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论文在探究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嬗变这一问题的同时，发现了一些有待于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的转向历程，其所容纳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远大于其形式本体发展的意义。
第一章文学突进现实：“延安文艺方向”确立前的延安报告文学
第一节延安报告文学与现代期刊编辑体制
文学论文参考
1937—1942年期间，经过一批文化人的不断努力，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创办了一批文艺刊物，如《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战线》《中国文化》《文艺月报》《草叶》《谷雨》《中国文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等，更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它们担负着起延安文艺建设的大部分任务。在延安文艺体系中，现代传媒期刊通过“征稿启事”“版面安排”“编后记”等不同板块，从征稿、组稿、版面设置等方面，借助现代期刊传媒的运行机制，发动文学主体的报告文学创作，以现代期刊传媒营构的公共话语平台，推动延安报告文学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刊物如《文艺战线》《中国文化》《中国妇女》《八路军军政杂志》等，还设置了“通讯”“报告”等专栏刊发了大量报告文学相关作品。（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在延安现代期刊传媒的创作发表情况详见附录）
一、“征稿”与“编后记”的力量推动
现代期刊传媒的“征稿”和“编后记”，不仅体现着刊物的编辑方针、思路，也对刊物的路线走向、群体面向等起着规范作用，延安文艺现代期刊的“征稿”和“编后记”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在延安的发展。譬如：
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刊①刊登的启事：
征稿：凡文化方面的文章及诗歌、速写、报告、短篇小说等都欢迎①《文艺突击》的稿约，在创作上的要求为：小说，戏剧，报告，诗歌，通讯，木刻，歌曲等②《大众文艺》的“欢迎投稿”：创作：小说、诗歌、报告、剧本、歌曲、杂文、通讯、木刻等③《大众习作》稿约：除了诗歌、小说、报告、通讯之外，我们欢迎写作经验一类的稿子④《谷雨》的“征稿启事”：本刊欢迎各种文艺作品，如小说、诗与散文、报告文学、速写、戏剧和文学理论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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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创作与组织制度：文学地报告现实活动
一、群众性创作活动与报告文学创作自觉
延安文化机构、文艺组织、文化人等仿照“中国的一日”活动形式，发起过多次集体性征文活动，如“二万五千里”“我怎样到陕北”“陕公生活”“五月的延安”“三千六百日”等等，力图在群众性文学活动的开展中，为“抗战建国”提供坚实的话语支撑与群众基础，促进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激发民族情感、调动群众力量，为延安文艺建设注入旺盛的生命力，并发展新的文学力量，促进延安文艺的发展。
在部分文学史和研究论文中①，这些群众性文学活动被表述为“报告文学征文活动”，笔者认为这种表达并不恰当。将考察的视野放诸延安文艺集体创作活动的发生现场，就会发现这些表述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报告文学在这些集体性征文活动中的角色，而将集体性征文活动的目的和意义“人为窄化”，并进行“有意的误读”模糊了文学现场的本然面目。笔者将通过史料梳理与文本分析，回归“五月的延安”和“创作生产委员会”的历史现场，展开延安文艺集体性创作活动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
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起的“五月的延安”的征文活动，无论是从内容要求还是组织方式都借鉴了茅盾等人“中国一日”征文活动的经验。此次征文活动的主题为“为了纪念这五月，现在我们发起一个集体创作：‘五月的延安——最有意义的一天’”②；时间选择的范围更广“在五月里，从一日——三十日中间随便你选择一天”③，而“延安”的地域限定使此次征文活动带有了特殊的规定性与意指，因为“延安是发动抗战力量的中心”①；面向群体为“我们要求延安每一个角落里的群众都来参加这创作的工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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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现实改造文学：“延安文艺方向”确立后的延安报告文学
第一节关于“延安文艺方向”不同视角的回应
1942年—1945年期间延安报告文学持续发展，1944年赵超构与丁玲的交谈中，丁玲就曾提到“就各部门文艺比较其成绩，是戏剧第一，通讯报告，速写一类的作品次之，长篇小说最落后。至于诗歌，则还在寻求出路之中”①，文艺发展新方向对文学力量、文学资源的统合、调动，既整合、制导着延安文学现场，又建构起新的文艺秩序。在新的文艺政策、文艺发展方向以及文学路径的规范引导下，延安报告文学再次呈现出兴盛之势。
一、《草叶》《谷雨》的响应策略与表现
