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研究基于语义网络分析的框架，结合话语分析法，对微博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笔者利用Python抓取数据、人工清洗，最终获得367条微博样本，在此基础上展开建立语义网络。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近年来最为重大的突发公共事件，其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疫情爆发之初，全国各地抗疫力量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驰援湖北。其中女性发挥了重要的抗疫作用——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0）统计，新冠疫情期间，共有2.8万女性医务人员参与援鄂，其数量占医疗力量的65.7%；另据《中国妇女报》（2020）报道，2.86万名驰援湖北的护士中，其中有2.53万名为女护士，占总数量的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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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疫情期间承担了重要的救援工作，是抗疫运动中的中坚力量，通过媒体的报道，她们的贡献与牺牲得以传递给大众。随着社交平台的发展，微博成为各大媒体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疫情期间媒体实时更新疫情动态的主要平台之一。《中国妇女报》作为我国唯一一份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央级女性主流日报，在疫情期间利用微博官方账号更新和发布女性相关报道。《新京报》作为“市场化报纸微博影响力五强”媒体，也实时在微博平台跟进疫情最新动态。
媒体担负着传递社会资讯、塑造文化价值的功能，是公众对性别角色（sexrole）形成认知的重要来源（梅尔文·德弗勒,1989,246-255）。媒体对女性在职业、性别、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呈现，影响着受众对女性群体的认知。
因此，本研究以《中国妇女报》和《新京报》的官方微博为研究对象，基于语义网络分析的框架和方法，结合话语分析法，从媒介再现与性别研究的角度出发，探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媒体如何在微博平台报道和再现疫情中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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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与创新
1.2.1理论意义与创新
在媒介与性别的研究中，学者通常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女性媒介从业者的研究（黄雅兰，2017）；二是关注媒介内容所呈现的性别刻板印象（萧萍，2004）；三是探究女性如何利用媒体实现自我赋权。
第一类研究通常关注新闻媒体机构中的性别比例、新闻工作者的性别意识，以及性别因素如何影响媒体的报道倾向、如何参与媒体的话语建构等。该类研究探讨媒体机构中的性别权力结构，讨论媒体如何建构和维护性别阶层的话语。例如，《论述、权利与报业摄影记者职业性别隔离的维系》一文中，作者采用深度访谈法，与34位不同性别的摄影记者展开交流，探讨其背后的性别隔离现象，并研究职场上的性别权力运作方式。
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媒体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的呈现。大众媒体是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梅尔文·德弗勒,1989,246-255），媒体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有关性别议题的讨论，能够引导和影响受众认知。这类研究通聚焦于性别议题在媒体中的呈现，例如探究女性在广告、杂志、影视作品等大众媒体中的形象。此外，该类研究还常关注特定群体的媒体形象，如探讨媒体如何报道女博士、女司机等女性群体。以《新闻学研究》第70期《台湾女性政治精英的媒体再现》为例，作者通过研究女性政治人物的政治参与、政治表现等方面，讨论主流媒体如何呈现女性政治精英的形象，最终得出媒体报道的这类群体仍然存在刻板印象的结论。
第三类研究关注女性如何利用媒体实现自我赋权。近年来，这类研究逐渐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与第四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进入学者视野。前人研究主要探讨女性如何利用社交网络发声、女性如何提高对公共事件的参与、以及女性实现自我赋权等方面的问题。如《新闻赋权：一般妇女参与线上新闻公民平台》一文中，作者以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与18位女性进行深入访谈，探究她们如何利用新闻平台参与公共讨论，以及她们对于性别议题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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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2.1媒体再现与性别研究
2.1.1媒体对女性的再现
张锦华对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三种解释，即反映论（reflection）、再现论（representation）、类向论（simulation）（张锦华，1994，5-10）。其中，再现论主张媒体并不是完全反应社会的真实状况，而是从现实中进行筛选、重组、编排，利用文字和图像等符号，重新组成新的叙事（林芳玫，1996）。
学者Stuart Hall（1997）将“再现”定义为，以文字图像等符号为中介，传递信息、建构认知的过程。他强调事物的意义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后天建构的。而传递信息的媒体是受众了解与感知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介，承担着建构社会文化、再现社会真实的重要功能。在现代社会，受众通过收听广播和音乐、观看电视和电影等方式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媒体的筛选、重组，反过来向受众传递新的文化与价值，塑造其意识形态、大众共识与社会知识。
因此，媒体再现的重点并不是“何为真实”，而是媒体重组后呈现的新叙事能否对受众产生真实的效果（林芳玫，1996；臧国仁，1998）。媒体再现的过程通常受到社会文化、政治力量、市场逻辑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其所传递的信息可能存在倾向性或偏向性，在性别、阶级、种族等方面容易呈现倾向性报道（Abercrombie&Longhurst,1998）。
大众媒体对于性别议题的建构与叙事，能够反映社会对于性别的理解与塑造(卜卫，2001，302)。在女性研究领域中，媒体如何呈现女性议题、如何再现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媒体担负着传递社会资讯、塑造文化价值的功能，是性别角色（sex role）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梅尔文·德弗勒,1989,246-255），其在公共议题的性别架构叙事方面，扮演了重要的引导功能。新闻如何呈现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受众对女性的认知。换言之，媒体拥有再现、建构女性的权利，能够通过特定的叙事框架影响受众对女性的认知和态度（Yanni,1990,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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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女性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
