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生物学的传入
生物学的教学，在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校中，即已见端倪。光绪十九年(1893)，湖北“自强学堂”的格致科内即设置了动、植物学课程。20世纪初，在清政府所颁发的学制中，规定从初等小学到大学本科，有连贯的关于动、植物的课程，但实际上由于师资和教材的缺乏，真正执行的并不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新学兴起,生物学的教学也在学校中得以逐渐发展。但在当时，不仅教材大都取自日本和欧美的有职称论文关教科书，教师也多为聘任外籍的特别是日本的教师担任。纵观清末时期，中国生物学还只限于对近代西方生物学书本知识的翻译和介绍。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兴办洋务的热潮,包括生物学在内的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相继传入中国。19世纪中叶出现了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合作编译介绍西方现代生物学的书籍。1851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和中国学者陈修堂共同编译《全体新论》一书，介绍了西方近代解剖生理学知识。1858年，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A.韦廉臣合作从英文著作选译的《植物学》一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善兰创译的“植物学”等名词,一直在中国和日本生物学界使用。此后，陆续有许多有关西方之生物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1898年严复译著的《天演论》博士论文首次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较大的影响。1897年在上海由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10年内共出版 315期。翻译介绍了许多农业书籍。其中包括普通动、植物学著作多种。大都译自日文生物学书籍。此外，20世纪初还从西方和日本翻译了许多属于中学或大学专科水平的教学参考书。据统计,从19世纪50年代至1911年的近60年间,共有 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和矿物学在内的博物类书籍就有92部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