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笔者认为高校教师应合理优化自身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尤其应加强其日常的体育锻炼意识，以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这对于提升高校教师的获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引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1〕高校教师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主力军，长期工作在教书育人和科科研工作挤占了高校教师锻炼身体及休闲娱乐的时间，使得部分高校教师出现身体透支甚至个别教师英年早逝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高校教师群体的健康问题关注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如职业倦怠〔2〕、角色压力〔3〕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4〕大多数的研究往往关注全体居民的健康问题且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社会流行病学等方面。如社会学主要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研究全体居民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对这两个变量间的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积极或者消极的生活方式对全体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但是忽视了社会结构对生活方式的制约。因此，诸多学者开始对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水平之间的中介机制进行讨论，主要涉及压力、认知感等心理社会学因素，空气、水、社区等外部环境因素及饮食、烟酒、锻炼等生活方式因素，其中以生活方式的中介机制讨论为甚，集中体现为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和生活方式转型理论之争。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支持地位束缚假设，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生活方式越健康。〔5〕而生活方式转型理论则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6〕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自《布莱克报告》发布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持续关注本国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8〕其中，社会学主要从社会分层的视角重点关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两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解释却存在“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之争。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体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其健康状况越差。〔9〕而健康选择论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健康水平是个体地位获得的筛选机制之一，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反之亦然。〔10〕尽管两种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是“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相对强于“健康选择论”。〔11〕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运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均得出与国外学者相同的结论，即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间存在显著的健康差异，教育、收入与人们的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12〕虽然国内外多数研究支持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其健康水平的论断，但是在高校教师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划分仍须做进一步的探讨，以反映高校教师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作为后韦伯主义社会分层研究的先驱，洛克伍德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职员阶层的研究。洛克伍德使用了韦伯所区分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地位的框架，强调了来源于市场和工作地位的物质回报，以及来源于身份地位的象征性回报对于各个职业的阶级位置的影响。他从“市场地位”“工作地位”和“身份地位”三个维度对职员的阶级位置进行了概念化操作，用职员在他们阶级位置上所表现的独特社会风貌和行为特征来解释职员的阶级意识的形成。〔13〕职员阶层相较于体力工人有更高的收入和职业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长及更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
（二）生活方式与健康
流行病学转变理论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由瘟疫、寄生虫等急性或传染性疾病向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或非传染性疾病转变。〔14〕《中国健康城市建设研究报告（2018）》中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由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到全国死亡人数的86.6%。〔15〕慢性病的发生源于遗传基因、环境因素及不良生活方式，其中不良生活方式是慢性病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诱因。社会流行病学主要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个体健康水平的影响，认为直接干预离个体最近的、行为的和生物医学因素将从总体上提升个人的健康状况。〔16〕个人维持或破坏健康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日常饮食、体育锻炼、吸烟、饮酒等与健康有关的积极或者消极的生活方式。虽然诸多学者对生活方式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仍存在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第一，个人在生活方式上作出的决定是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还是受社会结构的束缚？韦伯最初对生活方式进行分析时指出，地位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所谓的“地位荣誉”（或声望），通常表现为希望归属于某一群体（或社会阶层）的所有人都期望有特定的生活方式，成为群体的一部分并以该群体的方式或风格生活。〔17〕由此可见，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区分地位群体的关键指标。社会上处于相似地位的群体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异于其他身份群体或阶层的普遍的相同或相似性。韦伯用“生活方式”及“生活行动”和“生活机会”两个生活方式的组成要素来表达他的生活方式概念，个人的生活机会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受个人财力、地位、权力、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
