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治病八法浅论

【关键词】 方剂；治疗八法

　　祖国医学的治法非常丰富，其中方剂是药物治疗的具体运用。早在《内经》就已提出了一整套治疗理论，指出“治病必求其本”。具体治法有正治法，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反治法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等，《内经》可称之为治病的法书，治则与治法至今仍是临床实践遵循的准则。东汉未年，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在《内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辩证论治体系，首次全面系统地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和消八法，成为后世医家组方用药的典范与基础，被尊为“方书之祖”，长期以来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并对中医药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代医家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清、吐、消、温和补八法尽之，”指出临床运用八法的关键在于明辨病机，才能“药无虚发，方必有功”。辩证与立法，立法与组方，组方与选药，环环相扣，紧密结合，正所谓“法随证立，方从法出，方以药成”，八法融会贯通，以方剂的具体形式运用于临床实践，从而收到桴鼓相应的效果。八法与方剂浅论如下。

　　1 汗法

　　汗法最早的理论根据乃《内经》“其在皮者，汗而发之” 及“体若燔炭，汗出而散”，主要是通过宣发肺气，调畅营卫，开泄肌腠等作用，使在肌表的外感六淫病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故凡病在肌表，恶寒发热，不论有汗无汗，都可分别选择与病机相应的药物配成方剂，使腠理开、肺气畅、营卫和、血脉通、遍身慹慹汗出，外邪随解。风寒初客于人，感重而体实者，汗之宜麻黄汤；感轻而体虚者，汗之宜轻香苏散。伤风出汗宜桂枝汤调和营卫，邪去表解，正汗出而邪汗自止。此外，如麻疹初起，疹不得出，或隐而不透，亦可用汗法表之，如宣毒发表汤，升麻葛根汤，竹叶柳蒡汤之类表而透之。水肿病腰以上肿甚，可以越婢汤发汗宣肺而消肿。疮疡初起，红肿疼痛而有寒热，以及痢疾、疽疫或其他病症而有寒热无汗时，都可运用汗法表邪治疗，如荆防败毒散之类。若正气虚，则需变更法则，如加减葳蕤汤滋阴发汗，丹溪穹归汤加表药治血虚外感，再造散助阳发汗，东垣补中汤加表药治气虚外感。挟寒者，麻黄附子细辛汤［1］温经发汗；挟热者，仲景麻黄石膏之例清凉发汗等，以求切合病机而达到预期的疗效。

　　2 吐法

　　《内经》云：“其高者，因而越之”，此乃吐法最早的理论依据，是通过宣壅开郁和涌吐的作用，使停留在咽喉、胸膈、胃脘等部位的痰涎、宿食，或有毒之物通过呕吐而出的治疗方法。故凡痰涎壅塞在咽喉，或痰饮蓄积在胸膈，或宿食停滞在胃脘，或误食毒物不久，停留在胃中未下，毒性尚未发作时，都可及时应用吐法使之涌吐而出。然而吐法劫邪外出的同时易损胃气，故仅用于实邪壅塞，病势急剧而体质壮实之病人。病人胸隔停痰，胃脘积食，非吐不除，可予瓜蒂散与桔红探盐汤，用指探喉中而出。治寒痰闭塞，晕厥昏沉者，用半夏、桔红浓煎和姜汁频灌，痰随药出而解；凤痰热闭之证则以牛黄丸灌之痰出而解［2］。因证用药，随药取吐，中病即止。

　　3 下法

　　《内经》云：“其下者，引而竭之”，又云：“中满者，泻之于内”，乃下法最早的理论根据。下者，攻也，攻其邪也。通过荡涤胃肠泻出肠中有形实邪，使停留在肠胃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积痰、停水有形实邪从下窍而出，同时使附于其间的无形之邪一并祛除。凡实邪在肠胃而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或大便虽行不畅而腹胀满痛等邪正俱实的病证均可使用。如仲景大承气汤必痞满燥实兼全者乃可用之。若仅痞满而未燥实者，只用泻心汤。痞满兼燥而未成实者只用小承气汤。燥实在下而痞满轻者，则用调味承气汤。由于病情有寒有热，病人有强有弱，病邪又有食、痰、血、水之别，故下法又有寒下如仲景承气汤，温下如大黄附子汤，润下如麻子仁丸，景岳济川煎，逐水如十枣汤、舟车丸，攻补兼施如吴瑭新加黄龙汤等的区别，分别用于不同病证的治疗。杂症中，大便不通之虚弱之人如老人、久病人、新产妇人，丹溪用四物，东垣用通幽汤［2］，均达到补虚祛邪的目的。

　　4 和法

　　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曰：“伤寒邪气在表者，必渍形以为汗。邪气在里者，必荡涤以为利。其于不外不内，半表半里，即百发汗之所宜，又非吐下之所对，是当和解则可矣。”此乃对和法作出比较明确的最早解释。再后清代戴北山在《广瘟疫论·和法》中云：“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大大扩充了和法的范畴，总之就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作用以祛除病邪的一种治法。凡邪在少阳、募原以及肝脾不和、肠胃寒热混杂、气血之间失调、营卫不相协调等所致的病证，都宜应用和法。近代临床常用的有和解少阳的小柴胡汤，调和肝脾的四逆散，调和肠胃的半夏泻心汤，透达募原的柴胡达原饮，平调上下的黄连汤等等。和之义则一，而和之法则变化无穷，以达到使半表半里之邪、寒热夹杂、虚实相兼、表里俱病、病邪深固不可峻功等一类病证通过和法而祛除，使机体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

