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在对纳入碳汇效应的农业碳足迹区域差异分解分析、不同维度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异质性及收敛性分析的基础上，从脱钩、尾效、协整及其因果关系检验不同方面研究了中国农业碳足迹与不同维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并据此提出促进农业减源增汇与经济协调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气候变化是当今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最严峻的环境挑战之一，而温室效应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主要的温室气体源，二氧化碳的排放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统计报告，2016年全球经济增幅为3.1%，而与之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也高达321亿吨，与经济形成“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而中国碳排放量高达100亿吨，占全球碳排放的30%，远超过欧洲和美国碳排放之和，中国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并且仍以年均6~9%的速度增长。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全球各国先后召开了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坎昆会议、2011年南非会议、2015年巴黎世界气候大会、2019年和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无不彰显碳减排任务的必要性、迫切性以及面临挑战的严峻性。为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逐渐将碳减排工作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提上日程。2009年，中国承诺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首次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①。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既是中国向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必须要进行的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各行各业均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为基础。同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重申了这一庄严承诺。可以看出，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逐渐展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了以降碳为战略方向、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效协同推进、生态环境由量变向质变转变的战略转型期，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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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是在环境规制和碳约束背景下，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农业碳汇为切入点，以纳入碳汇效应的农业碳足迹与农业经济发展为研究主线，以低碳经济理论、低碳农业理论、生态足迹理论、环境库茨涅茨理论、脱钩理论、协同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与公共物品理论和环境价值理论为指导，首先，揭示纳入碳汇效应的中国农业碳足迹，并实证分析其时空异质性、区域差异及差异来源；其次，从静态维度、动态维度和效益维度全面分析和系统把握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再次，从低碳经济视角出发探究中国农业碳足迹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怎样的协调关系；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并结合中国农业发展实际情况设计可行的“精准减排”农业环境管理政策，从而为中国实现农业碳减源增汇、低碳转型及其与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多重目标提供实证支撑和可操作的政策措施。
基于总体目标，本文设定如下具体目标：
（1）纳入碳汇效应的中国农业碳足迹测度与分析。基于农业具有碳源、碳汇双重特点这一现实，以及在目前学术界测算农业碳足迹时对碳汇考虑不足的背景下，分析在测算农业碳足迹时纳入碳汇效应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测算中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和农作物生长及进行光合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碳汇量，并据此测算纳入碳汇效应的农业碳足迹。同时，分别从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两个方面揭示农业碳足迹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差异及差异来源，为进一步进行农业碳足迹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实证研究做准备。
（2）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基于低碳经济理论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分别从静态维度经济发展规模、动态维度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益维度经济发展质量构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时，从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两个方面深入探究各维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收敛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新时代不同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制定提供差异化的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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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农业碳源
农业碳源（Carbon Source），即农业领域碳排放源的简称。该定义是从广义碳源概念引申而来。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下同）的定义，碳源表示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或者有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前兆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农业碳源主要包括自然排放和人为排放两种，前者主要产生于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生长过程，这部分碳排放通常人为难以控制。后者是因人类参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碳排放，这部分碳排放量可通过环境规制政策和低碳技术应用得到控制。
