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翻译直接与语言相关，涉及不同语言或语言变体之间的转换。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翻译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涌现了许多新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流派。就翻译理论而言，理论翻译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三大转向，即“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和“认知转向”。每一次转向都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引发了新的翻译研究范式的变革。限于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本研究只聚焦后两种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认知转向”。
1.1.1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综观整个西方译学的发展历程，把翻译问题放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进行研究已成为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刘宓庆 1999）。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虽然世界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其研究范式也大致经历了由语文学到传统语法和历时比较语言学，再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最后到认知语言学的嬗变（文旭、司卫国 2018）。但是，真正把翻译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却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因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文学、传统语法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不研究翻译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多数语言学研究者对翻译研究的兴趣不足。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当时的语言研究者试图客观地描写语言现象，为的是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于是，很多语言学家追随索绪尔的研究思路，聚焦“语言”（langue），一定程度上忽视“言语”（parole）。第二，翻译研究者质疑语言在翻译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主张翻译是一种多维度、多视角活动，语言在翻译中的地位不是那么明显，其作用不足轻重。诚然如上所述，翻译和语言学终究结合在了一起，但这已经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语言学与翻译的结合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世界范围内的翻译需求不断增加，尤其是对非文学翻译的需求。其次，翻译研究者慢慢地意识到了语言学在翻译实践中的作用，而语言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也为翻译与语言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了诸多语言学的分支。这些分支学科不再局限于对“语言”的研究，也将“言语”纳入研究范围之内，由此催生了许多从语言学视角来研究翻译的流派。翻译研究者愈加发现翻译现象、翻译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借助语言学的术语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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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问题
经典范畴观下的翻译理论存在诸多二元对立的观点，如直译与意译、形似与神似、归化与异化等，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缺陷也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困扰和争论。范畴与范畴化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可以有效规避中西传统译论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往研究虽能指出翻译是范畴之间的转换活动，但对范畴转换的过程和模式挖掘的还不够深入，亦未能揭示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
本研究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化理论，构建翻译的范畴转换模式，探讨翻译的范畴转换过程，并揭示其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以期拓展和完善认知翻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讨论和解决以下问题：
（1）认知范畴观下，翻译的本质与属性是什么？（2）翻译范畴转换的具体模式是什么？（3）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其背后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是什么？以上研究问题是描写与解释的结合。从范畴和范畴化视角看翻译最重要的是厘清翻译的本质属性。本研究认为，翻译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语际转换活动，而是一项以范畴转换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即是说，翻译是一个由源语范畴（sourcelanguage category）到目标语范畴（target language category）的动态转换过程。以此假设为基础，本研究进一步描写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进行范畴转换的过程及其模式。最后，我们聚焦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这一问题，解释和挖掘翻译范畴转换背后的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力求做到描写的充分性和解释的充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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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2 语言学范式的嬗变与翻译研究
综观整个西方译学的发展历程，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已成为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刘宓庆 1999）。从研究范式上看，语言学研究大致经历了由语文学到传统语法和历时比较语言学，再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最后到认知语言学的嬗变（文旭、司卫国 2018）。二十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研究开始和翻译学研究交叉、融合，而直到近几十年来，翻译才真正被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前面我们已经交代，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语文学、传统语法是不研究翻译的。因此，我们主要从以下五个角度探讨语言与翻译的关系，它们分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本节聚焦前四个方面，2.3 将集中探讨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和翻译的认知研究。
2.2.1 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翻译研究
随着对翻译理论及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翻译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也随之兴起。二十世纪以来，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在西方日益流行起来，翻译研究者们开始将语言学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应用于翻译研究。二十世纪下半期，西方各国语言学理论为翻译理论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其中五六十年代兴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从而夯实了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迅猛发展，西方译界迎来了翻译研究的第一次实质性转向，即翻译的“语言学转向”。这次转向带来了一次新的学术思潮，在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法国兴起，并迅速在欧美的语言思潮中流行起来。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16 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的出版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正式问世。他对“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进行了区分，还提出了符号理论。