， 为西方古代与近代网格城市的4～15 倍， 也为中国元大都的7 倍。530m 的规划依据是什么? 它与宅基地有无模数关系? 这些都是另人疑惑的问题。
街道尺度: 米利都的街道平均为5～10m 宽， 提姆加德约为6～8m ， 米朗德为5～8m ， 而唐长安的主要大街全都大于100m ，次要大街( 除顺城街外) 均在40～70m 之间， 同样达到西方网格城市街道宽度的10 倍左右。
从图2 可以直观地看出， 唐长安的街道之宽， 足以并列2～3 个古希腊或古罗马的城市街区。唐长安坊里之间大街的主要功能是供“帝王出行”和“捕亡奸伪”。封闭的坊墙(以及御沟) 阻隔了街道与两侧用地活动的横向联系， 扼杀了街道的公共性; 在夜间， 则通过关闭坊门， 兵士巡逻等办法， 对街道实行宵禁和严格管制。在唐长安城40 ～70m 的次要大街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通往延平门和延兴门的东西大街， 宽度为55m。图4 为其剖面复原图。夯土坊墙只高出地面2m (如加上御沟则为4m) ， 着实低矮， 另人有些意外。唐长安宫前横街的宽度是该街的4 倍( 220m) ， 朱雀大街是其3 倍(155m) ， 其它大街宽度有134 、120 、108 、68 、67 、63 、59m等， 是其1～2 倍不等⑦。以图4为基准， 我们可以将其横向拉伸2～3 倍， 来想象其它大街的景观尺度。不难看出， 唐长安的许多大街无论是空间尺度， 还是使用性质， 都与现代人所指的“街道”概念(即西方城市的街道概念) ———为公众出行、集散、交流、活动提供服务的公共性通道， 大相径庭。这样的城市形态元素被称为“街道”， 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有牵强附会和误导之嫌。笔者认为， 真正意义的街道应该在每个坊里内部， 是那些一字型或十字型的、实测为15m 宽的生活性大街， 以及东西两市内16 ～ 18m 宽的商业街。与世界上任何古代城市的街道相比， 15 ～ 18m都是一个十分正常的尺度。综合上述分析比较， 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进行粗略的概括:即一个西方网格城市的街廓和街道在长宽各放大10 倍后，才达到了与唐长安坊里相当的尺度。在对此结果表示吃惊的同时， 我们一定会问: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长安在街廓上的超大尺度呢? 其实要解释这个现象并不难， 只要我们转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唐长安坊里即可。这个新的视角是: “唐坊里不是街廓， 而是一个个强制移民的小城镇; 唐坊里之间的大街不是现代意义的街道， 而是每个小城镇周边实行半军事管制的隔离带; 唐长安不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 而是近百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布局严整的、高度组织的小城镇群”。

上述观点同时也说明: 在中西方古代城市的比较研究中， 一直存在着尺度层面上的错位。过去， 我们一直拿西方城市的街廓来比唐代的小城镇， 拿西方城市的街道来比唐代城镇四周宽阔的隔离带， 结果在尺度上差10 倍，面积上差百倍， 当然不足为怪了。在古代城市建设史的研究中， 东西方学者普遍受到了一个错误前提的影响， 即“唐长安的坊里与西方古代和现代城市的街廓为同一概念， 只不过前者有坊墙， 而后者全开敞”。造成此误区的原因是城市历史研究者“纸上谈兵”的工作习惯。为了方便起见， 他们常常把不同大小的城市任意缩放成适合作著作插图的尺寸， 在忽略或省略比例尺的前提下， 进行总体布局上的讨论。于是， 唐长安与米利都、提姆加德、蒙帕济耶、纽约、华盛顿都统统沦为类似的大小， 唐长安坊里与西方网格城市的街廓也变得尺度相当; 再加上街廓与坊里的城墙都是单线表示， 两者之间就产生了可比性。实际上， 这种可比性完全忽略了城市形态尺度的界定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重要意义， 是一种不科学的主观臆断。


