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网络和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和发展将我们推进全新的知识时代，企业面临的不仅是 PB 级的海量数据，更是联动千万亿字节跳动的知识驱动场域。知识驱动使企业赖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充满了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这不仅增加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增加了企业之间的合作契机，在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则显得尤为重要，知识化正在成为企业的新常态，知识驱动正在成为企业发展模式变革的核心动能。其实，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著名管理学家 Drucker（1993）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就指出，知识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在德鲁克的笔下，知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与传统的生产要素有很大不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一体化的时代，知识已经成为企业创新、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在实践层面，知识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应对环境变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关键资源（张军等，2016）。在理论层面，知识管理已经成为经济、管理、组织行为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吸引了不少学者对知识创新等进行深入研究（Schulze & Hoegl，2008）。
1.1.1 实践背景
首先，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宏观环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甚至冲击，如何应对变化尚需探索。庚子伊始，便已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企业，受到巨大冲击。这样的外部环境不仅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放大了企业管理特别是知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若无应对之策，有些企业可能永远消失在历史发展的浪潮之中。因而，如何应对高度动荡的外部环境、渡过“危险”迎接“机遇”成为企业发展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纵观中国企业发展的轨迹，无论是 2003 年非典期间阿里巴巴和京东网上购物的崛起，或是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间五菱宏光临时改造生产线生产医用外科口罩，亦或是中建三局牵头历时 12 天建成雷神山医院，当时企业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剧烈、对企业的冲击突然且猛烈，但这些成功企业或行业的应对之策外表相近、本质相同，即较强的感知风险并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动态能力的重要体现。而曾经占据全球随身听业务半壁江山的索尼，在苹果推出 iPod 之后，市场份额瞬间被苹果公司占据，索尼风光不再。正如索尼总裁所说，“索尼的问题在于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没能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感知环境变化的条件与能力不足，不能应对经济转型引起的迷失和阵痛”。这些不仅体现了企业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更是逆境中崛起、危机中增加信心、波动中提高生命力的动态能力，表明动态能力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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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文深刻地观察企业能力理论与实践的需求，结合社会资本理论、知识管理理论、惯例基础理论以及动态能力理论等相关理论的内容，通过对企业管理人员和员工进行半结构访谈等获取一手资料，对社会资本的内容及维度加以界定，按照“资源—行为—能力”的经典研究范式，从而打开知识创造的前因和结果变量的研究黑箱。基于此，本文深入挖掘社会资本的内部构成及其对知识创造的影响机理，分析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引入惯例更新的概念，探讨新知识转化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动态过程以及惯例更新对该过程的调节作用。本文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第一，拓宽了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深度。在现有社会资本研究中，社会资本一般被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已有研究中认为三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应该是平行的，鲜有研究对结构、认知、关系三个维度之间的内部关系加以分析。但是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三者之间是具备一定联系的，或者说三者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方式存在特定的先后顺序。本文在将社会资本划分为这三个维度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内部结构问题展开系统分析，明确社会资本的组成，探究了其构成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深度补充。
第二，以知识创造为切入点，点线结合不断推动知识管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融合与发展。当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状态时，外部有效资源对知识创造的影响就十分重要。但是近年来多数学者重在以日本学者 Nonaka 等（2000）提出的知识创造理论（SECI 模型）为基础来探讨知识创新的问题，特别关注与知识转移相关的研究问题，对于企业如何实现真正的知识创造以及对知识创造外部影响因素的探索较为匮乏。任何企业都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资本作为网络大环境下的重要外部资源，是企业创造知识的重要先锋资源（蒋天颖等，2010；侍文庚和蒋天颖，2012）。以往关于知识创造的影响因素研究多集中于组织内部视角，较少有研究分析社会网络中不同社会资本（例如，组织间关系等）对企业知识创造的影响，同时忽视了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可能具备的中介作用。本文从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以及认知型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出发，研究企业知识创造的前因，聚焦社会资本对知识创造的结构性效应，进而解析知识创造如何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发挥作用。因此，研究成果是对知识创造领域现有成果的有效补充，并进一步完善了知识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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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相关理论基础
2.1.1 社会资本理论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脉络
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是社会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的拓展，从发展历程看，其贯穿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发展的全过程。截止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学者们并未对其有多大的重视，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不明确，研究范围较宽泛。虽然当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均不够深入，但为后续社会资本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的出现和应用提供了借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与应用逐渐被重视，其发展历程总结起来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资源学派的认知阶段、能力学派的关注阶段、社会网络学派的应用阶段、结构洞学派的提升阶段以及其他学派的辅助阶段。
1.资源学派的认知阶段
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法国社会学家 Bourdieu（1986）较早地将目光注视到社会资本领域。学者 Bourdieu 认为社会资本是不断累积的劳动力，这种资本可以为个人或团队利益和资本的增加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同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组成成员或群体共同逐渐积累的资源，既包括已经实际存在的资源也涵盖需要不断发现其价值的潜在资源，这些资源是成员或组织在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互相交往的、彼此熟悉的关系网中形成的，而且这些资源既可以是隐性化的也可以是显性化的”（Aribi & Dupou?t，2015）。Bourdieu 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当时的社会问题，但当时关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区分是模棱两可，未对两者进行较好的辩证。因此，在 Bourdieu 开创性地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将该理论不断延展并使之成为重要的研究工具。
2.能力学派关注阶段
