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课程管理权的变革——对语文课程改革的一项社会学考察

论文关键词:权力;课程改革;现代知识观;后现代知识观
　　论文摘要:课程管理权的变革是课程改革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课程管理权涉及课程的设里权、课程内容的选择权、课程的组织权以及课程的评价权等一系列问题。当代课程改革中这些权力的变革无不与知识观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现代知识观时现代知识观的挑战构成了其中这些权力演变的重要理论基拙。从知识观演变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当前语文课程管理权的变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门类，语文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而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轨迹也与人们的知识观息息相关。其中现代知识观与后现代知识观对语文教学改革影响极其巨大。
　　一、两种知识观的比较
　　近代知识观呈现出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普遍性等特征。建立在上述特征基础上的近代知识观念呈现出强烈的独断性和专断性。
　　1.客观性、中立化的知识观念排除了认识主体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地位。真理成为了一种单纯的符合论，只有与外在客观本质相符合的认识才能被视作真理。无疑，这种知识观念假定了一个超验本质领域的存在，它是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这样真理的获得无非是一种镜式的反映过程。
　　绝对主义真理观念必然导致专断主义和精英主义意识。客观化的真理观念要求真理的“发现者”祛除掉价值关切，以完全中立化的立场来客观地认识世界，发现现象背后的本质。然而，芸芸众生却难以摆脱自身的一己私利和偏见。这样，真理的掌握大权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社会少数精英身上。精英主义的真理意识排斥了普通民众对真理的分有权利。在绝对主义真理观念之下，现实社会分化成为全知的圣人与无知的民众之分。在此，具有嘲讽意味的事情出现了:主张客观性、中立化的绝对主义真理观却受到了权力等级话语的无情浸染。也正因为绝对主义真理观念的虚伪性，后结构主义者福柯认为知识是与权力控制分不开的。亦即“任何时期的·知识型’同时就是权力机制”。基于现代知识观的客观性、中立性、确定性、普遍性等特征，后现代知识观明确提出反价值中立性、反本质主义、反唯科学主义原则。
　　2、后现代主义认为科学是与利益、权力密切相关的，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格里芬认为，社会对科学造成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指出:“科学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则认为，科学与权力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科学亦施行权力，权力亦能产生知识。“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些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科学和权力相互交织，所谓的科学价值中立只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事情。
　　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知识观力图建构一种总体性的知识，但这种努力有近乎痴情妄想。它认为，外在世界处于一种破碎的状态，“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客体支离破碎的时代，那些构筑世界的砖块业已土崩瓦解……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曾经一度存在过的原始总体性，也不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有一种终极总体性在等待着我们”。不仅如此，主体也在经历着一个碎裂过程，没有任何恒久的、稳定的东西存在，一切都是短暂的。这表明，试图依靠被肢解的主体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寻求内在本质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的失败。
　　这样，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观看来，没有什么西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绝对的权威。所谓的权威、圣贤都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而已。在当代课程改革中，这种知识观反映得异常明显。通过课程选择权与评价权的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内部隐含着的知识观的变革。
　　二、课程选择权:由“封闭”到“开放”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学校课程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进人到课程当中去，这是因为，课程是知识中的精华部分，进人课程的知识必须经过一定的选择和过滤，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一定标准的知识才能进人到课程体系当中去。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最有价值?不同的知识观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就导致了课程选择标准的差异性。
　　课程选择问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开来的:(1}谁拥有课程选择的权力?(2)课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3)课程的选择范围有多大?遵循上述思路，我们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次语文课程改革进行追问:(1)语文课程的设置主体有什么变化?(2)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向度有什么变化?
