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学位论文：谈按需施教原则在中央苏区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由硕士毕业论文中心，硕士论文组整理提供，本文阐述了谈按需施教原则在中央苏区教育工作中的运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是我党在已经局部执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开展的，具有明确的教育方针，建立了完善的教育领导机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苏区教育最显着的特点，在于办学宗旨明确，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按需施教、因材施教的原则。苏区教育的开展，不仅直接配合、促进了当时的革命战争，而且大大提高了我党、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斗争素质，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在教育方针上体现按需施教原则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１］从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我们可以看出，苏区所开展的教育工作，是针对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从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战略高度来开展的，充分体现了苏区教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从总方针的各项原则来看：首先，教育要为革命战争的需要服务。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不断围剿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没有革命战争的胜利，苏区就不能生存和发展，教育工作也就失去了载体和意义。在革命武装和反革命武装的较量中，革命武装依靠的不是武器装备的精良和优势，而是革命者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提高。没有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就不会有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革命队伍总是把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教育工作从确定教育方针，到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都尽可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力量。通过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许多干部和官兵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大大地提高了干部队伍和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力推动了苏区的发展和建设。
其次，教育要为社会解放的需要服务。总方针提出文化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就是为广大劳苦群众摆脱压迫与剥削，由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服务，实质上就是为社会解放服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劳苦群众由社会的被奴役者转变为社会的主人，成为根据地的主人，进而成为全中国的主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2］几千年来，反动统治阶级给广大劳苦群众戴上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枷锁，为了打破这种枷锁，特别是封建思想、宗教迷信和国民党教育思想造成的精神枷锁，苏区通过各种有效斗争，特别是教育工作，充分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社会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教育要为生产劳动的需要服务。在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既是受教育的主体，又是生产劳动的主体，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央苏区教育与旧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区别，它结束了旧中国几千年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的旧历史，开辟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新阶段。同时，广大劳苦群众也有接受教育的需求，教育使苏区由于贯彻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上逐步接近起来。这种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
二、在教育管理上体现按需施教原则为加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给教育事业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中央苏区建立了符合苏区特色、自上而下、机构完善的教育管理体制，保证了苏区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1.根据教育管理的需要，建立和健全各级教育行政组织。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以前，各省、县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文化教育部门。1931年1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专门设立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作为全国根据地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教育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分设了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编审局、巡视委员会等办事机构。同时还下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和《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行政纲要》），对省、市、县、区教育部（科）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机构设置、干部编制、干部职责、干部任免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2.根据分级负责的需要，划分管理权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教育行政纲要》中规定：教育部在教育方针及政策上领导全国学校教育（普通教育）及社会教育。各级教育部除直接指导所办学校外，必须负责协助或领导各种社会教育及一般文化革命运动的团体。［3］初高级列宁小学以区立为原则，短期职业中学和小学教员的假期训练班以县主为原则，短期师范、初级师范以省主为原则。社会教育组织和文化团体也由各级教育部负责领导和开展工作。
3.根据全社会参与管理的需要，建立各级教育委员会，调动社会团体力量参与教育管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省县区市各级教育部之下，均设教育委员会。各级教育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普通教育科长、社会教育科长、编审出版科长、共产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代表，政府机关报主笔、当地学校的校长一人至二人，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及所在地的下级教育部长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4］各级教育委员会建立后，各方面都有代表参加教育委员会，任务明确，分工协作，群策群力，有利于克服工作中的困难，把教育管理工作开展得更好。
4.根据政令统一的需要，实行教育立法。为了发展苏维埃的教育事业，各根据地的党和苏维埃政府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发布了有关的训令、指示和其他的教育文件。1934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把过去制订和颁布的一部分文件汇集起来，定为《苏维埃教育法规》并公开颁布，要求各地贯彻、实施。其中有教育行政纲要、小学课程教则大纲、小学管理法大纲、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等25个文件。这不仅提高了苏维埃教育事业管理的水平，而且开创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立法的先河，为此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开展积累了经验。
