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通过对美国三家主流媒体伊核协议相关推文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发现，东方主义的表述仍然是美国新闻媒体关于伊朗的话语中的一个一贯特征。特别是将伊朗人描述为非理性的、具有威胁性的和不可信任的，频繁地出现在样本中。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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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核能源开发活动最早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伊朗核计划被中止，但在1980-88年两伊战争最后几个月又被恢复，并秘密持续到21世纪初。伊朗领导人宣称他们的核计划是和平的(Zarif, 2006)，但西方拒绝相信这种说法。尽管美国情报部门于 2007 年 11 月宣布伊朗已于 2003 年停止其核军事计划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US), 2007)，但布什政府仍将伊朗与朝鲜和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统治时期）一起，称为“邪恶轴心”。这是美国决策中心、媒体和公众舆论将伊朗作为“核恐怖”国家的一个重要例子，并开始将其描述为一个研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随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实施了严厉的制裁。伊朗领导人称安理会的介入是恶意的、非法的，并指责以美国为首施加的国际制裁，声称其暂停伊朗的铀浓缩活动是一种政治企图，目的是让伊朗在科技上保持落后，剥夺其在《核不扩散条约》下的权利(Chubin, 2010)，并且要改变伊朗的政权。经过长期的谈判，伊朗于2013年11月24日在日内瓦与“P5+1”（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与德国）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或《日内瓦临时协议》（Geneva Interim Agreement，又称伊核协议），伊朗同意冻结其核计划，但只是暂时和部分冻结。作为四十多年来伊朗和美国之间最重要的协议，伊核协议本可以将伊朗和西方在该地区的新合作变为可能，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打击ISIS的合作。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胜利，他称该协议为“可怕的、片面的”核协议，并退出了该协议，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决裂，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的经济制裁”(Devenport, 2021)。伊朗核问题也因此一直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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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对象
社交媒体网站愈趋成为人们接触和了解新闻和时事信息的地方。据统计，59%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从社交媒体上获得新闻，其中25%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在推特上获得新闻，但这些用户中有59%经常在该网站上获取新闻(Shearer & Mitchell, 2021)。与使用Facebook和YouTube的用户使用比例相比，虽然报告使用推特的美国人较少，但如果我们把新闻用户看作是一个网站整体用户群的一部分，那么有些网站即使受众总数相对较少，也会因更“新闻”而脱颖而出(Gallup & Knight Foudation, 2018)。因此推特成为了互联网时代，受众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平台，是现代新闻流通模式的核心。
由于每条推特只允许140个字符，用户必须发送简短、精练的信息，其中还可以包含故事、图片和视频的链接。但是考虑到新闻推特推文的来源依旧是以文字为主的新闻文章，因此本研究选择推特的文字内容作为主要的编码分析对象。
本文以美国三家主流媒体的推特推文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媒体报道可以包括图片、口头、书面和视频形式，但本文以CNN、美联社、以及华尔街日报三家媒体官方推特账号的推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三家媒体在内容方向上分别代表了左、中、右翼的政治倾向以及意识形态。
根据盖洛普和奈特基金会(Gallup & Knight Foudation)（2018）的调查，这三个新闻机构享有盛名（只有10%的美国公众不熟悉美联社，7%的人不熟悉CNN，16%的人不熟悉华尔街日报）(Gallup & Knight Foudation, 2018)，并且有不同的声誉。美联社在事实性和中立性方面的评价最高，而其他两个来源被认为更偏向于保守派（华尔街日报）和自由派（CNN）的观点(Gallup & Knight Foudati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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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表明，“兴趣、传播者、来源和文化产生了理解世界的一致方式”(Reese et al., 2001)。框架分析研究了事件和问题是如何呈现的，并提出了它们是如何被理解的。框架决定了什么是问题，什么造就了问题(Entman, 1993)。框架确定了一个情况的原因，对其进行评估，并提出补救措施。框架强调问题的一些属性，并提出了某些判断和决定(Berinsky & Kinder, 2006)。Entman(1993)将框架定义为选择一个能被感知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并使它们在交流的文本中更加突出。他将“使某一信息对受众来说更引人注目，更有意义，或更容易记住”这一特性定义为“显著性”。就文本而言，显著性可以体现在信息的位置、重复或与文化中熟悉符号的结合。Reese(2001)提到，显著性不一定是由重复造成的，而是由主导文化及其根深蒂固的成分造成的，有时最重要的框架“不是最频繁的”。此外，不仅说的是什么，而且排除的是什么也应该被看作是框架中的一个要素(Claes H. De Vreese, 2001)；框架不仅通过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变得突出，而且通过遮蔽其他部分而发挥作用(Entman, 1993)。
Gamson 和 Modigliani (1989)将框架称为“中心组织思想”，它指出什么是相关的或不相关的，并揭露了整体问题。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框架应该被看作是新闻媒体从业者和他们的消息来源之间互动的结果，以使受众了解问题。虽然框架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框架对受众有影响(Entman, 1990)，但Entman(1993)认为，框架可以决定受众是否将一个问题视为问题。框架赋予某些信息以显著性，因此可能将注意力从故事的其他方面引开。文本中的主导框架更有可能被受众记住，因此，它们可以影响社会和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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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东方主义
Edward Said(2007)提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向东方一步步入侵”。这种方法即“东方学”，在这门学科中，东方指南欧以东和东南方向的国家，这些国家被西方学者系统地进逼；“东方学”也指可用于谈论东方的“梦幻、形象和词语的组合”。东方主义将世界分为“我们”，即开明的西方，与“他们”，即未开化和危险的东方人。“一边是西方人，另一边则是东方人（阿拉伯人）；前者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后者却没有这些优点。”(萨义德, 2007)。