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出三个支派，分别是以雅克布逊（Roman Jacbson）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亦称功能学派；以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以及以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亦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虽然各支派持有不同的研究重心——布拉格学派以音位研究著称，哥本哈根学派聚焦语言符号的研究，而美国描写语言学主义则重视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与说明，但三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各支派都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强调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注重共时语言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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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近年来，认知科学在人类科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发展前景也备受瞩目。自二十世纪中后期，翻译界开始引入认知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译者的心理过程，如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将翻译与认知心理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后便形成了“翻译心理学”（刘绍龙 2007），或“翻译认知心理学”（颜林海 2008）。Holmes（1988）认为，描述性翻译学有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翻译作品研究、翻译功能研究及翻译过程研究。在语言学与翻译结合以来，翻译作品研究和翻译功能研究均有了突破性进展，取得了瞩目成就。但是翻译过程研究进展甚微。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时的研究条件决定的。翻译过程研究本身具有复杂性，加之研究方法和测量手段有限，翻译过程研究没有突破性进展。目标语与源语之间的转换是如何进行的？翻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译者在大脑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认知操作？类似的问题都是翻译过程关注的焦点话题。基于此，翻译过程研究可以看作认知翻译研究的雏形（文旭、肖开容 2019）。
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将翻译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认知翻译学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翻译研究范式（Halverson 2010；Martín 2010；邱文生 2010；O’Brien 2011；谭业升 2012a；Rojo & Ibarretxe-Antuñano 2013；王寅 2014；Schwieter& Ferreira 2017；文旭 2018；文旭、肖开容 2019；谭业升 2020）。谭业升在其新作《翻译认知过程研究》（2020：6）中认为，认知翻译学的首要目标是关注翻译所涉及的更多认知心理过程，拓展和深化对译者内在认知行为的认识，探索更多大脑内部更深层次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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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基础.....................................38
3.1 引言............................................. 38
3.2 经典范畴理论........................................ 38
第 4 章 翻译的原型属性与范畴关系...........................................55
4.1 引言............................................... 55
4.2 翻译范畴的原型属性............................. 55
第 5 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模式...........................................67
5.1 引言........................................................ 67
5.2 语言范畴转换模式................................................ 67
第 6 章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及认知机制
6.2 翻译范畴转换的认知基础
6.2.1 具身认知
在传统西方哲学体系中，诸多哲学家主张灵魂是人类存在的关键和本质，并将身体置于低位。“身体”以低位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直到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方将“身体”救出深渊。他主张以二分、辩证的眼光看待灵魂和身体（贾克防 2014）。此后，梅洛·庞蒂（2001）详细地论述了“涉身”的概念，提出用“身体”这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世界，打开世界的大门。在他的身体现象学中，具身认知从而出现。
梅洛·庞蒂认为，意识内容是由身体通过自我体验，客体体验以及对他人作为意向主体体验等三种方式获得的经验。其中，自我体验是通过身体的位置、状态、动作等所获得的本体体验。客体体验和对他人作为意向主体的体验都是基于身体知觉的身体经验（Matthews 2014）。从自身到他人，都是以身体作为获得体验的介质来建立概念系统。身体与空间，身体与时间都是梅洛·庞蒂详细论述的主题。在他看来，身体是空间形成的基础，最本原的空间就是身体空间。世界和身体之间的本体论联系是在空间上得以体现的。这里的空间是由身体活动的综合机制形成的空间处境性，是身体对空间的一种出自于本能的洞悉。人们通过身体的行为和运动来感知空间，空间是和身体紧密相连的处境，两者共生。哲学对于“具身”的阐释奠定了具身认知的思想基础，使其在语言学领域得以扩展和应用。作为第二代认知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具身认知是诸多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假设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语言学领域，具身认知的主要内容以及内涵是什么？与翻译又有何关联？
Varela 等（1991）认为，“具身”重点强调具有各种感觉运动的主体经验是认知所依赖的本体；Thelen 等（2001）提出，认知主要源于身体和世界的互动之中，认知依赖于具有知觉和行为能力身体的现实经验。具身认知所探讨的是认知与身体的关系。它强调了认知依赖于身体，其核心要义是人的认知根植于现实世界与身体经验的互动中，身体体验对人认知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旭 2014）。Wilson（2002）将具身认知的主要思想总结为：认知是具有情境特质的，认知是受时间压力影响的，认知过程在环境情境中进行，认知系统的一部分是环境，认知是动态的以及离线的认知是以身体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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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
7.1 研究发现和主要贡献
本文主要关注和解决了以下问题：（1）认知范畴观下，翻译的本质和属性是什么？（2）翻译范畴转换的具体模式是什么？（3）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为什么可以进行范畴转换？其认知基础和认知机制是什么？主要研究发现概括如下：
第一，从本质上讲，翻译是一项以范畴转换为基础的认知活动，即是说，翻译是一个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动态转换过程。翻译具有原型范畴属性，翻译的诸多属性和话题都是依据翻译的原型特征界定的。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存在以下三种范畴关系，分别是范畴对等、范畴错位和范畴空缺。翻译范畴的文化依存性与这三种范畴关系密切联系。各民族具身体验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类型文化依存词的形成。即是说，不同的具身体验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和认知模型，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并体验着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从而导致不同语言之间表征方式的差异，形成诸多对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依赖程度不同的文化依存词，最终形成了范畴对等、范畴错位和范畴空缺三种范畴关系。
第二，由源语范畴到目标语范畴的转换模式主要由语言范畴转换模式和非语言范畴转换模式组成。在翻译实践中，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经历了范畴替换、范畴整合、再范畴化和跨范畴化等认知操作过程。该过程以原型范畴和理想化的认知模型为参照。此外，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信息对等，不仅需要语言层面（词汇、句法、语义、语用、文体等）的范畴转换，还可能涉及社会、文化等非语言层面的范畴转换。
第三，翻译是具有隐喻性和转喻性的范畴转换活动。隐喻性体现在翻译具有隐喻的本质特征。翻译时需要借助范畴之间的相似性，用目标语范畴来解读源语范畴。与隐喻不同的是，转喻是在同一认知模型中进行的映射，其本质是用一个范畴来代替另一个范畴。译者首先对源语范畴进行理解和解构，然后在目标语中寻找对应的范畴进行建构和表达。这一过程体现了“一范畴代替另一范畴”的转喻操作。
第四，具身认知和象似性制约着翻译的范畴转换。因此，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需要深入分析源语范畴和目标语范畴，这个过程不但要关注语言结构，也要关注语言结构背后的概念结构或经验结构，从而实现源语和目标语概念结构的对等。此外，译者若想达到“以形传神”“形神皆似”理想的翻译转换效果，还需具备一定的象似性意识，这种意识需要译者尽可能地挖掘文字背后所隐藏的语言象似性特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