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草叶》与《谷雨》迅疾对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延安文艺方向”做出回应，在编辑体制与实际刊发等方面做出反思并立即调整，报告文学在《草叶》与《谷雨》上的比重与整体面貌随之出现结构性调整。
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亲自到鲁艺宣讲文艺座谈会精神，再度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从“小鲁艺”到大“鲁艺”等问题。1942年6月14日，草叶社在鲁艺文艺俱乐部召开各部负责人、各系学习班长及各作者的座谈会，接着，当晚召开编委会，拟定新的编辑方针。作为编委之一的严文井，对前四期所刊发的文章进行总结，他认为《草叶》上的创作还不令人满意的原因“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的作者写到的东西少，接触到的生活还是狭小。他们多以知识分子作为自己作品中的主角，那少数不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作品又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观点来写”①，他对《草叶》的趣味、态度、立场等加以反思，并声明“它（指《草叶》）某种程度的脱离了实际。它不适合于广大的群众的最迫切的需要”②，进而对刊物的发展提出“要使它不再限制于一种成绩展览的性质而有意识的去服务于战争和革命”，积极响应“工农兵方向”，着眼于广大群众的现实需要，参与到抗战与革命中。在编辑具体方针上，对来稿的文学形式他提出“不仅限于小说、诗歌、散文，而且还希望报告、通讯、速写、故事、独幕剧，等等”③。这表明，在“延安文艺方向”规约下，报告文学因其与工农兵群众的内在联系及文体特性，成为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兵群众的重要媒介，它不仅是现代期刊传媒呼应“延安文艺方向”的重要载体，也成为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战争、革命及延安文艺建设的文艺“武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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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报告文学的互动共生
自1941年5月16日创刊起，《解放日报》为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重话语阵地。经过“文艺界整风”，延安的文学力量、文艺队伍、文学资源的整合与重组，《解放日报》成为“延安文艺方向”确立后延安报告文学的主要话语平台。《解放日报》的改版过程中，就其文艺版面的整体构成而言，报告文学无论是从编辑体制，还是创作实践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变化。以《解放日报》为切入点，更能直接揭示“延安文艺方向”确立后延安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解放日报》与延安报告文学的互动共生，映照出延安报告文学在对写作者的组织发动、生产机制、写作机制等层面的转变，在文学想象的转向过程中映现出延安文艺与现实、与政治的关系的进一步拓展。
一、延安报告文学嬗变与《解放日报》改版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到1941年9月15日创立“文艺栏”这段时间，《解放日报》基本保持着每天刊发1篇文艺类作品的频次，创刊号发表爱伦堡的报告文学《另一个法国》，刊发在2版靠左的位置，且连载三天。以此为始，到《解放日报》设置“文艺栏”前的这段时间，《解放日报》共发表10篇报告文学类文章，其中6篇为外国报告文学作品或是表现外国相关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详见附录）。
1941年9月16日，“文艺栏”正式创刊，并在《解放日报》第4版的下半版获得了固定的版面位置，改版前的“文艺”（1941.9.16—1942.3.31）共发表报告文学8篇（详见附录）。此时的“文艺栏”在编辑层面对报告文学不够重视，“因为博古同志一再强调我们不搞《轻骑队》，所以文艺栏在开始一段就只登小说、诗、翻译作品，报告文学都登的很少”①，编辑们认为报告文学与“文艺栏”的整体定位并不十分符合，所以对报告文学刊登得较少。此外，报告文学登得少还与延安地区的交通限制有关，丁玲曾经写到“而短小的报告速写之类的又因交通的关系，收不到很多稿子”②，落后的交通条件加剧了报告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不便，但最主要的还是这一时期文艺在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为艺术而艺术”“就文学论文学”的态度立场与文学发展观念，导致文化人对报告文学认识的“降级”及创作的“有意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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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嬗变的原因.................................52
第一节文化人之于报告文学的态度转变..............................52
第二节“深入生活”与“新写作作风”.......................................56
第四章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嬗变的价值与局限...........................64
