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开题报告
目 录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本文研究框架
五、写作提纲
六、本文研究进展
七、目前已经阅读的文献
一、选题背景
随着国际分工日益深入和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形式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86到1996年间，美国、英国、日本等8个发达国家，韩国、巴西、墨西哥等3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3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值提高明显，分别由54.69，45.24和40.20上升至65.33，56.21和54.80。产业内贸易指数提高的同时，伴随着产业间贸易的减少。产业内贸易正逐渐取代产业间贸易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这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而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韩之间产业结构差异逐渐缩小，导致两国双边贸易特征发生变化，除整体规模不断扩大外，制造业贸易增长强劲，已占据中韩货物贸易的绝大份额。同时，两国的产业内贸易，尤其是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也大幅提升。秦燈群和金哲松（2005)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中韩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测算，得出了中韩贸易的主要形式为产业内贸易。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韩国开始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了中国与韩国双边贸易的重要贸易模式，而制造业在其中又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产业内贸易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VIIT)与水平型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ntra-industry Trade，HIIT)。具体到中韩制造业的各细分行业究竟是垂直产业内贸易，还是水平产业内贸易，本文将进入深入的探讨。此外，大部分研究发现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主要包括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和一体化程度、产品差异化、规模经济、国际直接投资和市场结构等。张宏和丛静（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本文将在己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两国具体情况选取多个因素，就其对两国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文的总目标是确定两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它通过以下具体目标来实现：(1)运用G-L指数法对中韩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计算分析。(2)选取制造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并运用GHM分析法对其产业内贸易结构进行计算分析，确定其产业内贸易的类型。(3)选取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规模经济(IS)、技术进步(TP)、贸易开放度(0P)、贸易失衡度(TB)五个因素实证分析其对两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程度(GL指数)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韩产业结构差异逐步缩小，产业内贸易对于中韩两国贸易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产业内贸易已经成为促进中韩双边贸易发展最直接的、最有力的牵引力，而在所有产业中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尤为突出。通过G-L指数法和GHM分析法确定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和贸易结构，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宄对于我们了解两国间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动趋势、分工模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差异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将为推进中国与韩国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和中韩两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指导。
三、本文研究涉及的主要理论
1975年，格鲁贝尔和劳埃德(Grubel和Lloyd)出版了《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的理论及测度》一书，在书中，他们不但从理论上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宄，还提出了被学者广泛应用的Gmbel-Lloyd产业内贸易测算指数(G-L指数)。此外他们还指出，对于同一产业应该分同质产品和非同质产品两种情况进行分析。由此引出了后来对水平性产业内贸易(Horizontal IIT,简称HIIT)和垂直性产业内贸易(Vertical IIT，简称VIIT)的分类。随后，阿奎诺（Aquino，1978)认为，G-L指数法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完全消除贸易失衡带来的计量误差。它只考虑了总的贸易顺差或逆差对计算的影响，没有考虑到每一个产业的顺差或逆差对总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的不同。为此，他提出了 “阿奎诺矫正指数”。但是，阿奎诺矫正指数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韩国学者李准晔、金洪起（2002)在研究中韩产业内贸易时，考虑到中韩两国存在的贸易不平衡可能造成G-L指数向下偏倚的现象，对G-L指数进行了调整，在分母中减去了贸易不均衡量，并以此来计算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得出了相对较满意的结果。杜莉(2006)用G-L指数、修正后的G-L指数及Aquino指数对中美高技术产品进行了测算，发现中美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他们没有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界定做出明确的说明和测算。王云飞(2005)在运用调整后的G-L指数法对中国与14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的同时，采用了 Greenaway(1995)提出的利用进出口单位价格比来区分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方法来界定中国与各国的产业内贸易结构，方法简单实用。通过测算得出：中国目前以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为主，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较低。崔曰明和陈付愉(2008)在对中日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宄时，采用了更为详细的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并对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G-L指数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出整个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但是他未能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可能存在的贸易不平衡现象，也未能对产业内贸易结构做出深入的研究，只是通过G-L指数来界定垂直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缺乏一定的可信度。李季(2010)在对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时，同样釆用修正后的G-L指数对两国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冯塔里、弗洛依登贝格和佩里第(FontagnS，Freudenberg & Peridy, 1997)的方法为划分标准，将中韩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划分为垂直型产内贸易(HIIT)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VIIT)，同时对其进行了测算，并得出中韩机电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且其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而中国在这种垂直型产业内贸易体系中整体居于贸易劣势地位。
