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了解银川市居民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和健康行为形成情况。方法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户为抽样单位，从银川市兴庆、金风、西夏3个区抽取调查对象1200户。结果 居民健康知识总知晓率为67.7%，健康行为总形成率为73.57%。结论 银川市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居民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均较低，提示现在仍有许多有关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工作有待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 健康知识;健康行为;知识知晓率;行为形成率
WHO在其宪章中提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指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的良好状态”。健康行为正确与否是目前影响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何使非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通过改变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达到健康水平，是健康教育工作者必须探讨的课题。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是反映居民的基本素质，也反映居民对健康关心程度及对各种疾病的预防能力[1]。本研究拟通过对银川市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的调查，了解银川社区居民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知识及行为状况，为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银川市城市社区13岁及以上人群为对象，以户为抽样单位，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银川市兴庆区、金风区和西夏区每个区抽取4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随机抽取调查50户，每户调查一位家庭成员，共计调查1200户。
1.2 方法与内容
采用半封闭式问卷调查，问卷参考国内外相关问卷及相关资料自行拟定。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相关行为及健康知识需求情况。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询问，调查表由调查员现场填写或由被调查者填写并现场收回。其中对15道健康知识及19道健康行为问题进行分析，计算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
1.3 统计学方法
对所有资料进行统一整理和微机输入，全部数据采用EpiData数据库进行录入，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涉及银川市三个区，12个街道，24个居委会，完成调查问卷1200份，有效问卷1172份，有效应答率为97.67%。
2.1.1 性别与年龄构成 男性545人，占46.5%，女性627人，占53.5%;本研究以≤17岁、18岁～、40～60岁和≥60岁分别定义为少年组、青年组、中年组和老年组，其中青年组487人，占41.55%;少年组及老年组分别占15.02%、14.42%。
2.1.2 被调查者学历、民族、职业分布与收入构成 调查对象初中文化程度404人，占34.5%;民族则主要以汉族为主920人，占78.5%，其次为回族224人，占19.1%;职业现状中以在职人数居多为736人，占62.8%;全家月均收入低于4000元的家庭占88.2%。
2.2 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健康知识问题共涉及15个方面，共调查总项次为11498项，正确项次7784项，健康知识总知晓率为67.7%。其中居民认为婚前检查对优生优育有好处知晓率最高，达91.6%，次之为肺结核传播途径知晓率达91.5%。各相关健康知识知晓率顺位情况见表1。表1 银川市社区居民相关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2.3 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健康相关行为问题涉及19个方面，共调查总项次为22267项，正确项次16382项，健康相关行为总形成率为73.57%。其中最高的是饭前便后洗手，达97.0%;其次是家里经常开窗通气，达96.5%;而每3个月更换1次牙刷形成率最低，为20.9%。相关健康行为形成率顺位情况详见表2。表2 银川市社区居民相关健康行为形成情况
2.4 不同特征的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情况
2.4.1 健康知识知晓率 不同性别(χ2=9.961，P=0.002)、年龄段(χ2= 66.1998，P&<0.001)、文化程度(χ2=8.704，P=0.0487)及收入(χ2= 10.3247，P=0.0353)的知识知晓率经卡方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民族和职业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不同年龄段(Z=-2.0928，P&<0.0364)、文化程度(Z=2.8387，P=0.0045)及收入(Z=3.1466，P=0.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4.2 健康行为形成率 不同性别(χ2 =4.937，P=0.026)及文化程度(χ2=10.19，P= 0.037)的健康行为形成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民族、职业及收入经卡方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不同年龄段(Z=3.885，P=0.049)、文化程度(Z=6.393，P=0.011)和收入(Z=2.3207，P=0.02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3。表3 不同特征的居民总体健康知识知晓率
3 讨论
本文结果显示，银川市居民的健康知识总知晓率为67.7%，健康行为总形成率为73.57 %，出现这种健康知识知晓率低于健康行为形成率近6个百分点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首先，健康知识是需要通过不断强化学习才能记牢，这就导致居民对健康知识有关问题认识不清或不全面。如在健康行为方面饭前便后洗手形成率达97.0%，而对于饭前便后洗手能预防肠道传染病的知晓率为77.7%。被调查者健康意识与行为的脱离现象，即知道这样做，但却不能准确说出为什么这样做的现象，导致了“行”先于“知”的情况出现;其次，关于健康行为方面本文只是调查了市民的基本健康行为，而基本健康行为与健康知识点没有直接关联。基本健康行为的形成一般是从小通过父母、老师等的教育逐渐形成的[1];再次，样本中女性比例高，在不吸烟，不饮酒等方面的行为形成率高，分别为86.3%、79.6%;再加上银川市回族人口较多，他们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不吸烟，不饮酒等方面的行为形成率也较高。本次调查回族224人，在过去的30d不吸烟者为100%，不喝酒率为69.4%。最后，在本次样本抽取及调查表设计等方面有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如所调查的健康知识只能反映居民部分特定的健康知识。
健康知识中婚检知识、体检知识、肺结核有关知识、艾滋病防治知识等知晓情况较好，可能与国家对这些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关[2]。近年来国家对艾滋病、结核病等高度重视，投资力度也逐年加强[3]，经费的保障使这些疾病的健康教育工作更易广泛、更易深入。而一些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息息相关的健康知识如日常饮食偏咸、测血压间隔时间等却相对匮乏[4]。这提示我们，社区居民有关控制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病方面的知识明显不足，他们不懂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这些慢性病，而慢性病现在已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头号杀手[5]。因此，建议城市社区居民健康教育下一步的重点应放在日常生活中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知识上。
健康行为中洗手行为、家里经常开窗通气、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不随地吐痰、每天都吃蔬菜或水果及平时喝开水的行为形成率均大于90%，这说明大多居民已经养成基本的健康生活习惯。而与健康关系极为密切的体育锻炼行为，尚有一半以上的人仍未形成。此外，做饭刀、菜板生熟不分开，大多数人不定期更换牙刷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仅仅依靠几次宣传教育、讲座并不能从根本上促使居民健康行为的改变。健康教育最终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不健康的生活行为[6]，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保健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仍将是健康教育的重点。
针对不同特征的人群，健康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女性均高于男性，而经Cochran-Armitage 趋势检验，不同年龄组、文化程度和收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随年龄、文化程度和收入的增加，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形成率有逐渐升高的趋势。在年龄段分组中老年组健康知晓率低但健康行为形成率高，可能与老年人更注意身体保养，能把健康相关行为更好的坚持下去，但不能完整掌握相关健康知识，即能知其然却不能知其所以然有关。职业现状分组中，在职人员健康知识知晓率最高占73.11%，但健康行为形成率则以退休居民最高占76.52%。这可能与在职人员能更多地接触报纸与网络来获得健康知识，而同时由于有工作压力和时间的原因，在行为形成上不如退休居民。
总之，在今后的健康教育工作中，要充分考虑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民族、职业、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对人群接受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形成过程的影响，更加全面、准确、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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