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作用于碳排放的路径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3-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市区(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角度构建衡量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排放因子法选取原煤、石油、天然气等16种能源种类,进一步计算各个地区的碳排放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值。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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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间,随着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地球温度上升,极端天气频发,逐渐严峻的气候问题不得不引起全人类的共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高速发展,逐渐成为绿色技术的领导者,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引领角色(白永秀等,2021)。中国始终坚持“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在全球气候变暖、各国碳减排责任愈发重大的背景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在2030年和206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一直以来,中国都高度重视碳排放问题,2011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等7个省市首先开启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十年的探索总结,碳排放权交易在2021年正式拉开序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上线是中国对于控制碳排放的一项有力回答,是对实现双碳目标的绿色美好愿景的支持,是重大制度的创新。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更是将低碳、绿色、可持续原则贯彻始终。“绿电”点亮冬奥场馆、低碳完成“水冰转换”等多项低碳措施都展现了“绿色办奥”的理念深入人心。低碳能源、低碳场馆等对奥运会此类的盛事举办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全人类的碳减排路径提供了参考范例。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绿色冬奥的举办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气候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与战略任务(徐政等,2021)。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数字经济也经历着质的飞跃,并且不断加深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融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变化、新技术创新、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徐康宁,2021)。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的显示,2020年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等多方面受到冲击,但是数字经济却展现出不容小觑的生命力,在电子商务、在线办公、远程教学等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仍然取得了9.7%的高位增长,高于当年的名义GDP增速。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正带领着经济、生活、社会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化的高效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以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为基础,以“新零售,新制造”为主要商业模式,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友好之间搭起重要桥梁(邓荣荣、张翱祥,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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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综述
一、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
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Tapscott(1996),他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一书中,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数字经济,他认为信息技术的革新会在将来掀起数字革命,将会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化通信水平的提升以及数字化产业的革新与发展,国内学者开始对数字经济进行研究。杭州G20峰会(2016)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的界定,认为数字经济是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要素受到空间的限制,数据要素冲破空间阻碍,能够以一种高效、便捷的方式影响当地以及邻近地区的绿色发展。之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也给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同样地,认为数字经济的内涵包含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一观点,提出了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分别代表数字经济基础部分的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数字经济融合部分的产出效率的发展。专家学者们也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阐述数字经济的定义,丰富其内涵。李长江(2017)认为数字经济是主要以数字技术方式进行生产的经济形态,并且认为数字经济由于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具有时效性。刘军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强调数字化信息,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高效透明的数字化交易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通过文献的分析,数字经济的概念难以唯一确定,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在分析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设施为基础,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通过高效、绿色、共享的途径推动技术创新与融合发展,实现生产效率提高,推动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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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强度的机理分析
第一节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理论基础
一、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联系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大力发展经济,居民的就业水平、生活水平等也得到了不断改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工业发展方式粗放化,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能源消费量大并且能源利用效率低下,随之而来的是环境问题的严峻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一定的改变,生活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在社会发展中渐渐占据重要地位,经济增长与绿色环境协同并进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国目前一直探索并追求的发展目标。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研究观点,观点论述了污染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Maureen Cropper等,1994;Grossman等,1995;Marzio Galeotti等,2005),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存在矛盾,而在经济发展中期或者后期,经济增长不会加剧环境问题的严峻化,反倒缓解了环境恶化情况。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初期,产业的管理模式、生产模式趋向原始化,此时劳动产出依赖于大量的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加大了能源消费量,使得碳排放量增加,同时技术水平的限制不仅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还进一步加大污染排放。此时,随着人力、物力投入程度的加大,经济水平明显提高,但是由于产业的粗放化,废水、二氧化硫、PM2.5、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凸显。在EKC曲线的右侧即发展中后期,此时经济体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运转方式的产业结构,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结构优化在生产过程中持续进行,资源配置合理化伴随着经济运行全过程。同时,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良、知识信息的广泛传播,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能源消耗类型趋向绿色环保,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情况不断改善,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协调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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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路径