2 　关于“唐坊里为小城镇”假说的几个线索

规模尺度: 从春秋战国到清代， 中国县的建制数量和管辖范围一直比较稳定， 在1100 ～1800 个之间。县城在各朝代(元朝除外) 均占到全国府、州、县城市总数的80 %以上⑧ ， 是中国古代中小城镇的重要代表。两千年间， 县城的规模也没有明显变化， 一直是“三里之城”统“百里之地”。据考古发掘， 其周长约在4km 左右⑨ ， 面积多在100ha 上下lu。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辽宁兴城(64ha) ， 陕西的佳县( 75ha ) ， 山西的太古(157ha) ， 上海的奉贤( 50ha) 、南汇( 72ha ) ， 浙江的镇海(129ha) 等。这些县城大多是以发展缓慢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加上辖区变化不大， 因此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的规模。而唐长安的坊里恰恰在30～80ha 之间， 与古代中小县城的规模尺度是相当的。
同一比例下的比较
　

　 县城门外形成新的居住增形态布局: 中国古代以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镇， 往往呈方形， 每边开一门， 形成十字形(或丁字型) 大街。其道路系统分为街、巷两级。山西的大同、左云、右玉， 上海的奉贤， 甘肃天水的大城均是其中比较规则的典型。采用一字街的城镇规模一般比十字街的小， 尤其是在与一字街垂直的方向上尺度较小， 如宁夏的南关、陕西的榆林、山西右玉的杀虎堡等。我们可以发现: 由十字街或一字街构成的两种小城镇模式与唐长安的坊里形态恰恰是吻合的(图5) 。唐长安规模较大的坊里(50～80ha)为十字形方城， 规模较小的(25～35ha) 为一字形方城。这种形态上的一致性又为“坊里即小城镇”的假说提供了第二个依据。用地密度: 县城人口为多少? 有一种理论引《墨子杂守》中的“率万家而城方三里”， 认为是一万户， 约五万人。具有古汉语常识的人都知道， 古文中的“百、千、万”全都是虚数， 不可当真。就是具体数字， 如“三千”、“十二万”、“八十万”也不可信， 也往往带有夸大吹嘘之嫌， 不能作为独立考证的依据。如100ha 的方城之内果真居住五万人口， 其城市人均用地指标仅为20 m2 ， 密度高达每ha500 人。而现代城市的人均用地指标约为100m2 ， 广州市多层居住区的密度在每公顷500 人上下。由此可见， “一万户”绝对是一个大大夸张了的数字。有关“三里之城”的人口规模， 比较可信的理论是陈明达先生在1973 年《周代城市规划杂记》中所提出的观点。该文通过对居民编制、军事编制、受田制度的分别考证和相互印证， 得出“州”或“县”为2500 户， 每户5 口人， 平均每户占地约480 m2 lv 。而唐长安有109 个坊里， 考虑到城南里坊人口稀少的因素， 除去39 个坊， 还剩70 个坊， 长安、万年两县共8 万户lw， 平均每坊约1140 户， 也是每户5 口人lx。按绝大多数坊里为50ha 计算， 平均每户占地约440m2 ， 与中国古代县城每户480 m2的密度十分接近。使用活动: 在中国历代都城、府、州、县城中， 均有大量的城市居民为农业人口。《春秋公羊传》(公元前594 年) 曾记载: “民春夏出田， 秋冬入保城郭， ??五谷毕入， 民皆居宅??”。唐长安城南几排坊里“虽时有居者， 烟火不接， 耕垦种植、阡陌相连”ly， 也说明城市居民中有从事农业活动的现象。民国时期的扶风县， 在城内的南街、北街、西街， 大都居住着农民， 分别出南门、北门、西门去耕田。因此， 中国古代城市一直保持着“凡仕者近宫， 不仕与耕者近门， 工贾近市”的布局传统lz。其实， 这种城外耕田，城内居住的特点在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城镇中也十分普遍。它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一种防卫型城市结构。县城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城门口外形成新的居住增长点， 即关厢的雏形。其成因一方面是来自城镇人口的压力， 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交易和区位的便利性。上述两个特点表明: 在小城镇的城墙外面出现耕种或建房活动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图6) 。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曾提到: 由于唐长安街道过宽， 经常发生在道路上掘土筑屋、私自种植的事件; 在唐中叶以后还出现“起屋造舍， 侵占禁街”的现象， 政府不得不三令五申地加以禁止l{
。如果我们把每个坊里解读成个小县城， 那么， 在城外周边进行耕种或建房的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此外， 各坊门在早晚定时启闭， 夜间严禁出行， 并有军士在四周巡逻， 俨然是一种县城的管理模式。因此，与其说唐长安坊里之间的用地为街道， 不如说它们是县城周边实行半军事管制的隔离带更准确。如果说唐长安是由几十、乃

