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建筑论文，本研究以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建筑人类学视角切入，对建筑学科关注的聚落空间形态和人类学探索的聚落文化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不仅考察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呈现，更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1.1.1研究缘起
1.1.1.1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背景
乡村作为我国传统农业文明、乡风文明等文化根基的源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进入爆发期。乡村文化振新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一直备受关注，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更是提出了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精神保障的重要指示[1]，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它的繁荣兴盛也是体现乡村振兴战略成果实施的重要标志，不仅要延续、重塑乡村空间之“形”，更要守护、传承乡村文化之“魂”。而在2022年4月，中央发布《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中提出了“文化引领、产业带动”的基本原则[2]，可以看出，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对于乡村文化的关注不仅有利于延续乡村物质空间环境的地域文化特征，同时有利于引导挖掘环境文化资源。在乡村的提质、有序、渐进、可持续发展策略中，需要立足于乡村文化，配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乡土文化的还原、乡村生态的修复以及乡村活力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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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研究背景
在2012年下达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强调要：“加大力度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同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评审会上，专家们选取了聚落、建筑、和非遗这3个因素，作为入选传统村落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清华大学的教授罗德胤提出，面对繁琐庞大的村落数量，首要是要建立传统村落的谱系，而建立谱系的第一要素是“文化的重要性”[3]，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传统村落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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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主要概念分析
1.2.1客家
客家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客家，汉语广东方言称之为“Hakka”，有“客而家焉”或者“客户”的意思，是汉族的支系。开启客家源流研究先河的罗香林先生认为客家民系是中原汉人在西晋至明清的一千年间，由于躲避战乱、外族入侵、人口膨胀、社会矛盾激化等历史原因前后经历五次南迁而形成。部分学者将客家人界定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以及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4]。客家并非地缘群体的概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方言、习俗、精神、自觉意识等文化传统、且由于社会动荡而散居各地的特殊社会群体。
1.2.2聚落
聚落（settlement）的产生来源于人类的聚居。“聚落”一词在文献中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书·沟洫志》中：“一年而所居成聚”，“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其中“聚”指聚集，“落”在传统观念当中有开始和定居的含义（《尔雅·释诂》：“落，始也”）。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聚落不仅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由社会群体组成的生活领域，还是社会关系和生活形态载体[5]。从建筑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聚落”通常指物质空间环境，就其构成要素而言不仅是建筑的集合，更与山体、河流、农田、植被构成有机整体：“一个聚落的组成，包含了人工的营造物，及其之间的内部空间，以及它的外围经过改造的自然环境”[6]。由此看来聚落是人类社会环境和物质空间环境形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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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基础理论分析
2.1建筑人类学理论概述
2.1.1建筑人类学相关理论
建筑学与人类学的渊源，始于对建筑起源的探讨，从维特鲁威（Vitruvius）到洛吉耶(Laugier)，从卢梭（Rousseau）到海德格尔（Heidegger），建筑学家们试图通过起源说建构建筑的权威，而对建筑的“原始”形式的追溯则启发了人类学者关于人类社会肇始的探讨，建筑学与人类学关联的产生来源于对事物起因的溯源。“建筑形式成为十九世纪人类学界最重要的分析对象之一，研究成果奠定了学科的重要基础[48]”。在建筑学领域，对于中国乡土聚落与民居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有一种共识，即将聚落与建筑视为充满文化意义的生活环境，对他们的认识必须结合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宗教信仰等文化要素。因此，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关注是建筑学科研究开展的基本前提。在不断拓展理论视野，充分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的背景下，人类学和建筑学发现了，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和行为模式的关注，是二者研究内容中彼此相关的目标。
在建筑学对乡土聚落和建筑背后隐性的主导因素进行关注时，文化人类学就成为了对这一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外缘学科之一。现代主义对于建筑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遭受到质疑，对于建筑的研究不再拘泥于功能至上的视角，而是转向建筑空间承载意义的探讨[49]。建筑学界开始借助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乡土性、地域性建筑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行探讨。其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的两大学派，一个是以理性逻辑为主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派，另一个是以主观感知为主的现象学人类学派。前者影响了建筑符号学，后者影响了建筑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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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聚落空间形态的理论概述
2.2.1聚落空间形态相关理论
2.2.1.1考古学的聚落空间形态研究
