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新闻媒体论文，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抑郁这一特定情绪影响自我呈现的机制进行了解释。研究结果与过往研究中私我意识与抑郁存在相关关系的结果相一致（Mor & Winquist，2002），同时揭示了这两方面在抑郁影响积极自我呈现策略、自我中心维度以及他人中心维度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从对于朋友圈“使用”的研究到“不使用”的研究，虽然经历了分享繁荣到热潮逐渐消退的社交倦怠这样的变化，但人们并不会放弃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而是会进行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和更克制的交往（洪文杰和段梦蓉，2020）。人们始终需要在社会连结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在这背后发挥影响的具体动机则值得关注。在多元碎片信息过载的影响下，用户因为无法实现在社交媒体中维持社交、实现自我等行为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反过来也影响人们的行为（季忠洋等，2019）。而微信朋友圈在面临泛化和语境消解的问题时（黄莹，2018），又因平台具备私密性，熟人数量多的特质（童慧，2014），而使得人们在微信平台中的表现更自然地、更多地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
新闻媒体论文怎么写
在心理学领域关于情绪的众多理论与定义中，对于情绪的性质与功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关于情绪作用的观点也依照情绪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被分为三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情绪只会对人带来负面作用；第二类则主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情绪不再同远古时期一样发挥影响人类命运的作用；而最后一种观点，也是当代功能主义的观点则认为，情绪在当今的社会形态中依然发挥着与过去同样重要的作用，并不断地在社会中实现重塑。早期的James-Lange学说或是认知学说将情绪视为心理活动的伴随品、副现象，而持有情绪动机-分化理论的学者则认为，情绪在人的生存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动机性和适应性功能（Izard，1977）。在有研究通过人们发布在社交媒体中的文字和图片推断用户的心理状态（Reece & Danforth，2017），而情绪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交媒体中使用与行为表现也同样引发了研究者的关注（Scherr & Brunet，2017）。在社会压力愈发增大的当下，抑郁情绪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也同样地具有其自身的功能性，并影响着人们在社交媒体中的行为表现。因此，本文所关注的内容即是从情绪的功能性角度出发，讨论抑郁作为一种情绪影响社交媒体使用者自我呈现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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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从效果研究的角度出发，目前已有大量研究对于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影响个体情绪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涉及使用倾向、频率、接触内容（张铮等，2019）等内容，其中大部分属于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关注外部刺激对人的影响。其中不乏关于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如何影响使用者情绪，如抑郁（Wang et al., 2018b；杨秀娟等，2017）、幸福感（Kim & Lee，2011；姜永志等，2022）、生活满意度（牛更枫等, 2015a；刘庆奇等，2016）、自尊（牛更枫等, 2015b）、自我认同（刘庆奇等，2015）等的研究，以及对这一作用机制中可能发挥作用的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探讨，如社会支持（Frison & Eggermont，2015）、自尊（姜永志等，2022）、积极反馈（刘庆奇等，2015、崔曦曦等，2016；姜永志等，2022）、上行社会比较（牛更枫等，2016；孙晓军等，2016；连帅磊等，2017）、反刍（Wang et al., 2019）等。
虽然对个体情绪的关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但个体选择自我呈现的动机与机制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自我呈现的研究基于拟剧理论讨论了自我呈现的策略、特点、影响因素及效果等内容，其中对于影响自我呈现动机的讨论集中在动机“是什么”，有怎样的影响，而对于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则较少。而在过往研究中无论是Facebook还是微信朋友圈平台，社交和情感动机均是主要的社交媒体使用动机（Joinson，2008；张咏华、聂晶，2013），由此可见，情绪对于社交媒体使用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情绪动机-分化理论的核心即是不同的情绪感受有不同的动机功能，同时也会带来不同的影响（Izard，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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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抑郁情绪与社交媒体使用
每个人都体验过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但均可属于正常情绪范围（孟昭兰，2005，p.307）。在心理学领域对抑郁情绪的研究也存在多种理论范式，如Beck提出的认知理论，行为学习理论等。抑郁情绪与病理性的抑郁症在英文中有时共用depression这一单词，但正如Izard（1977）所提到的，“depression这一术语具有高度复杂性，且不幸的是这一术语对于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事物”（p.285）。在情绪的动机分化理论中，抑郁以痛苦为其关键情感，是由一系列情绪、驱动状态、情感-认知互动组成的复杂模式。虽然实际研究中抑郁一词既被用来指代病理性的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也用于抑郁情绪（depressive mood）或抑郁症状（depressive symptom），但现有研究发现，在抑郁与正常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的谱（汪向东，1999）。而后续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能够严格划分无抑郁和抑郁症的临界点（Cuijpers et al., 2004）。而抑郁状态则是具有抑郁症状但尚未达到抑郁症的症状标准或病程标准，但同样会因抑郁症状而影响生活的状态（陆清怡等，2015）。