（三）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的机制研究
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的中介机制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心理社会学因素〔18〕，包括压力、认知感和社会支持等；外部环境因素〔19〕，包括接触致癌物和病原体、空气、水、住房和社区等；生活方式因素，包括饮食、体力活动、吸烟和饮酒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层面的探讨上，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和生活方式转型论之争。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支持地位束缚假设，认为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比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更不容易受社会结构的束缚，从而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和资源日益分化已成共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教育程度、收入和财富较高的社会上层成员在社区类型和地段〔20〕、体育锻炼〔21〕及生活与消费品质〔22〕上具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其生活方式也更健康。结合上述全体居民中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的正相关关系，我们推测在高校教师群体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高校教师可能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高校教师获得感课题组2020年开始的“高校教师获得感”的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多种抽样方法，抽取了上海、北京、武汉及西安的2527名高校教师进行问卷调查。根据研究需要，剔除了缺失样本，最终保留了23—65岁的有效样本1629人。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高校教师的健康状况，鉴于高校教师在回答自评健康问题时有可能策略性低报或者礼貌性高报其真实的健康状况，而且在数据的初步分析阶段发现该变量回答“很不健康”的仅有23人，因此，本研究将高校教师的自评健康重新划分为两个等级，即将回答“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和“一般”赋值为0，表示“不健康”；将回答“比较健康”和“很健康”赋值为1，表示“健康”。
2.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是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其中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操作化为家庭年收入（考虑到中国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社会情境下，家庭收入对个体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的影响）、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四个指标。家庭年收入变量根据样本中高校教师2020年的家庭总收入（税后）的中位数划分为两个等级，0表示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以下”，1表示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及以上”；教育程度变量为类别变量，0表示高校教师的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1表示高校教师的受教育程度为“博士研究生”；技术职称根据高校教师的职称等级划分为四个等级，1表示“初级”职称，2表示“中级”职称，3表示“副高级”职称，4表示“正高级”职称；行政职务根据高校教师的职务级别划分为三个等级，1表示“无”职称，2表示“科级”职称，3表示“处级及以上”职称；生活方式变量由不良生活方式和日常时间分配两个指标进行测量。不良生活方式包括吸烟、饮酒和熬夜三个指标，三个指标的测量是分别询问高校教师“过去一个月，您抽烟、喝酒、熬夜的频率是？”为了研究方便，将各指标的答案均重新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将回答“从不”重新赋值为0，表示“不吸烟”“不饮酒”或者“不熬夜”，将回答“总是”“经常”“有时”“很少”进行合并，并赋值为1，表示“吸烟”“饮酒”或者“熬夜”；日常时间分配包括个人工作时长、休闲娱乐时长和体育锻炼时长三个连续性变量。三个变量都是根据询问高校教师“您平均每周分别花在个人工作、休闲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小时”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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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为了验证高校教师的生活方式（不良生活习惯和日常时间分配）是否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本研究建立了Logistic模型（表2）和OLS模型（表3）分别检验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不良生活习惯和日常时间分配的影响。
（一）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
表2中，模型2.1—2.3分别为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吸烟、饮酒和熬夜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从收入来看，家庭年收入与吸烟、饮酒和熬夜的关系均不显著，即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吸烟、饮酒和熬夜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并非收入差异导致的。该研究结论与黄洁萍的结论相似。黄洁萍认为，在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三项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变量中，职业与教育程度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职业与教育程度是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的主要因素，影响最弱的指标是家庭收入，体育活动与吸烟饮酒的参与度不主要由于经济原因造成；〔25〕从教育程度来看，高校教师教育程度的提升对吸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熬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饮酒的影响不显著。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博士研究生吸烟的几率比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低45.66%（1-e-0.610），而博士研究生熬夜的几率是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1.349倍（e0.299）。该结论分别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和生活方式转型理论。从技术职称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初级技术职称的高校教师来说，中级和正高级技术职称的高校教师吸烟的几率分别下降了69.94%（1-e-1.202）和65.22%（1-e-1.056）。该结论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从行政职务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无行政职务的高校教师，科级和处级及以上的高校教师吸烟的几率分别上升了78.6%（e0.580-1）和62.42%（e0.485-1）。该结论支持了生活方式转型理论，但是与技术职称对吸烟的影响方向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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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日常时间分配的影响