第一节文学史价值与现实意义........................................64
一、“召唤—动员”机制下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的统一...........................64
二、现实的更生：从延安文学到“十七年”文学....................................67
结语....................................82
第四章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嬗变的价值与局限
同等弊端。第一节文学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召唤—动员”机制下现实意义与文学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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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以社会中明确固定的事件、人物，即给定对象的确定性为表述内核，并与现实需求密切结合，强调宣传动员实际的效用与实际的社会意义，报告文学以“经验的世界”到“现实的世界”的创作实践，回应不同主体的“召唤”。报告文学“动员”意义的实现，需要读者更深层次的参与，除了现实活动的发动，不同主体在文学创作上的参与，也是报告文学意义现实化与价值生成的重要组成。故抗战时期文化人与民众在报告文学的“召唤—动员”机制中的角色定位具有双重性，报告文学由文学表达形式到介入现实的策略性手段的转变过程，使得文艺与现实建立起的新的具有社会广泛性与现实指向性、针对性的关系。切实的现实指涉性促使报告文学的“召唤与动员”不满足于停留在文本层面，更通过将接受主体转化成为创作主体，实现“召唤—动员”机制内主体身份上的转换，深化不同群体间的交流对话。同时，民众身份的变化使其在文学系统内的参与，不再只停留在“传播—接受”层面，而是介入到文本生产的过程，并由此推进报告文学生产机制、写作机制等的转变。
报告文学的“工具性”条件优势与“召唤—动员”机制在现实指涉的高度一致性，使报告文学在战时脱颖而出，“我们的抗日解放斗争，正是在急剧变化，激烈斗争的时候，报告文学立刻成为了最适合，最广泛的被使用着的形式了”①。抗战救亡的时代主题与要求，对不同社会群体发出迫切的号召，不同创作主体的报告文学创作积极回应战争对文艺提出的现实性面向要求，动员全民参与抗战，在报告文学所凝成的文学想象中，促进文艺领域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推进文艺秩序的的发展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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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论文以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的嬗变为切入点，集中讨论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嬗变前后的历史现场、嬗变原因、嬗变价值与局限几个问题。为达成这一研究目标，笔者全面搜集、梳理、阅读延安现代文学期刊如《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谷雨》《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等，以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整体还原对延安报告文学的创作发表概况；在此基础上，结合《延安文艺大系》《延安文艺丛书》《红色档案》等系列书系，及相关研究中提到的关联史料，进一步扩充搜寻史料的范围，爬梳、搜寻与延安报告文学相关的资料和作品，通过查阅、筛捡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延安现代期刊及报纸上登载的报告文学作品，梳理出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主要存目的附录，明晰延安报告文学创作的规模，及其在延安现代期刊传媒领域的总体面貌；在全面搜集、整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阅读与选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与研究著作，明确论文的写作思路、研究框架、研究的重难点、对史料的辨析与收放，最终写成本篇论文。
延安文艺的历史性转向是全面而深刻的，无论是小说、新诗，还是戏剧、杂文，延安报告文学的嬗变因其文学形式的特质而更具代表性，其嬗变的历程凝聚着延安文艺在“延安文艺方向”确立后嬗变的缩影。
抗战时期延安报告文学上承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与话语资源，并以“延安文艺方向”接续起40年代战时文学及“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脉络，在“革命中国”①，它始终保持对社会现实发展的高度关注的文学精神，把握时代精神与历史趋势的文体意识，以“文学性”与“新闻性”并存的特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现代理性及人文关怀，建立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对话，深化文艺与现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以“战斗性”的文体定位形成的文体传统，借助“战争文化心理”②进入到当代文学的表达与血脉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