本文的碳排放量的测算主要从能源消耗的角度出发,碳排放量的多少与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等息息相关(李新运等,2014)。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依赖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特点,形成了资源互联共享、要素创新、便利普惠、突破空间限制等优势,对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量以及碳排放强度注入了新的减排动能。本文将从作用路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影响等角度展开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影响的机理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渐渐成为一种融合经济,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技术、新模式也逐渐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郭炳南等,2021)。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成果优化、金融服务便利化等特点成为数字经济的环境效应的作用路径。
一、规模效应
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电信、互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规模飞速增长,5G基站、IPv6、物联网等新型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近年来也得到了大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数字经济深度发展奠定基础,是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扩大的基石。我国经济水平较发达地区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远远大于100%,意味着随着人们对交流的便捷化、对生活方式的高效化要求,移动手机基本上实现了人人覆盖的特点。同时,随着数字交易的崛起,企业管理模式、运营模式也渐渐依赖于互联网基础与数字平台,各个企业能够有效的利用互联网进行产品或者服务的宣传、进行商品的线上交易等日常运营工作。在企业管理层面,互联网基础实现了内部员工管理的高效化、透明化,一方面加快了办公效率,另一方面督促企业员工良性竞争。企业内部管理和生产运营的网络化、数字化实现了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推动了发展进程。数字环境接入的设施范围不断扩大,网络连接起群众、企业的云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交易。数字技术的发展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并且加深与不同产业的融合。在此基础上,数字经济的规模化带来了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基础设施等产业的智能、高效发展,从而达到减少能耗以至于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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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字经济的测算以及时空演化分析...........................23
第一节数字经济测算....................................23
二、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构建.................................23
三、测算方法........................................25
第四章碳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强度的测算以及时空演化分析.........................34
第一节碳排放水平的测算............................34
一、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34
二、测算方法........................34
一、数据来源及数据说明.....................................23
第五章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44
第一节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44
第二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分析............................46
第五章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变量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变量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
经济管理论文参考
文章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碳排放强度(CI),本文第四章采用排放因子法测算得到我国30个省市的2013-2019年的区域碳排放强度。
(二)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DE)是文章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第三章首先依据数字经济作用于碳排放的影响路径,构建了包括数字规模、数字产业发展、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四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接着采用熵权-TOPSIS结合的方法计算出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
(三)控制变量
目前学者们对碳排放或者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利用IPAT模型或者基于IPAT模型改进的STIRPAT模型和理论基础,分析碳排放或碳排放强度受到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分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时选择了能源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对外贸易开放度作为文章的控制变量。
能源结构(ES):采用煤炭消费量/全部能源消费量的数值作为衡量能源结构的指标。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以煤炭为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与消费会对碳排放产生持续的负向影响。
城镇化水平(LU):采用各地区的城镇人口/年末常住总人口的数值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就业水平的提高,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不断向城市聚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民众消费水平的提升,对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求自然在不断提高,需求的不断演化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能源投入,一定程度上加剧碳排放。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发展,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生产,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影响单位产值的碳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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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研究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第一节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于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各级企业碳减排的目标,结合当下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以期挖掘数字经济的减排效应并且阐明作用路径。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作用于碳排放的路径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3-2019年我国大陆地区的30个省市区(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从数字经济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角度构建衡量各个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利用排放因子法选取原煤、石油、天然气等16种能源种类,进一步计算各个地区的碳排放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值。在分别对数字经济和碳排放强度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索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各个作用路径的效应分析,并进一步通过分区域回归分析数字经济及各个构成维度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数字经济呈现上升趋势,各维度发展具有差异,各地区之间具有区域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
数字经济的四个构成维度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数字金融和数字规模增长速度较快,数字创新和数字产业发展增长速度稍慢;结合30个地区的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布图和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的莫兰指数值,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具有区域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整体上看,各地区的数字经济呈现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现象,我国北方各省市如新疆、内蒙古、吉林等省份的数字经济较低,江苏、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一带地区的数字经济处于全国领先位置;进一步结合主要年份的数字经济的核密度估计图,可以看出我国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2013-2015年的数字经济增速稍慢,2015-2017年和2017-2019年间随着数字支付、数字交易、数字金融的便捷化、普及化,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通过核密度估计曲线的峰值和拖尾等情况的演变,发现我国各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差距变大。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