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博士论文，笔者认为在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征税能力提升的背景下，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企业名义税率，以更好的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据Bird and Zolt（2008）和余莎等（2015）的研究，由于缺乏足够的征税能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通常会设定更高的名义税率，以更好的保证政府财政收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与推广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着生产效率的提升。其中，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在宏观上改变着整体的征管环境，在微观上作用于企业的经营决策、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Gordon and Li, 2009; Li et al., 2020）。尽管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普遍认为，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能有效提高税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获取与监管能力、提升征管效率，进而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Casaburi and Troiano, 2016; 唐博和张凌枫，2019；樊勇和李昊楠，2020）。但总体而言，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估。以Bird and Zolt（2008）为代表的学者更是强调，在一国税制未能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技术的进步相反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普遍存在“名义税率高、逃税规模大”的客观事实（Burgess and Stern, 1993），在名义税率维持稳定、税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征管技术进步对逃税空间的大幅压缩会带来实际税负的上升，进而可能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税收征管技术进步的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估其经济效应，以期为一国税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经验证据和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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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税收信息化系统的构建，将现代信息技术广泛用于税收征管，改进税收征管技术（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事实上，“金税工程”作为中国税务机关征管技术的集中体现，在经历了“金税一期”、“金税二期”和“金税三期”的升级改造后，政府征税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Li et al., 2020）。特别是近年来，面对涉税信息日益扩张、征管对象日趋复杂、各税种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情况，税务部门及时推出“金税三期”工程，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总体上实现了“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个系统”的战略目标1，有利于税务机关跨地区、跨行业跟踪、记录纳税人的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行为，立体化呈现纳税企业的涉税信息2，极大地提高了对涉税信息的监管能力。同时，相比于“金税一期”和“金税二期”工程而言，“金税三期”不再局限于对增值税的征收管理，实现了对所有税种的覆盖，有利于税务机关更为全面地掌握涉税信息。可以说，“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最大化的推进了中国税收征管技术现代化的进程（李万甫，2017；李艳等，2020）。而正是基于我国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征税能力大幅提升的现实背景，探讨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有助于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以更好的推动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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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框架与内容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提出建议”的总体思路进行研究，整体的研究框架如图1-3所示。首先，本文介绍中国税收征管技术进步的大背景，特别是“金税三期”工程对政府征税能力的提升作用。同时，简单介绍“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同期，企业国内投资、对外投资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本文的研究主线；其次，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找出已有研究中的局限与不足，进而明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再者，文章将进行相应的作用机理分析，厘清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压缩企业逃税空间、影响实际税负的理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税负冲击影响企业国内投资、对外投资的作用机制；进一步的，文章还将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对企业实际税负、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影响；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同时文章还将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拓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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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税收征管与企业实际税负
税收征管是公共经济学中需要重点讨论的学术命题之一（Chen, 2017）。一国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不仅直接关系政府财力的保障情况，更决定着亿万市场主体的实际税收负担（Besley and Persson, 2013）。已有研究表明，税务机关的征税努力和征税能力是制约税收征管效率提升的两大核心因素，前者与税收征管中的制度设计息息相关，后者与税务机关的征税工具、征税手段紧密关联（Xing and Zhang, 2018）。在实践中，中央政府通过税收分成、转移支付等制度来激励地方税务部门提高征税努力，通过信息平台构建、征管技术改进等方式来提升税务机关的征税能力（田彬彬和范子英，2016）。特别是在“涉税信息日益扩张、征管对象日趋复杂、各税种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今天，税收征管技术在提升征税能力、改进征管效率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li et al., 2015; Fan et al., 2018; 张克中等，2020），这也必将在微观上影响企业的实际税负。因此，本节首先总体梳理税务机关征税努力、征税能力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再聚焦税收征管技术这一提升征税能力的重要手段，单独重点讨论税收征管技术对实际税负的影响。
2.1.1 征税努力与企业实际税负
征税努力是指税务机关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征收到的全部法定应纳税额的程度（吕冰洋和郭庆旺，2011）。理论上，税务当局的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政府征税努力越强，企业实际税负越高（Roy, 1972）。但正如前文所言，一国税务机关的征税努力与制度设计息息相关。已有研究在探讨征税努力与企业税负关系时也大多是从制度层面着眼，分析“制度因素-征税努力-企业税负”三者的关系。其中一支文献基于税收分成和税收竞争的制度背景，对上述关系进行了详细考察。周黎安等（2011）的研究指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征税激励，其税收努力程度得到极大提高，造成了中国税收的高速增长。进一步的，吕冰洋等（2016）认为，地方政府在税收分层中的所占比例越高，越能激发征税努力，进而导致企业逃税下降、实际税负上升。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则利用2002年中国所得税分成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税收分成与征税努力和实际税负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所得税分成改革后，地税局的征税努力显著下降，造成地税局征管企业的逃税程度明显上升，进而相关企业的实际税负出现下降。Cai and Treisman（2004）将税收竞争纳入到征税努力的分析框架，认为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征管权限的情况下，会通过降低征税努力的方式来参与区域间的资本竞争，使得辖区内企业的实际税率降低。而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则将税收分成和税收竞争加以结合，的强调中国的税收分成改革是“税收征管权”逐渐向中央集中的过程，这一动态调整会降低地区间的横向税收竞争，影响地方征税努力，导致企业实际税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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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际税负与企业投资