考古学界关于聚落形态的研究，较为经典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40年代的《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这份田野调查报告根据所考古公元前遗址的发展时序和区位，发掘出有明显演化过程的聚落群，以此重现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文化结构，最后采用比较法与秘鲁其他地区的遗址进行对比。这一研究象征着美国考古学跨入新时代，其作者戈登·R·威利（Gordon R.Willey）指出，聚落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遍的文化需求，从而为考古文化的功能阐释提供了策略的起点[69]。可以看出威利的研究意图，即利用聚落模式来研究过去特定社会的功能和结构。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将社会关系视为聚落形态研究的重要元素，将聚落考古学定义为“在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内来做考古资料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步骤：（1）整理聚落基元；（2）基元在共时性阶段的连接方式；（3）各历时聚落基元的顺序排列；（4）聚落资料与其他资料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其中基元指在有特定意涵的时空范围内存在的物质实体[70]。这一研究方法的最终目的不单是了解过去房屋的具体结构，而是通过研究聚落形态来探究人们的组织和社会结构。通过研究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并分析导致这些变化的背景和原因，研究当时社会状况和演变[71]。
考古学界代表性的研究有建立在具体区域系统调查上的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通过观察和了解欧洲地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以及文明国家起源等重大历史转折在聚落形态上的呈现，从而追溯社会复杂化的具体轨迹[72]。还有从个体聚落空间形态、聚落群体研究和聚落群聚形态研究的分层视角对聚落形态特征和演化历程进行疏理和探查的《渭河上游仰韶文化聚落形态研究》，揭示了仰韶文化从早期到晚期聚落形态的变化及其内在的发展背景[73]。或者是以具有显著地位的中心聚落为研究对象的姜寨遗址聚落形态研究，总结了聚落形态演变规律和内在动因[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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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君子垌客家聚落空间形态研究....................................53
3.1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概况................................53
3.2文化要素影响下的传统聚落整体空间形态....................55
第四章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演变.....................125
4.1历时性维度的考察范围.................................125
4.2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演变分析..............................125
第五章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研究..................................140
5.1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现状困境.............................141
5.1.1精神文化方面的困境........................................141
5.1.2社会经济方面的困境...........................141
第五章建筑人类学视角下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研究
5.1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现状困境
5.1.1精神文化方面的困境
建筑论文参考
在中国传统社会阶段，传统聚落中乡民与土地呈现出稳定的依附关系，聚落中的文化结构也相对稳定。经历了集体制、改革开放等社会结构变革历程，伴随城镇化和市场化建设的全力推进，传统聚落面临了相当大的冲击，乡民们逐渐解除了土地的束缚，认识了外部世界的繁华。在此过程中，城市文明成了被追捧、夸耀的对象，乡土文明却逐渐被否定、遗弃，聚落中传统文化的根基逐渐被撬动。
宗族作为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中存在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广的社会组织，宗族功能和宗族意识在近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教育、观念的濡化中逐渐萎缩和弱化，现有的宗族活动成为文化躯壳，也逐渐出现了载体缺失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主导下，传统聚落的物质空间不断扩张，但聚落乡民的精神空间却不断收缩，缺乏文化自觉的传统聚落也逐渐失去了经济、文化、情感凝聚的动力。君子垌的乡民在传统情感的消逝中无法充分意识到传统聚落的价值，部分乡民甚至不认为、不知道自己的居所是传统客家民居，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认同的缺失也成为传统聚落保护和更新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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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1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君子垌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建筑人类学视角切入，对建筑学科关注的聚落空间形态和人类学探索的聚落文化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不仅考察了聚落空间形态的呈现，更注重二者的互动关系。在多次实地调研和大量历史文化资料研析归纳的基础上，解析了聚落文化系统和聚落空间形态的关联，对比了不同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结论：
（1）本文通过研究建筑人类学和聚落空间形态相关理论成果，分析相关实践案例，总结出该理论和策略的可借鉴之处。为了解析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及空间系统，采用分层的方法将聚落文化系统划分为物质文化层、精神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四个文化层，将聚落空间形态划分为整体空间形态、外部空间形态、内部空间形态三个层次。结合以上二者构成要素建立关联性分析，推导出对于聚落空间形态产生的支配作用主要来源于生态文化、生计模式、社会变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文化要素；而聚落空间形态作为载体，支配作用主要体现在边界、公共空间组织、以及建筑秩序等载体形式上。根据上述关系，构建出基于建筑人类学的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研究方法。
（2）根据建筑人类学的客家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研究方法，结合文化系统和空间形态的不同层次进行分析。在聚落整体空间形态层面，结合生态文化、营建手段、制约机制对其整体空间的选址、发展、适应路径进行考察，从中提炼出当地客家乡民在山地开发过程中形成的聚落空间营建智慧，表现为珍视土地资源，有机梳理、聚集水资源、有序扩张建设。在聚落外部空间形态层面，结合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分析了乡族空间、宗族空间以及生产设施分布的特征，总结了不同社会群体通过合作和竞争整合物质空间的方法，以及客家民系的土地开发模式。在聚落内部空间形态层面，结合社会制度、社会变迁、风俗习惯、精神崇拜等文化要素，对民居建筑形制、空间结构、生活空间、装饰装修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客家民居的经济适用性，结合时代需求的可持续性，满足人各项活动需求的综合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