　　(一)课程设置主体:由“国家垄断”格局，转为多层次共同开发课程的新模式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国家在语文课程的制定中扮演的是主导性角色。1985年前，我国基础课程教材建设，基本上采用的是国家统一管理的单一模式，全国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这种全国上下“大一统”的局面尽管有利于国家对教育的控制，但很难适应各个地区的差异，造成了实际教学中的很多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在原国家教委1992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安排课程”和竺地方安排课程”，实现了建国以来课程管理政策的较大突破。但地方安排课程的比例依然很小，留给各地管理课程的余地还不大。以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中课程计划》为例，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家课程”达9 458课时，占总课时(10 162课时)的93.1%，“地方安排课时”只有704课时，仅占总课时的6. 9%，而学校安排课程则完全没有。也就是说，尽管80年代以后，国家对课程设置的权限有所放松，但是地方与学校的参与仍然是微乎其微的，国家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教育部颁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教基[2001]17号)中，对课程管理的“国家主导”模式进行了较大改动，而是突出强调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并且明确规定了各级管理者的任务，即教育部主要负责总体规划基础教育课程，地方则拟订国家课程的实施计划，规划地方课程，而学校则获得了明确的课程开发的权利:“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我们可以看出，这次的语文课程改革非常注重打破语文课程设置的一元化，赋予了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及管理的权力，力图让多种力量参与其中，以求设计出符合教育实际的语文课程。
　　文课程改革的这些举措表明，地方和学校正在由课程设置的“象征性主体”转向“参与性主体”，语文课程的设置正在由“完全国家课程”走向“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共存的格局。当然，在课程设置的三个主体之间的权力不是同等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必须符合国家的宏观课程政策。
　　(二)课程内容选择:从单一的“学科向度”到学科、社会、人本的“多元向度”
　　传统语文教学内容的选择非常注重“双基”，即语文基础知识与语文基础能力，在选择向度上极其关注语文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及逻辑顺序，并严格按照语文的知识体系编排教材。这种“学科向度”的选择方式的结果是，语文教材内容严格遵从学科逻辑系统，从而呈现高度的稳定性。这样做的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语文教材漠视社会的发展变化，漠视学生的兴趣爱好，以至于本来应该丰富多彩的语文课程变成了语文知识的组合，学生对语文学习毫无热情。
　　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力图改变语文课程这种只面向学科自身的封闭状态，恢复语文课程的人文色彩，面向不断发展的社会，面向学生个人价值的提升。在教材的选文方面，新课程标准强调:
　　教材内容安排应避免烦琐化，简化头绪，突出重点，加强整合，注重情感态度、知识能力之间的联系，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选文要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可见，这次语文课程改革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向度上也有多元化的趋势，即力图避免完全的“学科向度”，而要兼顾“社会向度”与“人文向度”，既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语文知识，又要促使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提升自己的整体素养。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次语文课程改革，语文课程的设置主体、选择向度、选择范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呈现出一种一致性:它们都在由一种“封闭”的特征转向“开放”，即开放课程的设置主体，开放课程的选择向度，开放课程的选择范围。
　　语文课程的选择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由“封闭”到“开放”的态势，这可以从知识观向度加以阐释。从知识观角度而言，传统语文课程选择的“封闭”特征是与现代科学主义知识观对“绝对真理”的推崇分不开的。绝对主义知识观具有精英主义气质，它剥夺了普通民众对真理的分有权。绝对主义的真理观反映到国家对课程的选择上，便表现为，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才是某一个知识领域的权威人物，才可能接受国家的委托制定课程。而真正的教育实施者和接受者，教师与学生对于课程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他们必须绝对地相信课程的制定者，相信课本的知识就是本学科的精华，是最客观的、最有用的知识。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知识在教学大纲以及教材面前是绝对微不足道的，是不应当进人到课程中去的。
　　后现代知识观对这种所谓的“专家知识”提出了质疑:是否专家的知识就意味着绝对的真理?在后现代知识观这里，“真理”的客观性并不存在，它所看到的是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真理只是一种话语上的霸权而已。传统知识观以“真理”的名义把知识进行了分等:最具有客观性的、可证实的自然知识在知识王国中具有最高的地位，而那些难以达到客观性的、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的知识则是没有科学价值的，或者是次级的知识。现代知识观的这种认识直接导致了课程设计中的专家霸权，导致了对生活世界和社会真实的遗忘。不管愿意接受与否，在实践当中，原有的课程设计方式在事实上压制了差异性，漠视了知识的分立性和个人性存在。
　　这样，课程内容应当是开放的，整合的，变革的，没有固定的、不可逾越的框架与结论，没有谁应当包揽课程的制定，也没有谁能够为课程内容设置一个固定的选择尺度。赋予地方、学校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权利，也有助于使课程更加符合各地的实际情况。而课程内容选择向度和选择范围的扩大，也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多向度”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语文课程标准对传统语文课程的改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课程组织权:由“紧密”到“松散”
　　所谓课程组织，即选入课程的知识以何种方式加以组织和实施。在传统的课程改革中，人们关注更多的往往是对内容的改革，而很少把目光投向课程的组织问题。但是，近年来，随着新教育社会学派等的崛起，人们逐渐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而在本次语文课程改革当中，也十分注意在课程知识的组织方面进行改革。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陈述。这种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组织重心由“微观”走向“宏观”
　　原有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详尽而又细致的规定，并且对教师执行教学内容的过程也有严格的控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甚至对每个年级的教学篇目、课文的中心思想都有明确的“规定”。教师在教学中更多R的是“被动执行”，甚至，在“应试教育”盛行的背景下，教师必须对教学大纲具有绝对的“忠诚”，因为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与考试是息息相关的。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 　　与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的新标准在对课程组织的控制上要明显宽松许多，课程标准的重点是对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因此，对教材的编写、教师教学和学业评价的影响是间接的、指导性的、弹性的，给教材、教学与评价的选择余地和灵活空间都很大。从课程标准的内容上看，它所着力的部分主要是从“课程理念”与“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的宏观角度展开阐述，而很少就细小的类目进行规定。这样一来，学校与教师在课程设置和实施中的权力明显增大了。这也是语文课程所推行的“三级课程”的基本精神的反映，即要改变国家对语文课程的绝对主导地位，而让学校、教师等多种主体参与进来。