税负与企业投资间的关系始终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了大量探讨。在本部分的综述中，我们首先阐述实际税负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基础，再对实际税负影响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实证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2.2.1 税负影响企业投资的理论基础
Hall and Jorgenson（1967）提出的新古典投资理论较早的构建了“税负与企业投资”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下，税负通过作用于资本成本来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理论上，在一个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中，可以计算出企业最优的资本存量K*=????(????????????????/????????)。其中，????????表示第t期的产品价格，????????表示第t期的产品数量，而????????表示相应的资本成本。在已有的研究中，企业的新增投资记为????????，且通常情况下，新增投资会等于最优资本存量变动额（∆K*）减去前期资本投资的影响（????????????−1），即???????? =????∆ K*- ????????????−1，????反映最优资本存量变动对新增投资的影响，????捕捉前期投资对新增投资的影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到企业新增投资的最终表达式：????????= ???? ????(????????????????/????????)- ????????????−1。从这一表达式可以看出，企业的新增投资与资本成本成反比例关系，而在Hall and Jorgenson（1967）的分析框架中，税负会导致资本成本????????的增加。综上可知，税负导致的资本成本增加最终会使得企业的投资减少。进一步的，Coen（1968）和Blundell等（1992）在Hall and Jorgenson (1967)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的现金流状况，强调实际税负的增加会间接削弱企业的现金供给能力，给企业投资带来实质性的约束。因此，在新古典投资理论的框架下，税负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间接削弱企业的现金供给能力，进而对企业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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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税收征管技术影响企业税负和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 .......................... 28
3.1 我国税收征管技术的发展沿革.................................. 28
3.2 税收征管技术影响企业实际税负的机理分析......................... 31
4 税收征管技术与企业实际税负：基于逃税空间的分析 ...................... 40
4.1 引言....................................... 40
4.2 理论框架............................... 43
5 税收征管技术与企业国内投资：基于规模和结构的分析 ................. 65
5.1 引言...................................... 65
5.2 理论框架................................ 69
6 税收征管技术与企业对外投资：基于国际避税的分析
6.1 引言
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在宏观上改变着一国的征管环境，在微观上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Bird & Zolt, 2008; 张克中等，2020）。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征管环境的变化势必影响企业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间的资源配置。事实上，与国内的征管技术变革同步，以对外投资为代表的企业资本在中国的配置已经出现了新的两大动向（如下图6-1所示）。一是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业已逼近甚至超过同期吸引外资总额，呈现出资本净流出的趋势（Fan et al., 2018; Li et al., 2020; 刘志阔等，2019）62；二是对外投资的流向日趋集中，避税天堂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魏志华和陈逸群，2017），根据商务部201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国内跨境资本对国际避税地的投资占全年流量总额的比例已经高达79.9%63。中国对外投资所呈现出的上述情况，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白思达等，2019；张瑶等，2018），更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社会各界对“资本外逃”的担忧，削弱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那么，征管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税收环境变化是否是影响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进行资源再配置的动机又是什么？现行的税收政策又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来加以应对？这些都迫切需要理论界的探索与解答。
博士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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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文总结、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7.1 全文总结
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是大数据时代实现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选择和必然要求。尽管已有研究强调了税收征管技术在提高征税能力、提升征管效率中的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尚未得到全面、客观的评估。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与推广能有效打破与纳税主体及第三方的信息壁垒，通过掌握更多的涉税信息形成“税法威慑”，进而有效减少企业逃税、尽可能做到“应收尽收”，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税收征管技术在压缩企业逃税空间的同时，会使得企业实际税负不断逼近名义税率，短期加重企业“税负痛苦”，由此可能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基于此，理论界需要高度关注税收征管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为一国税制的调整与优化提供充分的经验证据。
中国政府在历次的税制改革中，都高度重视税收征管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特别是近年来，“金税三期”工程的构建充分融入了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信息技术，有利于税务机关跨地区、跨行业跟踪和记录纳税人的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行为，立体化呈现纳税企业的涉税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税务机关对涉税信息的监管能力。实质上，这为我们科学分析税收征管技术的经济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在我国税收征管技术进步、征税能力大幅提升的条件约束下，探讨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更有助于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以更好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