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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中国文学批评的道德言说和质野取向
礼乐文化的人性化育功用束缚了文人自由精神的抒发，“野”不仅标榜着一种生命精神的高度，也是文人自由天放的人文品格的集中反映。由单纯的宇宙自然向人文本体转换，“野”最终形成了一种超越世俗、体悟宇宙的文学批评境界。
中国文学批评范畴是历史现实与人文追求的映对与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乐感元素，强调批评主体的沉潜体验与自由精神的张扬。弥漫在批评文本之中的激情灵气与豪放天然的质野取向，铸造了文学批评的生命精神，而体性明物和文以载道的理性分析模式正因为不断的道德话语的加入而改变了文学原型与自然性情的发展轨辙，形成实用与质朴、重情与明理的文学批评分野。文学批评的道德言说效应作为中国文论一个固有的人文指标。流淌于历代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焕化成一种修齐治平的人文追求，并由此派生出一种评骘诗文的价值标准与学术范式质野隋浓的文化元素促进了中国文论生命精神的张扬，“野”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范畴，它是远古文人实用思维与诤性追求的融合、凝聚。爬梳“野”的文化脉络，发现其最初呈现为一类地理概念。
最早从道德文化角度体认和厘定“野”的范畴的，应该溯自《论语·雍也》，其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朱熹引杨氏语云：“文质不可以相胜。然质之胜文，犹言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施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质野偏客体，文史重主观，质野与文史之别，隐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也折射出道德法则筛选下的文本特色与文人心态的分立形态。相近的意旨，在扬雄的《法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言语之中不乏道德制约色彩。而其对朴实无华原则的礼赞，则抖露了自然天放的生命意识。正因为此类粗野不文的话语述说，拓展了道德言说之外的广阔空间，张扬了反观自身的生命精神的真谛。
礼崩乐坏的文化场景，促成自由申说的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庄子·杂篇·寓言》云：“自吾闻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来，六年而鬼人，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以时光的推移来展示言说的社会效应。成玄英对“野”疏之云：“野，质朴也。闻道一年，学心未熟，稍能朴素，去浮华耳。”正因为不耽于道德言说的戒律，文人方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弘扬素朴天真的人文品格。而后，梁昭明太子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至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则以“野”来品诗论篇，推举“野”的范式指向。其《明诗》篇云：“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以“直而不野”来标举汉古诗风貌，“野”便具有了诗学评价标准的范式意义。语悴情悲的汉古诗，抖露了失意文人踯躅于礼教与世俗关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诗人从真性情出发，张扬生命意识与个体自由，继承汉乐府的“直”；另一方面，又不失文人圆熟精致的诗歌能事，坚持“不野”的礼教取向。”
追求秀丽与雅调的和谐，野体、鄙体和俗体就成为雅体的重要参照。艺术表现形式上的粗糙特质，恰是诗学自由精神弘扬的基点。俨然是以“野”体来论诗品文。亦情亦景、涵咏不尽的艺术匠心中，“野”便浸带一种兴象玲珑的自然景象，淡泊守真、自由不拘。《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以“野”来评“近代词人”：“或奔放浅致，或嘈喷野音，可以语宣，难以声取；可以字得，难以义寻。谢病于新声，藏拙于古体。”标榜“嘈喷野音”，不只是对齐梁绮靡之风的拨乱反正。也显示出一种心仪粗朴的文论取向。署名司空图著《二十四诗品》有“疏野”一品：“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
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成为诗歌风格和人文精神的一个具体向度，率尔为之的个性，不事雕饰、直抒胸意的宣泄方式，成为疏野之品的题中应有之义。职是之故，着意于自然率真意义上的“野”便成为评价诗人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从自然天成这一标准出发．“野”不断进入文人的表现视野，唐人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正月》云：“薄薄淡霭弄野姿，寒绿幽风生短丝”，宋人陆游《野性》诗云：“野性从来与世疏，俗尘自不到我庐”，赋予“野”以自然之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以天真野逸来标举谪仙李白的诗风，“野”也就具有了某种判断诗风的意蕴。宋人苏辙《咏竹》云：“廛居多野思，移种近墙阴。”诗人心中无限心事，已由“野”一词合盘托出，“野”标识着道德言说的淡化趋势。正因如此，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竞将“野”视为杜诗的一大缺陷：“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
“富贵”标示了对晚唐宫廷世俗思潮的接续，“野逸”则告白着自然清新的审美意识的来临。“野逸”展示了道德言说的淡化，而凸显了生命精神的光华。这种由注重色彩效果趋向精神价值转变的艺术取向，恰是对有宋一代重质轻文的古文运动的积极回应。明人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云：“若闲缓寂寞以为柔淡，重浊剜切以为沉著，艰诘晦塞以为含蓄，野俚辏积以为典厚，岂惟缪于诸义，亦并其俊语亮节，悉失之矣!这里就文学风格的尺度把握来阐明内明外润、玩味无穷之诗歌的隐秀境界，“野俚”也就具有了某种不够含蓄、流于浅露的文化表象。
清中叶以来，思想启蒙思潮异军突起。思想松绑促使诗学追求呈多元化趋势，庙堂独尊的道德言说向质朴草野的文化视野发展。刘熙载《诗概》云：“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如前所云，刘熙载强调诗歌意象的豪放天然，天地自然的理趣与主体至善的人文体性连通，成就了中国诗学意境的自然特质。邹锼则借张潮的《幽梦影》，从比德思维上来推崇“野”：“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历数自然界这些博取“君子”之名的植物．来抒写文人自我心志的崇高。菊花以超然脱俗的气韵在翰墨里溢彩流光．以飘逸不羁的风骨守护着人间至真的纯净，它给人一种野疏天真的人文品性、昂然绽放的生命精彩。世人从菊的品格里也观照和体味到了自我的人格价值和生存意义。
小桥流水，似田园牧歌，素朴而淡雅；灯红酒绿，为世道巨网，喧嚣而浮华。自然与世俗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材料源泉，自由精神与道德取向则是文学表现的重要命题。万物载德，人文意识沉沦于现实的功利目的，精神自由隐匿于各个时代的道德法则与生命元素的控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