在 1988 年，美国社会学学者 Coleman 从能力视角提出个体或群组拥有的基于社会资源特点的资产就是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有重要作用和影响，既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存在于组织层面。Coleman 指出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载体是网络、权威关系、规范、义务以及多功能的社会组织等。同时，他也将财物资本、人力资本这些个体一出现就具有的资本归纳为社会资本，而且具有生产性。这就是在资源学派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深层次理解，即社会资本不但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为资源的利用提供渠道，从而提高组织的各项能力。在此基础上，
Portes（1995）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更为全面和详细的阐述，“个体或组织利用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获取社会网络中异质性资源的能力就是社会资本”。这种能力不是固定存在的，属于一种资产，且包含于个体与个体、团队与团队或者组织与组织的关系之中，即嵌入性激发了社会资本（Carrillo & Webb，2008）。Portes 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对不同主体间的社会联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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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文献综述
2.2.1 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一）社会资本的含义
由于学者们所处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条件的差异，目前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尚未得出统一结论，造成了社会资本概念的多元化。因此，本文有必要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界定，由于本文的研究属于管理学范畴，故而该定义是从管理学的视角进行规范的。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对管理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整理，总结出三个不同的视角界定社会资本的内涵。第一，资源论视角。从该角度分析社会资本的学者认为内嵌于社会网络关系内部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本，且这类资本具有可使用性和可获得性（Nahapiet & Ghoshal，1998；Lin，2001；Filieri & Alguezaui，2014）。第二，能力论视角。学者们指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的子集，在社会网络中，由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所创造的、实际存在的、或者是未来可以预测到的资源集合称为社会资本。这种定义强调了不同参与者摄取资源的能力，能够为参与者提供特定的关系资源（Liu et al.，2018）。第三，制度论视角。学者们指出限制行动主体行为的一系列组织规范和价值体系就是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这类界定强调了社会资本是约束其他行为主体的一整套价值观念，主要从信任、规范、准则等方面来论述（Coleman，1988；Putnam，1995；Ortiz et al.，2018；Cummings et al.，2019）。在后续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延续 Nahapiet & Ghoshal（1998）的界定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进行补充和完善，在强调社会资本资源观的基础上，也丰富了社会资本的能力论和制度论，并取得了代表性的成果。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做如下总结，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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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模型构建 ....................................58
3.1 变量界定................................58
3.1.1 社会资本概念界定 .............................58
3.1.2 知识创造概念界定 ............................60
第 4 章 研究假设提出 ...........................................71
4.1 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71
4.1.1 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71
4.1.2 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关系型社会资本 ..................................72
第 5 章 研究设计............................89
5.1 样本与数据收集 ..................................89
5.1.1 问卷设计 .....................................89
5.1.2 样本选取 ..................................91
第 6 章 实证研究
6.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为了对所获得的调研数据有一些初步了解，本小节首先利用 SPSS22.0 软件对所有数据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处理，计算出变量的标准差和均值，同时根据所有变量之间的 Pearson（皮尔森）系数分析不同变量间的相关性，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6.1 所示。
根据表 6.1 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所有变量的均值在合理范围之内，变量的标准差也都大于 0.8，表示本文通过调研所获取的数据具有研究的价值，并非一潭死水，可以利用该数据对模型中不同变量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在控制变量之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均与企业年龄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可能由于企业成立时间较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企业规模也逐渐扩大。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与企业所属的行业背景有一定的关系，由于行业背景的不同，企业的所有权可能掌握在不同的所有者手中，同时企业规模也不同。这些控制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在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方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满足正态分布的要求，且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知识创造、惯例更新以及动态能力六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p<0.01），说明这些变量两两相关，且具有因果联系。同时，所有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7，表明各变量之间没有过度相关，对模型的进一步检验不存在影响（吴明隆，
2010a）。另外，企业的年龄、性质、规模以及所属行业这四个控制变量和其他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说明不同企业的基本特征因素对本文概念模型的影响可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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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知识管理理论、惯例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在分析不同变量之间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社会资本、知识创造、惯例更新影响动态能力的理论模型，并提出 11 条相应假设。随后，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到来自中国广州市、珠海市、深圳市和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的 375 份有效问卷，综合运用 SPSS22.0、AMOS21.0、LISERL8.70 和 PROCESS3.2 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提出的 11 条假设中有10 条得到验证，1 条未得验证。主要研究结论为：
（1）社会资本包括结构型、认知型和关系型三个维度，不同维度之间相互关联，且对知识创造的作用路径不同。即结构型社会资本积极影响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积极影响关系型社会资本；同时，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对知识创造均具有显著积极影响，但认知型社会资本并不能直接正向作用于知识创造，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与知识创造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2）知识创造在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知识创造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同样认知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知识创造在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3）组织惯例更新正向调节知识创造与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即当组织惯例更新速度快时，知识创造对动态能力的积极影响较大，当组织惯例更新速度较慢时，知识创造对动态能力的积极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