表3中，模型3.1—3.3分别为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工作时长、娱乐社交时长和体育锻炼时长日常时间分配的影响。从收入来看，高校教师家庭年收入的提升会显著增加其体育锻炼的时长，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及以上的高校教师平均每周体育锻炼的时长比年收入为30万元以下的高校教师多0.599个小时，该结论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从教育程度来看，高校教师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人工作时长呈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校教师群体平均每的个人工作时长比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多5.087个小时，该结论支持了生活方式转型假设，从技术职称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技术职称的高校教师平均每周的个人工作时长分别比初级技术职称的高校教师多6.556小时、5.719小时和5.877小时，该结论支持了生活方式转型假设。从行政职务来看，高校教师行政职务的提升会显著增加个人工作时长，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行政职务为科级和处级及以上的高校教师平均每周的个人工作时长比无职务的高校教师多5.356小时和6.1小时，该结论支持了生活方式转型假设。总的来说，高校教师体育锻炼时长的差异主要是由高校教师间收入差异导致的，而非源于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的差异，而高校教师个人工作时长的差异主要是由高校教师的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差异导致的，而非源于收入差异。
（三）高校教师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高校教师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会对生活方式产生影响，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是否存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呢？为此我们建立了Logistic模型对高校教师自评健康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4.1为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高校教师的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级别四个核心变量；模型4.2—4.4为不良生活习惯模型，在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吸烟、饮酒和熬夜三个不良生活习惯变量；模型4.5—4.7为日常时间分配模型，在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平均每周的个人工作时长、娱乐社交时长和体育锻炼时长三个日常时间分配变量；模型4.8为联合模型，囊括了所有的控制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与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及以上的高校教师健康的几率是家庭年收入为30万元以下的高校教师的1.436（e0.362）倍。而高校教师的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与高校教师的健康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高校教师健康水平的差异主要是由高校教师间收入的差异导致的。由此可见，假设1仅在高校教师的收入上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借助洛克伍德研究职员阶层时提出的市场地位、工作地位和身份地位三个概念，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收入、教育和职业）的测量基础上，我们将高校教师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操作化为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四个测量指标，并将不良生活习惯和日常时间分配共同纳入高校教师生活方式的测量，使用2020年“高校教师获得感”的调查数据，考察了高校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校教师间不良生活习惯（吸烟、饮酒、熬夜）的差异并非由收入的差异导致的，而主要是由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的差异导致的。体育锻炼时长的差异主要是由收入的差异导致的，而非源于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的差异，而个人工作时长主要是由教育程度、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的差异导致的，而非源于收入差异。收入是唯一影响高校教师健康水平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熬夜和较长的工作时长会损害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较长的娱乐社交和体育锻炼时长则会提升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高校教师的收入会通过影响体育锻炼时长从而进一步影响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
在高校教师群体内部，高教育程度者相对于低教育程度者的生活方式的确呈现出了两端分化的特征，比如高教育者相对于低教育者更倾向于不吸烟，同时又更倾向于熬夜和较长的工作时长。但是，一方面，在高校教师群体中并没有出现已有研究中所说的教育程度高的群体仍然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烟酒消费模式的现象。〔26〕另一方面，高收入教师相对于低收入教师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呈现出两端分化的趋势，而是仅表现出高收入教师比低收入教师更倾向于体育锻炼的健康型生活方式，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产理论，而且体育锻炼差异是由家庭收入的差异导致的。这说明在高校教师群体中，高收入者不仅并没有受到西方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而且收入的提升还使他们更热衷于参与体育锻炼。除此之外，技术职称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了两端分化的趋势，表现为技术职称越高越不吸烟，同时工作时间越长。行政职务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仅支持了生活方式转型理论，表现为行政职务越高越倾向于吸烟和较长的工作时长，可能是出于自身工作或者社交活动的需要。
综上所述，与全体居民的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不同，全体居民的健康状况大多受收入、职业和教育等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而高校教师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更多的是源自一种社会特定群体的个人选择。收入差异和高校教师群体特有的工作性质对高校教师的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未来教育制度的改革应当给予教师更为充足的薪酬保障和科研经费投入，为高校教师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高校教师应合理优化自身的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尤其应加强其日常的体育锻炼意识，以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这对于提升高校教师的获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