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论文：中医诊疗体系的模式与发展趋势 由硕士毕业论文中心，硕士论文组整理提供，本文阐述了中医诊疗体系的模式与发展趋势
中医诊疗体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人们对疾病和证候等认识深化的过程。针对具体疾病的诊断治疗而言，不同的诊疗模式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本文基于中医诊疗体系中不同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探讨不同诊疗体系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为提高中医治疗疾病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辨病治疗的诊疗模式在远古时期，人们不可能对疾病的诊断和症状的鉴别有深入的认识，所用药物治疗主要是凭借经验的对症治疗。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出现了以部位命病名的描述，如疾首、疾目、疾腹、龋等。《山海经》记载疾病38种，其中专用病名命名者，有疽、瘦、瘤、痔、疥、瘁、疟等23种。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百余种(包括卷末佚文)，{已载医方283首。书中没有具体的腧穴名称和五行学说的印迹，没有把脏腑名称同疾病名称联系起来，阴阳学说也很少反映，加之组方药味简单，剂量粗略，剂型单调，又没有方名，显系为古人经验用药的积累，为中医原始方药的雏型。
对《五十二病方》整理研究发现?，该书中采用了疾病分类的方法，将所载283首方分列于52种病之每一种病所列方剂数量不等，如“诸伤”载方17首，“诸痉”载方7首，而“婴儿索痉”则载方1首。如“疽病方”条，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甘草、口、姜、椒、茱萸、酒”；另一方用“白蔹、黄芪、芍药、桂、姜、椒、茱萸、酒”，可见当时已经孕育了辨病治疗的模式；此外，该条下尚有“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倍芍药”的记载，说明当时对辨病治疗具备了初步的认识和实践。作为总结战国以前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黄帝内经》，不仅开创了辨病治疗的理论先河，也为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萌发出中医病证结合论治的思想。首先，《黄帝内经》中重视疾病的诊断与疾病个性问题。该书中所涉及的病名达100余种，其中有以“病”的形式进行讨论的专篇，如《疟论》、《痹论》、《痿论》、《咳论》、“寒热病”、“水肿”、“热病”等，对病因、病因作用于人体后所引起的病理变化、病位、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等均进行了阐述。其次，《黄帝内经》以辨病治疗为主要治疗模式，如以鸡矢醴治疗臌胀、生铁落饮治怒狂、泽泻饮治酒风等，均根据疾病而采取治疗用药，初具专病专方的特点。再次，《黄帝内经》虽未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但已孕含着辨证论治的思想，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谓“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其实质即系在临证中当周密地进行辨证论治之意。“病机十九条”为辨证论治提供了执简驭繁的法则。可见，自《黄帝内经》始，从症识病，依病分证的诊疗思想已经萌芽。
溯源中医方剂学发展，宋元以前方书多以病分类，病后列方，一病一方或一病多方，方病相对，侧重于方剂的挖掘与整理，辨病治疗的用方思路一目了然。此类方书按年代先后顺序以《五十二病方》为首，之后有《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所载《经方十一家》、《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五脏六腑瘅十二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伤中十一病方》、《客疾五脏狂癫病方》、《金创癜瘛方》等医方著作，原书虽已失传但从书名而言，书中组方用药的思路也是从辨病论治的角度出发的f2】。综观仲景《伤寒杂病论》而言，在创建“辨证论治”诊疗模式与思维的同时亦非常重视“辨病论治”的模式，即“辨证”与“辨病”同时存在并相互补充。
基于辨病治疗用药的模式，以其方便临床医生乃至病家按病症索方用药的特点而为后世所沿用，如晋《备急肘后方》、唐《干金方》、《外台秘要》、宋《和剂局方》、明《普济方》等。因此，从中医诊疗模式的历史发展来看，辨病治疗模式的发展和实践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促进中医辨证论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方剂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不足的是辨病治疗的模式治疗方法往往采用“以病试方’以方探病”的经验用方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定“盲目性”。
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由于中医学发展的认识方法受到历史的局限，辨病治疗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显示不足。东汉以后，尽管辨病治疗模式仍然指导临床实践并得到发展，但代表中医临床诊疗特色的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和以辨证用药为主体的诊治模式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医诊疗用药的主体。
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中，《伤寒论》载方首(实为112首，因其中的禹余粮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收方262首，“以六经辨治伤寒，以脏腑统论杂病”，把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确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思维框架，中医诊疗模式迈人辨证论治的模式阶段。宋以后中医药学发展呈现繁荣景象，著名医家倍出；特别是金代成无己开注解法研究《伤寒杂病论》的先河，促进了医家对《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思想的认识与实践。
随着“辨病论治”逐步让位于“辨证论治”，“方证对应”逐步取代了“方病对应”。原因在于，虽然出现了大量的方剂整理专著，但是以“病”为着眼点的大量治疗方剂由于应用指征庞杂笼统，疾病表象复杂多变，医者病家难以实践；而许多以“证”为治疗靶点的中医方剂，由于应用指征确切，治疗效果明显，便于实践，故辨证论治的模式历经久远而不断发展，时至今日仍广泛指导临床并取得显著效果。如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可用于治疗49种疾病、补中益气汤升发阳气可用于治疗107种疾病、血府逐瘀汤活血化瘀可用于治疗84种疾病、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可用于治疗58种疾病即是明证『2I。
辨证论治模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黄帝内经》为辨证论治奠定了理论基础，自仲景以降，医家们分别从六经、脏腑、经络、八纲、病因、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形成了诸多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
虽然辨证论治是中园临床诊疗疾病的主要模式与基本方法，但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如：①归类辨证论治的方法有七八种之多，相互错杂而不统一；②证只是病变某阶段的本质，而对疾病全过程的本质认识不足，缺乏诊疗的预见陛；③有的病情缺少主观症状，而客观检查却有病变，从而形成无症可辨；④有的病情虽有—定的症状与体征，但病变的位置与性质仍难以明确，形成无证可辨；⑤虽然辨证明确而似无误，但按证论治却无效；⑥过分强调辨证论治，则束缚了其他认识的发展，如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实际上形成重证轻病的误导，而视病为可有可无。这就为基于辨证论治模式优势的前提下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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