相较于自然排放而言，人为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加剧温室效应的关键因素（陈兵等，2016）。美国密苏里大学学者研究发现，农地利用环节产生的碳排放占农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最大（Houghton et al., 2012；Rehman et al., 2022）。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种植业是农业最主要排放源之一，且该环节碳排放与人类日常活动关系密切（杜江等，2019；伍国勇等，2020；戴小文和杨雨欣，2021）。种植业碳排放占比之大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种植业同农田生态系统相互连接形成天然碳库，占据面积和碳存储量均较大；二是种植业系第一产业主要组成部分，农业活动在种植业生产过程中体现最多。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矛盾日益凸显，冲突持续升级，为缓解这种矛盾，人类只能通过加大农用物资使用量以提高产出，大量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的使用以及农田高强度翻耕，使耕地质量变差，发过来又影响产量，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而人类的这一系列行为导致土壤碳库变得异常活跃，一方面使原本封存在土壤中的碳遭到破坏、被释放出来；另一方面，多余的碳在短期内难以及时被植被吸收，使原本相对平衡的农业生态循环系统遭到破坏，负外部性由此产生。
通过上述分析并结合研究对象的特点，本文将农业碳源定义如下：在农业生产的全生命周期内，由自然原因和人类参与行为导致的农业生态系统难以自主消化的直接或间接的碳排放量。农业生产的全生命周期是指农业生产的三个主要环节，分别是农地利用环节、作物生长环节（主要是水稻）和秸秆焚烧环节，这三个环节贯穿于农作物生长的全过程。其中，农地利用环节产生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施肥①、施药、翻耕、覆膜、机械和灌溉六个方面；作物生长环节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水稻生长过程中释放的甲烷（CH4），可转换为碳当量；秸秆焚烧环节是作物生长全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环节，作物秸秆就地焚烧在研究期间内是中国多数省份秸秆处理的主要方式，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因此，秸秆焚烧产生的碳排放量是农地利用环节重要的碳排放来来源之一。
经济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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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低碳经济理论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2003年，英国在其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并将其解释为通过资源低消耗、环境低污染和资源投入低成本方式，获得高经济产出和高社会财富。2006年，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在其发表的《斯特恩报告》对低碳经济做了进一步阐述，指出低碳经济是包含低碳产业和低碳技术的新经济形态，会使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颠覆性变革。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国家新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其以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典型特征，具体表现为能源利用高效、能源优化结构、生产方式绿色以及消费行为理性（厉以宁等，2017）。
虽然低碳经济理念已被众多国家认可，各国也针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付诸实践，但目前国内外对低碳经济内涵理解仍各持己见。发达国家多从履行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责任角度解读其治理目标；而发展中国家更关注如何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潘家华，2018）。《能源白皮书》认为建设低碳型社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最终方向，以最小的能耗和环境污染创造最大的经济产出和社会财富。尽管不同国家的学者就低碳经济的内涵解读存在分歧，但都表达了一致的心声，即低碳经济是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基础上，通过制度变革、技术创新、能源替代以及产业转型等方式，有效控制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暖，进而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协调性发展态势。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是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情不会变。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持续提高的重要保障和物质基础，非稳定的经济发展将使低碳经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以减污降碳为由使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做法与低碳经济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前提是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质量发展，即经济提质增效。既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产生的“副作用”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那就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发展方式，寻求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方式。顾名思义，低碳经济的重点是低碳，支撑点是经济，建立在低碳排放、低碳足迹的发展经济方式之上。因此，必须在经济和低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保证经济和低碳两者之间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实现低碳经济的有效途径是转变传统的“三高三低”发展方式。低碳经济不仅关注经济数量的增长，更强调经济质量的提升。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优化产业布局、采用减排技术等手段，实现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变，从实现经济提质增效与碳减排的双赢，即以较小的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获得更多经济效益、提供更多社会服务。就农业而言，低碳经济必须以发展低碳农业、零碳农业或者负碳农业为根本遵循，同时发挥农业碳汇的“碳抵消”作用，从而降低碳足迹，逐步实现少排放甚至零碳排放，最终形成绿色低碳农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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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纳入碳汇效应的中国农业碳足迹时空异质性及区域差异分解 ......................... 53
3.1 纳入碳汇效应的中国农业碳足迹测度模型和指标体系建立 .............................. 53
3.1.1 农业碳排放测度模型和指标体系建立 ................................ 53
3.1.2 农业碳汇测度模型和指标体系建立 .............................. 56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异质性及收敛特征实证分析...................... 75