　　(二)打破学科本位，提倡学科之间的开放性
　　在过去的课程组织组织中，是以“分科课程”为基本理念的。它强调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一门学科的逻辑体系的完整性。分科课程有助于突出教学的逻辑性和连续性，有助于组织教学和评价，但是，“分科课程容易导致轻视学生的需要、经验和生活，容易导致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容易导致将学科与学科之间割裂，从而限制了学生的视野。束缚了学生思维的广度”。为了改变这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学科之间缺乏整合的现象，新课程标准非常注重在保留语文学科特色的基础上，使语文课程向其他学科开放。
　　应拓宽语文学习和运用的领域，注重跨学科的学习和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课程标准强调综合性学习，“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为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提倡跨领域学习，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这些表述表明，语文课程标准已经对过去的完全学科本位的课程设计有了完整的认识，因而比较注意强调语文学科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以培养学生完整的语文能力。

　　(三)注重生活化和实践性，首次提出“语文课程资源”的概念
　　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是围绕一本语文教材而展开，语文课程的实施也主要是在课堂中进行，在充满权威性的教材面前，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教材之外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课程的组织几乎从未将它们考虑在内。但是，在语文课程新标准中提出了“课程资源”这一概念。“‘课程资源’是指形成课程的要素来源以及实施课程的必要而直接的条件”。应该说，这个概念的提出大大扩大了课程的外延。新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意识”的强调也是显而易见的:
　　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等等，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等也都可以成为语文课程的资源。
　　“课程资源”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课程组织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日常生活知识和语文学科知识的界限正在趋于模糊或融合之中。这样，生活知识的地位得到了认可，大大丰富了语文学习的空间。这些现象表明，对语文知识进行严密区分与组织的理念已经被淘汰，课程组织呈现出由“严密”转向“宽松”的趋势。新课程标准已经认识到，传统语文课程的“科学化”倾向正是语文课程不受欢迎的原因，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显然，只有在生活世界当中，语文课程才能找回自己的价值。
　　四、课程评价权:从“一元”到“多元”
　　由于现代知识观确立了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中立性，排斥非理性在认识中的合法地位，使得评价出现了一元化、单向度的特点，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不到张扬，内在的丰富情感得不到理直气壮的表现，这也正是传统教育被斥为“应试教育”备受谴责的深层原因之一。本次新课程改革的一个重点是革除传统教学评价的这些弊端，并明确提出要建立旨在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既保留了传统评价理念的一些要素，同时也将后现代评价观的合理要素融人了其中，体现出了二者相结合的特色。概括地说，新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体现了教学评价的下列走向:
　　1，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传统教育评价中，“评价内容仍然过多倚重学科知识，特别是课本上的知识，而忽视了实践能力、心理素质以及情绪、态度和习惯等综合素质的考察”。这表明新课程改革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工具理性主义泛滥给教育评价所带来的危害，因此，明确指出，评价既要关注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要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使学生在情感世界和认知世界内获得同步发展。
　　2，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评价要“注重过程，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实现评价重心的转移”。终结性评价面对的是学生的“过去”，关注的是结果，只求学生能提供问题的答案，而对学生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答案漠不关心，“学生获得答案的思考与推理、假设的形成以及如何应用证据等，都被摈弃在评价的视野之外”。因此，新课程的评价更为关注学生求知与探索的过程，要求教师深人了解学生的发展，帮助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探索精神，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3、教师评价、家长评价与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新课程要求打破被评价者的被动地位，并倾听来自多方面的声音，建立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和专家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评价制度，以多渠道的反馈信息促进被评价者的发展。这样，在评价学生的发展上，各个评价主体都有发言权，既保证了评价的全面性，同时也有利于被评价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改进。
　　4、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关注学生的差异性。与一切以数字为标准的量化评价方式相比，质性评价是开放的、描述性的，它要求从学生在日常行为中的表现来考察学生的进步，更适合考察学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以及情感态度的变化，因此，新课程提出，“要将量化评价方法与质性评价方法相结合，适应综合评价的需要，丰富评价与考试的方法，如成长记录袋、学习日记、情景测验、行为观察和开放性考试等”。因此，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是新课程改革的一大趋势。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后现代知识观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传统课程管理权的思考和批判，也正是后现代知识观为我们提供了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路。无论是作为教育理论研究者，还是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都为此而感到欣喜，因为课程管理权的上述变革也为解决语文教育的沉病迈出了宝贵的一步。它昭示了我们对学生本位的重新思考，昭示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我们期待着课程改革能为新世纪的教育改革带来新气象。 免费论文下载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