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出我国各地区2010-2019年的贸易韧性值并进行区域差异分析，进而运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及分解法进行区域空间分析，最后结合相关文献科学选取了十个影响因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探测。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走向复苏，中国各产业也开始快速发展，世界市场经济规模占比也由9.5%提升至2019年的16.34%。同时，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6.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4%，这是中国贸易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①。不置可否，这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有关，多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占比一直居于贸易结构前列，特别是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和安全的疫情防控形势，更增加了中国生产制造的确定性。然而，2020年，以名义美元计算的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价值下降了9.6％，全球GDP下降了3.3％，世界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②。当前，多国经济发展处于瓶颈期，疫情的冲击更加剧了各国贸易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演变，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体系中的“绿洲”，并逐渐为全球经济的平稳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随着政治格局的加速演变和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发展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其一，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传统“中心-外围”贸易经济格局受到破坏，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兴起，大国之间的竞争愈加“白热化”，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面临国外制裁的风险加大。其二，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产业结构较为落后，高科技行业占比还较低。而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企业和产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决定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分配，因而当外部风险来临时，中国某些产业的发展将遭受较大的损失[2]。其三，近年来，我国内需逐渐转弱，特别是疫情的冲击和政治格局的演变使得刺激我国内需发展成为一项关键性难题，因而加大区域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产业之间的互相合作才能有效刺激“供应链”的创新，以刺激内需发展和加大我国的贸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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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其一，文章从中国对外贸易韧性主题出发，从国内外贸易宏观经济视角出发阐释了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研究背景，并结合对于韧性主题的研究大势以及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本文的研究意义。
其二，从历史性角度出发阐释了国际分工理论（产业间分工理论、产业内分工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以及贸易增长理论（凯恩斯贸易增长理论、结构贸易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并从对外贸易韧性的概念、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分析，以寻求能够评测和影响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相关指标。
其三，基于前文研究设计了本文主题的测评指标和路线方法，首先运用熵值法对中国我国31个省（市、区）自2010-2019年整体的贸易韧性水平进行了综合打分，并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进行了空间差异分析，其次用泰尔指数及分解方法来研究其在空间格局上的特征，以此测算其差异来源所在。
其四，基于对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在的研究，运用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对影响因子及其交互进行探测，分析出影响贸易韧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效应水平。
最后，基于对中国贸易韧性的实证研究结果和分析，从政策、发展、电子商务、人才等综合层面分别提出提升各区域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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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第一节理论基础
一、国际分工理论
（一）产业间分工理论
最早的国际大规模贸易源于14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各国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开展以产业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以产业为基础的国际分工理论应运而生。1776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国际贸易发展的基础性理论之一——绝对优势理论，该理论赞同绝对成本说，并认为国家间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贸易是因为绝对成本的差异，若一国生产产品的绝对成本低于其他国家，那该国就可以以绝对成本优势进行出口，反之进口。绝对优势理论虽然只阐释了国际分工中的一个特例，它基于的绝对成本说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论述了国际贸易间分工提高劳动效率的合理性，引导的贸易互利原则仍具有先进的指导意义。
为了进一步完善比较优势理论，1817年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学说的经典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否认了绝对成本说，并进一步提出国际贸易产业分工的基础是基于国家间贸易的相对成本优势。该理论认为，一国只要具备产业技术的相对优势，其生产的产品价格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具有相对差别，从而使得参与贸易的各国具有产品的比较优势[3][4]。比较优势理论虽然未能解释国际分工形成的主要原因，但它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形成，是国际贸易分工的理论基础，其最主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国际间分工协作的大道理，论证了世界各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必要性。
除此之外，1933年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在他们的著作《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中提出了在一国进行国际贸易时除生产率差异之外的重要原因——要素禀赋优势，即著名的要素禀赋论（也称H-O理论）。该理论基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各国生产要素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包括各国要素禀赋（除劳动力外，还包括土地、资本等等）差异，也包括要素使用强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商品的绝对成本差异[5]。在此条件下，萨缪尔森（Samuelson）与斯托尔珀（W.F.Stolper）对其进行了补充，他们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的生产要素价格最终将趋于均等化，由此建立了广义的要素禀赋论。要素禀赋论基于的生产要素静态假设，因此在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中并不适用，但其作为现代国际贸易学的核心和新开端，有助于各国在贸易中提前进行预判，并制定相应政策以避免贸易风险，这在政治格局演变和贸易风险频发的当下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有助于各国进一步提高对外贸易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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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及对外贸易韧性内涵界定
