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问题，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涵盖广泛、博大精深，虽然本文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系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解析，但难免有不完善之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仍为本人今后重要的研究方向。
1.导论
1.1问题的提出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逐年攀升，并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面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以及新兴市场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双重挑战，制造业需尽快突破技术瓶颈，实现从“量的累积”向“质的提高”的转型升级。然而，仅靠市场化方式无法突破制造业的技术瓶颈，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制造业的革命性技术创新均来自于政府扶持与激励（叶祥松、刘敬，2020）①。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中维持霸权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政府大力扶持本土制造业前沿技术创新，同时反对其它国家对制造业科技活动的政府干预（Wade，2017）②。因此，政府政策引导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机制是什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制造业供给质量现状如何？有何差异化表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提升、以及如何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以上问题现有研究仍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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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背景与意义
1.2.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建成门类齐全的制造业部门体系，我国是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2000年至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39570亿元增长至372575亿元，我国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既往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使得一些制造业领域产能持续扩张，比如粗钢、煤炭等行业。当经济减速，需求下降时，将导致企业生产线减少，甚至陷入停工状态，造成产能浪费等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面临持续下滑的趋势，且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立足点在于自主技术创新，这就要求基于现有基础，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在政策引导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道路。为缓解产能过剩矛盾与促进创新驱动战略，党中央于2015年11月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引导，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突破制造业的技术瓶颈，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是适应当下经济形势的必然选择。从国内看，中国已从一个负担重、底子薄的弱势经济体，逐步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掩盖了大量的结构性矛盾，面临“三期叠加”①。从以前主流的经济学观点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反映的是需求不足，但拉动需求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都呈现边际效用递减，因此解决结构性矛盾与突破技术性瓶颈的关键应在供给侧。从国际看，外贸形势严峻，中国制造业贸易占GDP的比重，先是经历了从1990年32.16%至2006年64.49%的迅速上升过程，而后随着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在“逆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制造业贸易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64.49%降到2018年的33.87%。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大形势下，外贸问题实际上是参与全球生产链条而日趋显现出来的供给侧问题。传统外贸增长方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以适应甚至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形势，才能更好的应对挑战。这就要求必须从供给侧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将“逆全球化”与经济下行的压力，转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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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概念与基础理论
2.1相关概念
2.1.1供给侧与需求侧
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经济运行中最基本的关系，供需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但实际上供给与需求常常处于不均衡状态，需要国家层面从供给侧或需求侧进行宏观调控，因此，供给侧与需求侧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需求侧以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为主，供给侧以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五大要素”为主。
（1）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演化
伴随经济形势的变化，供需政策也不断切换，虽然“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提法只是在进入新时代才提出”①，但其实建国初期供给短缺下的计划经济采取的就是供给侧管理，只是建国初期的供给侧管理以供给数量为主，在短缺经济背景下，计划经济管理与保障供给侧数量是当时经济调控的主要方针；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变阶段，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以需求侧为主，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需求刺激力度加大，宏观调控侧重经济增长与效率提升；进入新时代，长期需求刺激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且需求侧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2015年底党中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②，通过供给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实现经济提质升级与满足人民需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五年之后，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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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基础理论
西方供给学派强调减税政策，而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②。供需平衡不仅仅是数量的平衡，更重要的是经济运行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层面的平衡。
2.2.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供需平衡与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论述
供需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供需失衡将导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是导致供需失衡以及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也存在生产过剩的供需矛盾问题，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经济危机不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供需矛盾更多的是以结构性特征表现出来，并以结构均衡与生产关系调整的方式予以解决。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结构视角，认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既要满足总量平衡，也要满足结构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通过打破既有利益关系并构建新的利益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并坚持“以人为本”，遵循质量法则，生产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需要。
（1）从经济危机理论来看资本主义供需失衡矛盾
第一，关于两点论与重点论辩证统一的供需分析方法论。供给与需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决供需矛盾，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视角，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渊源与方法论，有利于我们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探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本质规律。
在分析供需关系的问题上，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对供需关系基于流通与市场的总量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对供需问题进行了深刻认识，认为供给与需求之间并非独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关系，“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须，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①。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四环节的辩证统一原理中。在辩证统一的关系中，重点在供给侧，供给起着决定性作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供给，因此可以认为供给决定需求，占首要地位。生产决定消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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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58
3.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造业供给质量界定...........................58
3.1.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解析.........................58
3.2.2制造业供给质量的界定与多维特征.............................69
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历程与制造业供给质量测度评价.........................109
4.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进阶段.......................109
4.1.1时代背景.............................109
4.1.2破除障碍阶段........................118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基于双重差分的政策效应检验....138
5.1研究设计......................................138
5.1.1研究假设...............................138
5.1.2方法与模型设定...............................140
7.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7.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仍面临的现实难题与制约因素
从时间维度来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制造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从产量维度来看，从2000年至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39570亿元增长至372575亿元③，我国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前列；从产业链维度来看，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产业链的国家。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出现下滑趋势，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受阻等现实难题。
7.1.1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南北差距扩大
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Bong-Soo Lee et al.（2012）④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则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扶持中西部经济发展的战略实施，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差距有所缓解。但是，“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起中国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①。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
南北方地区的划分通常以秦岭—淮河为界，以南为南方地区，包括江苏、福建、湖北、湖南、重庆、浙江、上海、安徽、四川、云南、广西、广东、贵州、江西、海南、西藏1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北为北方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北、河南、新疆、内蒙古1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如图7-1，整体而言2015年之前我国北方地区人均GDP大于南方地区人均GDP，但2015年之后南方地区人均GDP持续上升，而北方地区则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税收情况来看，北方地区贡献率仅19.7%，而南方地区贡献率超过80%②。南北地区差距拉大逐步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也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现实难题。
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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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与展望
8.1主要结论
基于前文分析，提出如下五点主要结论：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大致可分为“规制类”与“鼓励类”，两类政策均能够引导制造企业创新性行为选择，进而推动制造业供给质量的多维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过程演化为两个政策阶段，且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征，前期“基础版”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中涉及较多“规制类”政策，带有显著的“负面清单”调控特征，而后期以动力培育为主的“升级版”改革，更多的推动了“鼓励类”政策的实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类型的政策激励与引导，能够促使企业趋向最优行为选择。但改革过程中存在由企业的利益诉求导致的行为偏差与转型迟滞效应，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激励方式的不断调整与优化，企业最终将实现创新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与质量提升。
第二，从内部生产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两种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选择来看，制造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引导下，将经历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权衡与决策过程。在企业内部生产条件下，通过生产函数构建与分析，虽然维持原有技术水平的投资驱动可短期提升财富量，但随着改革政策的推进，要素禀赋与要素价格的变化，倒逼企业做出创新性行为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开放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模型，进一步探讨全球价值链嵌入下的再生产战略升级路径，结论显示靠技术引进的规模扩张战略将使社会再生产陷入技术依赖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带动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发展战略由规模扩张向技术赶超升级，进而改变生产资料与消费品供给模式，并打通工资率与生产率二者间的传递机制，以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