　　5 温法

　　《内经》所云：“寒者热之”，“治寒以热”乃温法最早的理论根据之一。温法通过温中、祛寒、回阳、通络等作用，使寒邪去、阳气复、经络通、血脉和，用于脏腑经络寒邪为病的治疗方法。寒邪致病的成因有外感、内伤的不同，病变部位则有在中、在下、在脏、在腑与在经、在络的不同。寒客中焦以理中汤温中散寒；寒客下焦则以四逆汤回阳救逆［2］。脏腑受寒者则根据病情轻重不同而有温热之温如附子、姜、桂之辛辣之性；有温存之温如参、芪、归、芍之和平之性。经络受寒则当归四逆汤之类温经散寒。寒邪所以致病多与阳气不足有关，故温法常与补法中益气助阳之法合而用之。

　　6 清法

　　《内经》所云“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是清法最早的理论根据之一。清法是通过清泻气分，透营转气，凉血散血，苦寒解毒等作用，以清除在里的火热之邪而治疗里热的方法。温热病证的成因或由六淫之邪入里而成，或由饮食不洁、偏嗜而成，或由五志太过化火而成。火宜发之，火从内发，丹溪治以越鞠丸而开六郁；立斋治以逍遥散而调肝火。根据里热病证部位的不同，清法又有治热在气分的白虎汤，有治热在营血的清营汤、犀角地黄汤，以及气血两清的清瘟败毒饮，清热解毒的黄连解毒汤、普济消毒饮、凉膈散等；还有热在脏腑者分别有方清之，如导赤散清心火；龙胆泻肝汤泻肝胆实火；左金丸清肝泻火；泻白散清脾热；清胃散清胃凉血；泻黄散清脾胃实火；玉女煎治胃阴虚有热；白头翁汤治疗热痢；青蒿鳖甲汤清虚热；当归六黄汤治疗虚热盗汗等等。由于里热最易伤耗津液，壮火又多伤气，故清法中常需与生津、养阴或益气之法配合应用。

　　7 消法

　　《内经》云：“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乃是消法最早的理论根据之一。程氏云：“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消法通过消食导滞和消坚散结的作用，对气、血、痰、水、虫、食等积久而成的有形之结，渐消缓散而去的治法。虚实夹杂，唯有缓消渐散最宜。由于消法所治病证的成因不一，结之所在部位以及病之轻重均有不同，消法又有消食导滞法方如保和丸；消痞化徵法方如枳实消痞丸、鳖甲煎丸［3］；尚有消痰化饮、消疳杀虫、消疮散痛法等等。应用消法，贵在得法。治积聚徵瘕，又有初、中、末三法。初者，所积未坚，当先消之而后和之；中者，所积日久，正气必虚，治宜攻补兼施，消之软之。如薛立斋用归脾汤送下芦荟丸，程氏用五味异功散佐以和中丸，皆攻补并行中治之道。待块消及半，即从末治，不可攻击，但补其气、调其血、导其经，使营卫流通，其块自消。

　　8 补法

　　《内经》云：“虚则补之”，“损者益之”，又云：“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都是补法最早的理论根据。补法在临床治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前人就有“不能治其虚，安问其余”之论。既有峻补以济急，又有平补以缓调，更有补气（局方四君子汤、东垣补中益气汤），补血（局方四物汤），补阴（钱乙六味地黄丸），补阳（金匮肾气丸），气血双补（八珍汤），阴阳并补（龟鹿二仙胶），以及补心、补肝、补脾、补肺、补肾、双补、兼补、补母生子等多种方法。补法之用须分气血、辨寒热。补气四君子为基础，补血四物为基础；血热者补血行血以清之，血寒者温经养血以和之。要识开阖，知缓急。用药之机理，有补必有泻，如补中益气汤用参芪补气，必用陈皮开之；六味地黄丸用熟地滋阴，即用泽泻导之。缓急则指药有峻补、缓补、平补之分，还需分五脏、明根本。五脏均有正补之法，而脾肾两脏则为根本。正虚又有外邪时，需与其他祛邪之法配合使用，扶正与祛邪并行，如有补散并行者如参苏散；补中益气汤；有消补并行者如枳术丸、理中汤；有攻补并行者如泻心汤、硝石丸；有温补并行者如参附汤；有清补并行者如参连饮、人参白虎汤等，才能合辙。
　　
　　上述八法基本概括了临证常用治法的内容，只是吐法较少应用。历代医家各随其学术流派不同，在总结归纳治法方面见仁见智，也不一致。但究其内容，都与八法仿佛，正如《医学心悟》所云：“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病变虽多，而法归于一”。临证中总不离辩证论治的法则，证变治亦变，随证用药。正如施今墨先生所强调的“有是证用是药，不应以医生个人所好和习惯，成为所谓的经方派、时方派、温补派、寒凉派”，证治方药当博采众方，师古而不泥古，方能真正成为一名医术精湛之当代良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