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一般可以分为国家特征因素和产业特征因素两类。其中国家特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GDP、贸易成本、资源禀赋等，产业特征因素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以及市场结构等。有关规模经济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得出的结论却有所差别。Kmgman(1979)与Lancaster(1980)在其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型研究中，强调了市场规模与产业内贸易的正相关关系。Flay和Kierzkows-ki(1987)将需求因素加进其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模型后，也认为市场规模会促进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赵志刚(2003)在对中国产业内贸易确定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发现，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与市场规模差异和人均收入等因素有关，其它解释变量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通常不太明显。陈双喜、王嘉（2010)，李嵌、王孟孟、黄庆波(2013)分比对中日和中澳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研究时发现，规模经济对两国产业内贸易影响较大。而徐规讳（2001)通过时间序列对中国整体产业内贸易发展进行回归分析后，认为规模经济对中国产业内贸易影响不大，说明中国的许多企业可能还没达到规模经济收益递增阶段。同样，马剑飞、朱红嘉和许罗丹(2002)在研究中国产业内贸易时，发现产品多样化与产业内贸易正相关，规模经济因素对中国产业内贸易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他们在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未经修正过的，这样就可能因为存在贸易不平衡而产生偏差。关于FDI对产业内贸易影响的文献也有很多。Fukao K，Ishido H和Ito K (2003)通过建立包括FDI在内的模型研究了东亚区内垂直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同时还用电子机械产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证明了他们关于跨国公司海外生产与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密切相关、直接投资对差异化产品产业内贸易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的假说。KhaUfali(:i995)利用1986-1990年东盟国家间贸易数据，分析了东盟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间产业内贸易起到了较强地促进作用。侈家栋、刘钩霆(2006),赵放、李季(2010)研究得出，中日产业内贸易以制成品贸易为主，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日本对华FDI促进了中日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周茂荣、吕婕(2010),赵放、李季(2011)测算了中美产业内贸易旳G-L指数，研究发现中美产业内贸易以垂直型为主，中国处于劣势地位，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是这一模式的基础，FDI和跨国公司促进了两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张宏、丛静（2006)指出，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促进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张婧(2012)在对中韩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研究时发现，FDI对其影响显著且是负向作用。
四、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框架
（一）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共分五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主要对论题所要研究的问题和意义进行了说明，并对相关产业内贸易文献进行了综述，说明了本文与己有文献的差异。第二章，产业内贸易理论概述。对产业内贸易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叙述了产业内贸易的分类及形成机制。第三章，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现状及效应分析。在叙述近年来中韩制造业贸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G-L指数和调整的G-L指数测算制造业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并选取多个制造业产品运用GHM指数确定其产业内贸易的结构类型，最后对测算结果和产业内贸易的效应进行分析。第四章，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本章分析了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规模经济(IS)、技术进步(TP)、贸易开放度(OP)、贸易不平衡程度(TB)等因素对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计量模型，选取相应的指标实证检验这些因素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影响。第五章，结论和建议。在前几章研宄的基础上，本章对中韩产业内贸易的类型及其与影响因素的关系给出了结论，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政策建议。在本章的结尾，笔者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二）本文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框架可简单表示为：（略）
五、写作提纲
致谢 5-6
摘要 6-7
ABSTRACT 7-8
1 引言 11-18
1.1 研究问题和意义 11-12
1.1.1 研究问题 11-12
1.1.2 目标和意义 12
1.2 文献综述 12-16
1.3 研究方法 16-17
1.4 论文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17-18
2 产业内贸易理论概述 18-22
2.1 产业内贸易概念界定 18
2.2 产业内贸易的形成机制 18-22
2.2.1 产品异质论 19-20
2.2.2 规模经济论 20
2.2.3 需求相似论 20
2.2.4 产品生命周期论 20-22
3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及效应分析 22-36
3.1 中韩制造业贸易发展状况 22-25
3.1.1 中韩双边贸易变动情况 22-23
3.1.2 中韩制造业贸易变动情况 23-25
3.2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测算 25-33
3.2.1 产业内贸易的测算方法 25-27
3.2.2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测算 27-31
3.2.3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类型测算 31-33
3.3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效应分析 33-36
3.3.1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对我国的正面效应 33-35
3.3.2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对我国的负面效应 35-36
4 中韩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6-43
4.1 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确定 36-38
4.1.1 外商直接投资 36-37
4.1.2 规模经济 37
4.1.3 技术进步 37
4.1.4 贸易开放度 37-38
4.1.5 贸易失衡 38
4.2 模型构建和变量含义 38-39
4.3 模型估计和检验 39-43
4.3.1 单位根检验 39-40
4.3.2 模型估计 40
4.3.3 残差检验 40-41
4.3.4 实证研究结果解释 41-43
5 结论和建议 43-49
5.1 主要结论 43
5.2 政策建议 43-47
5.2.1 大力引进水平一体化直接投资 44-45
5.2.2 大力培育规模经济 45-46
5.2.3 积极发展对韩出口,缩小对韩贸易逆差 46-47
5.2.4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47
5.3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47-49
参考文献 49-52
六、本文研究进展(略)
七、目前已经阅读的主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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