2.2.1性别隔离和阶层化
在人类进化中，由于身体素质的差异，男性经常从事耕种、狩猎等工作，而女性则通常从事奶娘、纺纱等轻体力劳动（李美枝&钟秋玉，1996）。性别隔离理论认为，生理和身体上的差异并非影响社会分工的主要因素。社会建构与性别差异相辅相成，社会分工除了受到生理结构上的限制外，还受到社会性别因素的影响（Milkman&Townsley,1994,607-612）。
基于此观点，“职业的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这一概念被提出。性别隔离理论认为，性别是影响劳动分配与职业划分的重要因素，即劳动者因性别差异而主动或被迫从事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工作(Gross,1968)。Benhabib（2001）指出，男性通常出现于政治、生产、战争等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并总是扮演精英、专家、学者之类的角色，而女性则常出现在家庭场所等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通常扮演母亲、妻子等家庭照顾者的角色。
Aneshensel（1981）、Lennon和Rosenfield（1992）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常展现出“顾家”“关爱孩子”等性格，因此多从事照顾他人的服务性工作。侯凤珠（2002）利用“职业性别刻板印象量表”对职业差异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大众认知中，保姆、护士等工作只适合女性，而男性则更适合领导、决策者等职位。同时，“女性化”职业需要的专业度更低、薪资较少、声望较低，相反，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通常显示出更高的专业度、更可观的薪资以及更高的社会阶级和声望。
社会学家Reksin（1988）提出，男性为维持其优势权力位置，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放置于劣势地位。男性作为掌握优质资源的团体，有能力制定有利于自身的规则，并通过此种手段巩固自身权力。男性主导下的父权制强调男女之间的社会分工，把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视为女人的责任，把挣钱看作男性的工作（童梅，2012）。Kanter（1977）将女性员工在职场的弱势处境与传统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作对比，提出女性在职场中处于弱势，主要是因为其所担任的工作缺乏升职机会、缺少决策权力，即使能够人至高位，也经常因刻板印象受到各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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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设计................................10
3.1研究对象................................10
3.2研究问题..........................11
第四章女性媒介呈现的语义网络分析............................15
4.1高频词与主题词分析.......................................15
4.2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议题”语义网络...........................17
第五章女性媒介呈现的话语分析......................................30
5.1叙事议题一：女性在疫情中的身份与角色........................30
5.1.1““抗疫英雄”与“家庭成员”身份并存..................................30
5.1.2打破性别隔离：公共领域vs私人领域............................31
第五章女性媒介呈现的话语分析
5.1叙事议题一：女性在疫情中的身份与角色
5.1.1“抗疫英雄”与“家庭成员”身份并存
在这一叙事议题中，报道主题关注疫情期间女性的参与和贡献，该模块中的主题词包括“医务人员”“家人”“女性劳动者”“逆行”“武汉”“捐献”等，可以看出女性在疫情期间既担任了参与抗疫的社会角色，同时也负担着作为家人的家庭角色；既是义无反顾的“抗疫英雄”，也是思念孩子的“护士妈妈”。根据前文语料库,可总结出女性的身份分布情况如表10所示。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从表10中可以看出，《中国妇女报》与《新京报》所报道的女性以多种身份出现，包括医护人员、警察、母亲、妻子等。媒体对每个身份的报道比重各不相同，其中报道最多的身份是包括“医护人员”“女工”“女警”等在内的“抗疫者”角色，比例占据61.7%。例如《中国妇女报》2020年2月28日发布的微博中写到，武汉市公安局2900余名女民警坚守岗位，“在警务调度、后勤保障、巡逻执勤、社区封控、卡点值守、服务群众等岗位上为居民服务，成为战疫一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再如同2020年2月7日《新京报》微博发布报道了一名加入“医护专车”志愿者车队的武汉姑娘，微博中写道“她是服装公司的销售助理，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姑娘，在疫情期间她主动加入了，充当起武汉的临时‘动脉’，每天接送医护工作者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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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为探讨疫情期间媒体如何报道和呈现女性，本研究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中国妇女报》和《新京报》官方微博对于女性的报道展开讨论，并提出以下问题：1）关于女性的报道可以形成何种语义网络？2）该语义网络有何特点？体现何种报道角度和话题？3）关于女性的报道围绕何种叙事议题展开？4）关于女性的报道呈现何种情感倾向？5）媒体呈现的女性扮演何种社会角色？背后象征何种社会意义？
本研究基于语义网络分析的框架，结合话语分析法，对微博文本进行分析研究。笔者利用Python抓取数据、人工清洗，最终获得367条微博样本，在此基础上展开建立语义网络。通过第四章的分析可得，疫情期间媒体关于女性的报道可形成两个语义网络——“叙事议题”的语义网络和“态度倾向”的语义网络。其中“叙事议题”语义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效应”，媒体的叙事框架和议题较为集中。分析该语义网络可知，关于女性的报道围绕两种叙事议题展开，分别为女性在疫情中的身份与角色，以及对女性特殊需求与外貌的关注。
而以女性为中心的“态度倾向”语义网络不具备“小世界效应”。该语义网络离散程度较高，聚类程度较低。媒体对于“女性”态度较为多元，可归类为三种情感倾向：赞扬女性力量、致敬女性牺牲、突出女性专业。
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利用话语分析法进行研究，探究报道背后的深层话语含义。总体而言，随着女性意识的崛起，媒体逐渐顺应其发展，消除片面化报道风格，女性不再被“象征性歼灭”，但同时，女性仍然面临着被注视、被他者化的情况。此外，现代女性承担着家庭和社会两种角色，如何兼顾工作领域与照顾家庭两方面成为她们面临的难题之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