5.根据对教育工作进行督促检查的需要，建立巡视和报告制度。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专门设立巡视委员会，各级教育部设一定数量的巡视员，选派教育工作经验丰富、有一定威望的同志担任，到所属各地巡视，全面了解教育情况，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除巡视制度外，还自下而上建立工作报告制度，《教育行政纲要》要求：各级教育部向上报告工作，每月一次报告整个的工作，对于某些特别重要的问题，还须随时报告；但调查统计及学期总结，只在每学期终报告。3个月不报告，尤其是不做学期总结报告，以故意消极怠工论。［5］巡视报告制度对了解教学情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体现按需施教原则中央苏区党的教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使之适应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才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根据革命战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不同需要，创办了多类型、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学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在干部教育方面，创办了各类干部院校，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列宁师范学校、红色医务学校、红色通讯学校、红军步兵学校和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开展了识字运动，创办了夜校、半日校、识字班、识字组、识字牌、读报组、俱乐部等遍及乡村和城镇的各种教学载体，还开展了识字竞赛等活动；在普通教育方面，普遍发展了列宁初级小学、列宁高级小学、劳动小学等。总的说来，苏区革命战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办什么样的学校；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就着重培养哪方面的人才；急需的先办，不急需的后办，一时不能办的就缓办。在学制上，根据工作需要，弹性很大，有的需要长期培养，学制较长，有的短期速成，还有的采用夜校等形式，不占用工作时间，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
2.根据中央苏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坚持以实施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为核心，在教学内容上，把政治教育摆在首位，以适应苏区革命和建设需要为出发点，做到教育内容少而精；在军事、文化教育上，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原则，建立了全新的、体系完整的教育教学内容。在党内，主要是教育党员认清革命形势，明确斗争目标，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奋斗；在红军内，主要是教育官兵贯彻党中央精神，加强红军自身教育，提高部队官兵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在革命群众中，主要是进行阶级和阶级革命教育，进行土地革命教育，进行识字教育，动员他们积极投身革命，帮助和踊跃参加红军。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教学民主和以启发式为核心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上政治课的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10项教授法集中反映了中央苏区教学方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中央苏区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是中央苏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
3.根据革命斗争特点的需要，创造出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苏区发展教育没有条条框框，而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采用对路灵活的形式开展教学，加速人才的培养。如在教育过程中，有的采取固定地点教学，有的采用流动教学；可以全日学，也可以半日学，还可以夜校学；可以在课堂里学，也可以在校外学，灶头床边、田头地边都可以成为教学场所。特别是识字教育，采取的方式更多样。1930年，徐特立在兴国调查时，总结了识字教育的经验，指出：参加生产和参加革命工作的都应当利用空闲的时间读书，识字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吃饭的，同睡觉的，同工作的人，从二人到五人，编成一小组，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就是利用工作人员教工作人员，战斗员教战斗员，群众教群众。老公教老婆。［6］后来总结成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7］的以民教民的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中央苏区教育创造的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把办学形式与教育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了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在为教育自身发展服务上体现按需施教原则根据教育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央苏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教育工作服务，抓好自身建设，提升教员队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苏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1.根据教育者先受教育的需要，切实抓好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教育。中央苏区教育发展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教师，建立一支革命的教师队伍是中央苏区教育发展的关键。在1932年2月至8月半年的时间里，临时中央政府有四次常委会讨论创办师范教育的问题，可见当时对培养工农教师的重视与紧迫性。中央苏区从中央到地方都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有高级列宁师范学校、初级列宁师范学校和短期列宁师范学校，形成了由中央、省、县办的多层次和多规格的师范教育体系。中央苏区还开办了很多培训班，在苏区管辖下的江西、福建省，1933年寒假（即1934年初）就开办了小学教员训练班60个。广昌县1932年8月开办列宁师范训练班，集中全县100多人学习了两个月，充实和加强了全县小学教员队伍。苏区还积极改造利用旧知识分子为中央苏区教育服务。1929年，红四军党部在《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布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适当的工作。［8］临时中央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征求专门技术人才启事》，广泛征集人才。如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军医处长陈厚仪，在参加宁都起义加入革命队伍后，就担任了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增强了苏区的师资力量。
根据艰苦的现实条件需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勤俭办学的道路。中央苏区从建立伊始就处在战争与动荡环境中，赣南、闽西等又都是地贫民穷、文化教育落后的地区，缺少教育经费，缺乏文化教育用品，条件十分艰苦。中央苏区在建立与发展教育过程中，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种种困难，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勤俭办学的道路。1931年到1933年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中，提出文化教育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办学，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进行普及教育和扫盲教育，学习内容从实际出发，采用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的学习方法，这为根据地的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苏区教育还面临物资匮乏的问题，必须把有限的物资资源用在开展教育最需要的地方，这一切都依靠群众和师生自己动手来解决。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校舍，都是干部和学生自己建造的；小学的校舍不少是破旧的祠堂或庙宇，有的就在农家院子里上课。教室里没有桌椅，有的学员从家里自带，有的就席地而坐；没有粉笔和黑板，就用木炭在地上画，用树枝在地上写。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学员顽强学习，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依靠群众办学、勤俭办学是中央苏区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伟大创举，结束了过去教育被少数反动统治阶级垄断的历史，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发展，使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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