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哲学作为依托于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建立的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机械化、教条化套用西方哲学模式的偏向。要修正这种偏向我们就要重新定义哲学范畴、选择合适的解释工具、更深入的对西方哲学体系进行把握，来保持中国哲学自身的独立性
关键词：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独立性
哲学作为一个泊来词汇,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西周提出,其在《百一新论》中写道:“把论明天道人道，兼之教法的Philosophy译名为哲学” ；在清末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由严复最早引入。受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学者将中西方差距的根本原因认为是中西方学术上的差距所导致的，因此在当时激起了学界学习和介绍西方学术的思想热潮，如严复就翻译了《群己权界说》、《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西方哲学著作；在此之后，梁启超也做了大量的“泰西学案”，立足于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和西方科学体系中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如用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来介绍笛卡尔；用朱熹的“格物致知”来类比培根，用王阳明的“良知”来解释康德。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谢无量、胡适、冯友兰等前辈学者开始采用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和方法来重新梳理、整合中国传统思想，至此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正式创立。到了建国以后，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一大批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和解释我国传统思想，至此中国哲学的书写步入了马克思主义化阶段。
不可否认，不论是以谢无量、胡适为代表的以西方哲学的学科范式书写中国哲学，还是以范寿康、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萐父等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书写中国哲学；都“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书写开创了新的范式，标志着中国哲学史学科走出经学时代而实现了独立化，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以胡适、冯友兰开创的“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更是确立了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学科范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讲到“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
前辈学者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在借助西方哲学的范式方法对我国传统思想进行研究时，却也出现了机械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正如周辅成在《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中指出的：“在研究哲学遗产的时候，我们对于祖国哲学的特点，重视不够。我们不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于是马列主义的原则在我们手内，很像一张表格，我们只是在遗产内寻找有无可填人表格的东西。结果，中国哲学史变成了马列主义原则的注解，本身失去相对的独立性，我们的哲学家及其思想，都差不多是从一个模型铸出来的。所有特点，都被取消了。本来，每一时代每一哲学家及其思想，都有自己的特点，也许这就是他的真正贡献所在，而我们寻找哲学史的发展规律，也必须以这些特点为基础。但我们用填表格方法去填，结果，使一切特点都被削去了。在削去了这些特点后，于是我们谈规律，也只能是大范围内的总规律。我们便常以这种总规律来代替特有规律。”因此，我们在借用西方哲学成熟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创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之后，如何来保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我们如何利在利用西方哲学的学科方法来挖掘中国哲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同时，避免将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注脚就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时所要重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如何既在科学的范式方法内进行研究，同时又维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呢？首先，我们要对“哲学”这一范畴进行准确的把握；哲学虽然是一个泊来词汇，但是我们不能狭隘的就讲哲学理解为专指西方的哲学，而应该从一个更高的维度来对哲学进行探讨。在这一点上，张岱年先生的观点对我们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讲到：“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以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 ；在他看来哲学其实就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而中国和西方都有关于此类学问的发展，因此不论是中国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门学问研讨中出现的“特例”。张岱年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 ，在这个基础上看“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 ，进而指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学术地位上就是相对等的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和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 。站在更高维度重新对“哲学”范畴进行审视，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实为哲学发展的两个特例，其共同点都是在探究“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只不过在探究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思考方法以及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因此，虽然中国哲学是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方法所建立起来的，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要按西方哲学的标准来将中国思想中符合其标准的纳入哲学，而将不符合其标准的排除哲学之外；因为中国哲学本就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例，正是由于西方哲学标准不能完全收纳我国传统思想，才能凸显出中国哲学的独立性。
其次，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工具进行选择时也当体现出独立性的原则。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以来，用来解释中国哲学的工具和方法大多数都来源于西方近代哲学，例如用本体、客体、共象、殊象等西方哲学词汇来解释中国哲学，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等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分类。虽然西方哲学相较于中国哲学有更完备和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以西方哲学作为解释工具来解释中国哲学固然也有述理清晰完整的特点。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些外来解释工具的同时，也要注意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主客关系，清楚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避免削中国哲学之‘足’而适西方哲学之‘履’。中国哲学学科固然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上的，但是研究的主体内容则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来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思想，使之成为脱离传统经学的独立学科，而并非是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和西方哲学中相近或相似的内容。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从西方哲学中截取某一流派的观点或理论，来直接充当中国哲学的解释工具，这样的做法是盲目的、机械的，从而抹杀了中国哲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从此沦为西方哲学的注脚，张岱年就指出：“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 同时，由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各自的研究倾向上有本质的不同，完全照搬西方哲学的解释模式也是不可取的。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重逻辑论证，其哲学主题是致力于说明人对世界的理解能力；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则是侧重实践，其哲学主题是致力于研究人生的意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表达方式上西方哲学有明显的“理论性”倾向，而中国哲学则有鲜明的“对话性”特征；二者不论在观念、形式和表达方式上都有极大的不同。正是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在书写中国哲学时，必须要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引入外来解释工具对其诠释时，也要保持其主体性地位。
最后，我认为要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也并非要走上彻底排斥西方哲学思想，完全摒弃西方哲学研究的范式方法，相反我们要更加深入的学习西方哲学。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哲学是在西方哲学的范式方法上构建的，如果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理解不透彻，也就不能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从而要么走向回归经学的老路，要么走向靠拢西学的偏路。第二，在中国哲学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的许多概念和词汇都已深入我们的思想之中，只有深入了解西方哲学，我们才能厘清这些概念词汇的准确含义，从而使我们在研究中国哲学时，可以正确、灵活地使用这些概念和词汇，避免粗浅地、简单地，或者是滥用这些概念和词汇。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 。因此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范式方法对保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哲学学科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海阔天空各自飞的多元化态势不可逆转” ，但是不论其如何多元化地发展，坚持中国哲学的独立性这一原则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只有坚持这一原则，中国哲学才会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才不会沦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另类解释；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才能不断传承；只有坚持这一原则，中国哲学才能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建设提供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资源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