抑郁作为一种复杂的复合情绪，比单一负性情绪体验更为强烈和持久（傅小兰，2016，p.85）。作为负面情绪的一种，长期生活压力所引起的负面情绪，将随压力的存在而持续，并对人产生不良影响（张春兴，2005）。一些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使用能够降低个体的抑郁水平（Frison & Eggermont，2015），另一些则认为社交媒体使用会增加抑郁情绪（如Kross et al.，2013）。有研究指出，社交媒体中他人信息的易得性带来的上行社会比较是诱发抑郁的关键因素，这一过程又通过自尊的进一步中介导致抑郁（牛更枫等，2016）。而他人在社交媒体中的消极回应会使个体的自尊水平降低，从而带来抑郁（Valkenburg et al., 2006），与此同时，反刍思维高的个体又因为反复性的思考而更容易陷入抑郁（连帅磊等，2017）。对于以上矛盾的结果，进一步的研究区分了社交媒体使用对个体情绪造成相反方向影响的原因。有研究认为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的不同，如Frison及Eggermont（2016）的研究区分了积极与消极的社交媒体使用，访问他人的主页以及单纯的浏览行为被归类为消极的社交媒体使用，而Facebook的消极使用正向预测了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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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
虽然自我呈现往往与印象管理一起被使用，但“印象管理”倾向指代人们通过某种手段控制他人感知的行为，而“自我呈现”则表现为个体在进行自我展示时所采取的，希望他人以特定方式看待自己的倾向（张庆园和张凌媛，2021）。
在戈夫曼（2008）对于拟剧理论的阐述中，“互动”被定义为当若干个体面对面在场时，彼此行为的交互影响；“表演”是特定参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前台”则用于指称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电子媒介中前台后台的界限逐渐模糊，李耘耕和朱焕雅（2019）也由此在以他人为中心以及以自我为中心之外提出朋友圈自我呈现中前后台控制程度的维度。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种角色，并通过这些角色认识自己”（戈夫曼，2008，p.18）。对于表演行为背后的动机，Baumeister（1982）认为一是在取悦受众，二则在于建构自己与理想一致的公开自我形象。人们对于维护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出于需要，表演则是为了给他人留下印象，并引导他人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达到促进社会交往、获得物质或社会奖赏、自我构建和自我增强的目的（陈浩等，2013）。有研究者在访谈后为青年人微信朋友圈的隐私管理动因划分出四个层面：一是性格原因；二是朋友圈态度，包括社交倦怠因素；三是出于主动考虑下的隐私保护、印象管理或是选择受众；第四则是被动的策略选择（刘茜，2019）。在人们使用某些策略和方法来保护其自己对于情景的定义时，采取的是“防卫措施”（defensive practices）；而为了维护他人对于情景的定义而采取的措施则可以被看作是“保护措施”（protective practices）。防卫措施和保护措施合在一起 ，构成了用于维护个体在他人面前造成的印象的技巧（戈夫曼，2008，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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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8
3.1研究假设 ......................................... 8
3.2 研究设计 ................................... 11
第四章 数据分析结果 ............................... 16
4.1 信效度检验及初步分析 ............................ 16
4.2 描述性分析结果及相关关系分析 ..............17
第五章 研究假设验证 ........................... 38
5.1 自我聚焦注意的中介效应 ................................. 38
5.1.1中介模型1:抑郁-积极自我呈现 .................... 38
5.1.2中介模型2:抑郁-自我中心维度 .......................... 40
第五章 研究假设验证
5.1 自我聚焦注意的中介效应
新闻媒体论文参考
结合表24及表25对于抑郁水平、自我聚焦注意各维度以及自我呈现策略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使用SPSS 线性回归中的Process，应用Model 4对自我聚焦注意的公我身体注意和自我意识注意两个维度以及领悟在抑郁与自我呈现不同策略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同时将性别、年龄、微信好友数量以及恋爱情况作为控制变量。根据温忠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多重中介效应分析可以从 3 个角度进行， 一是检验总的中介效应，也就是所有间接效应的总和；二是检验单个中介路径的效应，同时可以对比不同中介路径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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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讨论与局限
6.1讨论
从微信使用情况看，样本中近六成有两个或以上微信，超过80%微信好友数量在400人以下，从微信朋友圈设置的可查看范围来看，在保留朋友圈这一自我呈现“舞台”的人中，对于朋友圈的展示态度呈现出两极化的特征，可见范围最为最为宽松的“全部可见”和“三天可见”均占到了本次研究样本的30%以上。样本中超过六成每天使用微信朋友圈的时长在1小时以下，多数人查看朋友圈的间隔在半天左右，约有11%的研究样本而调查范围内没有发过朋友圈或只发过1-2条的人都占到研究样本人数的四成。总体来说，青年群体平均每天使用朋友圈的时长较短，同时倾向于少发或不发发朋友圈。朋友圈适用特征在不同学历分组间的差异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分组与另外两组，而在本科与研究生学历分组间则没有显著差异。
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人口变量中性别、学历和职业类型对抑郁水平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和恋爱情况对微信使用情况的影响显著。具体来说，青年群体抑郁水平在性别、学历、职业类型的不同分组中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抑郁水平显著高于女性；教育水平更高的分组，抑郁水平更低，抑郁高风险检出率随学历由低到高递减；工人及服务行业从业者抑郁水平均值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体力劳动者、企业管理者及自由职业是抑郁高风险检出率最高的三种职业类型。
对于工作类型分组间的差异，结合工作内容，考虑到这三类职业在工作中分别需要进行重复性的劳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及需要对各方面的细节做到全面照顾，工作的内容可能在情绪方面形成更大压力。在校学生的抑郁程度低于整体均值，虽然面临学业和就业的压力，但校园仍为学生群体生活的环境，个体面对的压力类型较为集中，学校师友的帮助也为学生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工作的青年人则需要面对生活中更多的压力和责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