4.1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 75
4.1.1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取 .................................. 75
4.1.2 数据预处理及说明 .......................... 80
第五章 中国农业碳足迹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实证分析 ..................... 99
5.1 问题提出 ............................ 99
5.2 机理分析 ...................... 101
5.3 碳足迹与经济发展脱钩实证分析 ............ 102
第八章 促进农业碳减排增汇与经济协调性发展的政策启示
8.1 中国农业碳减排增汇的必要性
8.1.1 种植业碳排放占农业碳排放总量比重大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农业大国，中国农业碳排放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占比较大。据国家温室气体清单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为8.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比达到6.7%。其中，种植业排放主要为稻田甲烷排放、农田施用化肥、农药等的排放，约占农业排放的58%①；养殖业排放主要为动物肠道产生甲烷、畜禽粪便处理产生甲烷和氧化亚氮，占农业排放的42%。可以看出，种植业碳排放占据了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半壁江山。随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中国粮食和肉蛋奶等农产品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仍是保证18亿亩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因此，作为碳排放“大户”，农业面临着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减排降碳的双重任务。农业也理应参与到中国碳减排行列中，承担重要的碳减排责任，这不仅有助于农业自身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在不同产业间形成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减排效应，进而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做出农业的积极贡献。
8.1.2 农业兼具碳源碳汇双重特征
农业因兼具“碳源碳汇”双重特征而在中国实现“双碳”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其中，碳源具有负外部性，而碳汇具有正外部性。农业的碳排放是生存性、基础性的排放，因此，农业领域更合适的说法是农业减排、固碳。
就狭义农业——种植业而言，一方面，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基于全生命周期视角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农地利用过程产生的碳排放，主要包括各类生产活动和投入要素产生的碳排放；二是水稻生长过程中释放的甲烷（可以换算成碳当量）；三是秸秆焚烧产生的碳排放，以上三个方面是农业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农业又具有显著的碳汇优势和固碳作用，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进行光合作用会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因此对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二是耕地土壤具有固碳作用，这从另一方面较少了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以上两个方面成为农业碳汇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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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9.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纳入碳汇效应的农业碳足迹区域差异分解分析、不同维度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异质性及收敛性分析的基础上，从脱钩、尾效、协整及其因果关系检验不同方面研究了中国农业碳足迹与不同维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并据此提出促进农业减源增汇与经济协调性发展的政策建议。最终形成了以下研究结论：
（1）中国农业碳足迹总量高、基数大，且粮食主产区显著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区域间差异是碳足迹差异的主要来源，随时间推移，各地区碳足迹呈下降趋势，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1997~2019年，中国农业碳足迹总量较高、基数较大，但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区域碳足迹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具体来看，研究初期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较高的省份集中分布在东南地区，如湖南、江西和江苏，而研究后期，碳足迹逐渐向北方地区转移，如山东和黑龙江，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由南向北”递增的动态演变趋势；而非粮食主产区高碳足迹地区随时间推移逐渐由广东、浙江和福建等地区向云南等地区转移，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南沿海”地区转移的动态演变特征。从碳足迹的区域差异分解来看，中国农业碳足迹总体地区差异明显，但随时间推移呈现逐渐缩小的趋势，说明区域发展协调性逐渐加强。从不同区域差异来看，中国非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的地区差异大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的地区差异，且两者均呈现较大波动。其中，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的地区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而非粮食主产区碳足迹的地区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扩大。区域内外差异和贡献率结果显示，碳足迹的区域间差异显著大于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地区差异的主要来源且两者均呈波动下降趋势；非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的差异贡献率明显高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碳足迹的差异贡献率。由于非粮食主产区发展较为多元化且农业占比较小，因此内部差异较为显著，而粮食主产区在保护耕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农业占比大且发展模式较为接近，因此内部差异相对较小。说明缩小碳足迹的地区差异应依据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实际情况，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因地因时制宜，不能 “一刀切”。在保护耕地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及将地区差异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同时，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以实现整体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