3 　“唐长安为小城镇集合”的形态

成因至上百个小城镇组成， 其规划构思和城市形态实属奇特， 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如何解释这种形态的成因呢? 由于长期实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 的政策， 中国古代城市一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 而是从农村派生出来的特殊地理空间。城市居民中含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这些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度日。这种生活方式并不需要、也不支持规模巨大的城市。然而， 为了巩固封建政治中心， 维护中央集权， 加强防御管理， 从周王城到唐长安，历代统治者均以建设规模庞大的都城为目标; 并实行“强本弱枝， 充实京城”的策略， 进行大范围的强制性移民， 削弱地方势力。这样自然就出现了城市规模与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矛盾。于是， 唐长安的规划者就采用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证建设大规模的都城， 又不破坏农业经济可以维系的小城镇形态， 这就是唐坊里———以小城镇为基本单元的， 高度组织、布局严整、环绕在皇宫周围的城镇集合。
平地新建都城和大规模强制性移民， 这两个措施是促成坊里制形态的重要前提。平地新建可以保证小城镇群的排列整齐划一。在大规模强制移民的过程中， “同乡聚居”是一种最为自发的社会现象和迁徙规律， 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很普遍。而坊里制这种小城镇集合的形态， 恰恰为“同乡聚居”的移民方式提供了城市结构上的载体。在此， 笔者推测， 来自全国各区县的移民， 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 是按人口原住地的不同， 以坊里为单位进行分配的; 在后续移民的过程中， 也是在原来分异的基础上， 按宗族和同乡原则逐渐填充各个坊里的。北魏洛阳在洛河以南曾建有四夷里， 专门用来归化远方的移民。《洛阳迦蓝记》中记载:“??道西有四里: 一曰归正，二曰归德， 三曰慕化， 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 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 ??北夷来降者处燕然馆， 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 赐宅慕化里，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虽然这段文字描述的是北魏洛阳， 比唐长安早了约100 年， 但它说明: 在坊里制都城中， 确实出现过以“同乡聚居”为原则的移民安置办法。对大规模的移民进行分片安置不仅在组织上合理高效， 而且阻力最小; 可以实现聚居点和小城镇的整体搬迁， 而不拆散原有的地缘宗族关系， 提高了移民的社会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原来的同乡同族搬迁后还是邻居， 仍以小城镇的尺度为管理单位， 便于推行民间互助、相互监督、编组赋税、弹压管治等措施， 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此外， 分区搬迁也为后续移民预留了用地空间。当然， 唐长安初期的移民是否采用了这种分片安置的办法， 还需要进一步的历史研究来考证。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古代城市就出现了闾里， 以什伍之制进行居民编组和严格管理。显然，闾里的雏形来自于小农经济的村落组织， 四周加设围墙， 形成了防御和管理单元。以闾里为单位形成的中国古代封建城市， 在形态本质上， 是一种“并屯”的概念， 是内聚式移民政策下的村镇集合。而坊里制发展到了隋唐长安， 在尺度上跃升至小城镇的集合， 可谓将闾里的概念推向了极至， 同时也预示了其逐步走向解体的命运。
总之， 笔者认为， 唐坊里是在经济水平落后、人口密度较低的农业社会中， 出现的一种强行并镇的做法。唐坊里是一种集中型、内聚式移民的城镇集合， 它与西方古代(古希腊、古罗马)及近代(拉美) 常见的分散型、外扩式殖民城市的建设思路刚好相反(图7a、7b) 。这也是造成中国封建城市的规模远比欧洲中世纪城市大的主要原因。可以说， 唐长安的宏大规模是一种政治性和政策性的产物;它与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之上的现代城市规模， 不是同一个概念。因此， 简单地比较唐长安与西方古代城市的大小是不科学的。实际上， 城市规模只是一种表象， 其背后蕴涵着更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成因。只有当我们深入到城市肌理的层面进行探查时， 才会触及到更复杂的形态结构， 也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把唐长安坊里解读为小城镇， 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推测坊里内部的城市形态及演变模式， 会有很大启发; 这个新视角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成因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注释(Notes)