Said(2007)指出，每一种文化中自我身份的建构都需要存在“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东方”作为西方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异国的、危险的、神秘的他者，从而勾勒出西方的正面形象；“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
东方主义的二元分法将东方与西方定义为专制与民主，非理性与理性，不值得信任与值得信任(Baldwin et al., 2014)。Said(2007)认为，生活在东方的东方人被视为“过着悠闲自在的东方生活，沉迷于东方的专制和纵欲之中，具有根深蒂固的东方宿命感”。东方专制主义被定义为一种接近暴政的政府形式，其中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Minuti, 2012)。然而，与暴政不同，东方专制主义下的人们被动地或不由自主地接受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合法的。非理性的主题将东方人认定为神秘的、难以被逻辑理解的。东方人被视为 “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萨义德, 2007)。
Kumar (2010)指出，东方学家认为西方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而东方，特别是伊斯兰世界被认为是静态的、野蛮的、专制的。基于西方对东方的优越性，东方“需要西方的干预来带来进步的变化”。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充当着基督教西方恐惧的对立面”，从而加剧了这种状况(萨义德, 2007)。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出现石油短缺，以及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朗崛起时，伊斯兰教也成为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负面词汇(Said, 200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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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美国主流媒体相关报道推文现状............................... 13
3.1．推文数量及频率—各方报道的数量起伏趋势大致类似............ 13
3.2．推文主题——不同立场及倾向决定事实选择.................... 15
3.3．推文信源——三家媒体不同的消息来源主体.................... 17
第四章．东方主义框架分析............................. 25
4.1．美国的敌人VS美国的朋友........................... 25
4.2．非理性的伊朗人与特朗普VS理性的核协议维护者............... 30
4.3．不值得信任的伊朗与特朗普.................................. 32
第五章．话语分析................................... 38
5.1．文本视角——三家媒体报道的主要策略........................ 38
5.2．语境视角：被隐藏的伊斯兰教................................ 40
第六章 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
6.1 成为目标的特朗普——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
我们经常会讲美国媒体是在美国政府三大权力系统之外,所独立的“第四权利”,具有相当大的监管功能,不过在实际中却并没有如此。从传统媒体时期到现在的互联网传播时期,美国媒体始终处在政策和利益群体的阴影下,不能逃脱管制,也不能充分发挥监管和批评政策的权力,使得政策和利益集团与传媒之间构成共生关系。
由于媒体在美国宪法中拥有独立权，并且媒体也一直被外界视为监督政界的批评者，所以政界一直使用隐秘的方式来影响、操纵媒体。政府和国会与大型的利益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媒体通常处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控制之下，利益集团成为媒体和政界之间的纽带，政界从而可以间接影响媒体。为寻求发展，媒体选择迎合政府部门或是在国会的政客,并利用一手消息来源以换取自己的政治优势。政界人物也希望影响舆情、争取民心,把白宫和议会的独家消息给媒体。双方互相利用，形成共生关系。
这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指引了美国媒体在新闻报道的方向，让报道带有更浓重的政治色彩，CNN、美联社、华尔街日报对特朗普政府对不同的报道框架，表现出媒体与自己站队的党派团体步调一致，则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共生关系。
而美国自从2016年的总统大选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呈现政治极化的倾向。而两大党派的支持者的政策和主张明显符合政治极化的倾向，双方越走越远。“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政治阵营内部越来越同质化，同时，两者之间越来越异质化。”(赵梅, 2018)。其背后原因有两点：1、在程序共识上，美国本土的民主程序与社会阶级矛盾存在现实断层；2、在基本共识上，传统建制派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然不适应当今的美国社会，但又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整合性理论(Sartori, 1987)。而在美国政治界，不同政见产生的冲突进一步动摇了程序共识和基本共识。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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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
通过对美国三家主流媒体伊核协议相关推文的比较研究，本研究发现，东方主义的表述仍然是美国新闻媒体关于伊朗的话语中的一个一贯特征。特别是将伊朗人描述为非理性的、具有威胁性的和不可信任的，频繁地出现在样本中。这些本质化的描述在美国关于伊朗的话语中由来已久，它们在样本中不断重复出现，证明了其强大的持久性。这种描述通过将伊朗人构建成一系列静态的本质，加强了美国人和伊朗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在前人研究中与这些刻板印象都有不同程度联系的伊斯兰教，却在报道中被隐藏了起来。伊朗最高领袖对核武器的宗教禁令被媒体有意忽略，而其不妥协的形象被大肆报道，再次加深了对伊朗人的负面印象。
而在三家媒体不同的报道策略，则展现出了美国政治社会的极化以及割裂。华尔街日报一直将伊朗作为框架的主要对象，始终将伊朗作为主要威胁，宣传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在CNN、以及美联社的报道中，尤其是在特朗普时期，伊朗成为报道的“背景”，相关报道成为了用来抨击特朗普以及共和党的工具。虽然CNN和美联社有部分框架对伊朗展现出了正面评价，但都是伊朗作出了符合美国利益的行动之后。
美国自称所谓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监督者，其基于自由贸易全球化的规则，但却无视伊朗和平发展核能的声明，频繁打压制裁伊朗，并用以人权等话语进行掩盖。而伊朗进行反抗以及对这种不公正的反抗，则被美国视为威胁，并不断通过媒体将伊朗和伊朗人的行为进行妖魔化，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三家媒体对伊朗的报道的框架背后，是美国实行霸权主义的事实。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