（一）韧性“韧性”一词最早源于拉丁语“resilire”，并由美国生态学家Holling（1973）提出，意指系统在受到干扰后恢复至原始状态的能力[25]。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有关韧性的研究开始拓展至生态学、工程学等领域，其内涵也拓展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和“适应性韧性”三个较为经典的维度。
“工程韧性”（Holling，1973）强调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稳定性，即受到冲击后恢复至均衡状态的能力。“工程韧性”假设系统始终有一个均衡状态，当偏离该状态时，系统就会开始自我纠正或修复，而这也正与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的自我修复机制类似。之后，随着各领域研究的深入，系统单一且均衡的状态被否定，多重均衡状态开始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生态韧性”（Holling，1996）应运而生，他认为系统受到的外部冲击具有一定的“阈值”。当系统吸收的冲击在此“阈值”以下时，系统可能会恢复至原始水平甚至通过自我重构超越原始水平；当系统吸收的冲击超过此“阈值”时，系统可能会恢复至低于原来的水平甚至趋于衰退。这种多重均衡思想也与之后经济学中的多重均衡理论相契合，这也为经济韧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Masten et al（1990）、Luthar&Becker（2000）、Doherty Wright et al（2013）等认为具有韧性的系统或个体普遍具有动态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也将韧性的研究拓展至演化视角。Martin（2012）在“工程韧性”和“生态韧性”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性韧性”一词，他否定了系统是均衡的，并认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系统可以根据自身的要素在冲击下进行自我调整、演化来使得自身得到适应性发展。与此同时，该理论也将经济韧性延伸至演化视角，它强调了经济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凸显了经济系统的长期性和适应性价值[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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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贸易韧性评价模型设计...............................-22
第一节研究对象与指标选取原则......................-22
一、研究对象...........................................-22
二、指标选取原则.............................-22
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空间差异分析.............................-28
第一节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整体性分析................................-28
第二节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的区域性分析...............................-31
第三节中国对外贸易韧性空间差异分解.........................-33
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素分析............................-35
第一节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子选取.............................-35
一、指标选取..........................-35
二、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37
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节中国对外贸易韧性影响因子选取
一、指标选取
借鉴陈惟刚（2020）[51]、揭础铭（2022）[52]、王奇珍（2021）[53]等的研究，并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操作性和便利性、综合性和系统性原则。本文选取与对中国对外贸易韧性指数影响程度较强的影响因子。
1、政府因素
政府因素包括财政规模和财政风险两项。财政规模选用财政支出与GDP比重来衡量，即省域的财政支出与生产总值的比重。该指标不仅可以反映出各区域政府的规划能力，更可以直接反映出政府动用以及分配内部资源的水平。区域财政水平利用各区域财政赤字与GDP比值衡量。财政赤字可以直观地看出一个区域的财政风险水平。因此，该比重越低，区域的各方面机制将得到保证，在风险来临时也可以更好地使得政府应对危机，反之亦然。
2、市场因素
市场因素本文选取市场容量以及市场的潜力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市场容量以各区域每年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作为重要指标。该指标由各区域每年餐饮业、零售业等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行业收入总额与居住人口之比计算而来，因此它可以反映每年该区域人民的购买力、生活水平、储蓄水平等等。它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该区域在受到贸易冲击时拥有更多的资金来进行恢复，而且可以满足区域进一步复工复产的需求。市场潜力利用人口密度进行衡量。劳动力作为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它的提升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的产业创新能力和市场发展水平，而且在贸易冲击来临时可以维持当地正常的市场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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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政策
第一节结论
本文在系统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及经济韧性相关理论、测度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贸易的发展现状从贸易抵抗力与恢复能力——贸易重构与组织能力层面构建了中国对外贸易贸易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计算得出我国各地区2010-2019年的贸易韧性值并进行区域差异分析，进而运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及分解法进行区域空间分析，最后结合相关文献科学选取了十个影响因子，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区域对外贸易韧性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精准的探测。
实证结果显示：各省份对外贸易韧性发展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东北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最低，并且近年来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逐年增大，我国贸易韧性不平衡现象显著；中部地区贸易韧性发展速率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高贸易韧性地区发展水平逐年增大；东北地区贸易韧性水平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两极分化趋势明显；西部地区贸易韧性发展水平逐渐趋于平衡，但某些低韧性地区却难以找到突破路径；十年间，我国及各区域韧性发展不平衡性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不均衡现象并未得到显著缓解，且主要由区域内差异造成；在四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对不平衡现象的贡献率几乎持平，且东部地区自2018年后不平衡现象加剧；对贸易韧性产生显著影响的驱动力包括政府因素、市场因素、数字因素、科技教育因素，而在结构因素中产业结构的作用力并不显著；在对各单因子进行交互分析中，除跨境电商外，其他因子的交互项对贸易韧性的作用力均较为显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