①见董鉴泓主编，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 第35 页。
②古希腊称因人口外迁而建立的城市为colony ， 古罗马称因军事防御和移民而形成的城市为colonia ， 意思是to farm ， 即耕种和耕垦的意思;中世纪把封建领主为了防御、耕种和贸易而建的新城称为bastide ， 意思是to build ， 即兴建; 18 - 19 世纪相当数量的美洲城市的兴起， 也是为适应欧洲殖民和土地投机的需要; 因此， 可以认为网格城市格局较好地适应了历史各个时期具有移民特点的城市建设。
③笔者在估算古希腊城市面积时， 均以城墙为边界。故普南和奥林塔斯的面积中包含卫城。见L1 贝纳沃罗， 《世界城市史》， 第143 - 157页。
④见L1 贝纳沃罗， 《世界城市史》，第257 页。
⑤如: 普南为35 ?7m、奥林塔斯35?0m、帕埃斯图姆35 ?80m、阿格里托真35 ?00m。
⑥见L1 贝纳沃罗， 《世界城市史》，第256 页。
⑦唐长安各条街道的详细尺寸见傅熹年，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第一章， 隋大兴/ 唐长安平面分析图。
⑧见马正林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1998 年， 第3 章， 第63 - 69页， 中国县制城市在西汉末年为1587 个， 隋为1255 个， 唐开元年间为1533 个， 北宋为1816 个， 元为1127 个， 明为1138 个， 清约为1500 个。
⑨见马正林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1998 年， 第3 章《中国城市的城墙》， 第63 页和第70 页， 根据考古发掘， 春秋战国时代县级城邑、秦代县城、秦代以后的县城周长均在4km 左右。
lu 见马正林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1998 年， 第6 章《中国城市的规模》， 第153 - 157 页， 县城的面积在1km2 左右。lv 见《建筑史论文集》第14 辑， 陈明达， 《周代城市规划杂记》第61页。
lw由于作者是按坊里个数进行推算的， 因此城市道路、宫城面积、宫城人口均排除在外。按中国古代每户出兵役一人的比例计算， 唐长安有8～10 万兵士应属正常。但根据敦煌出土的唐代户籍资料来看(唐耕耦， 1981) ， 在役兵士是包含在各家户口的统计之中的。至于官府家人和僧道均占各坊之地而居， 有的甚至占到半坊或一坊之地， 没有理由不参加两县人口的统计。因此， 笔者认为8 万户是唐朝两县人口的真实反映， 不应该再额外加上兵士10 万人和官府僧道10 万人，这种算法有重复统计， 刻意夸大之嫌。
lx 在唐长安的城市人口研究中， 公认的户均人数是每户5 人， 而不是每户10 人。
ly见董鉴泓主编，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第41 页。
lz 见马正林编，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 1998 年， 第6 章《中国城市的规模》， 第167 页。
l{ 见董鉴泓主编，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第二版， 第41 页。
l| 见郭湖生， “论邺城制度”， 《建筑师》第95 期， 第58 -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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