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困境中突围：“寻根文学”及其思想与知识空间
（一）西方文化冲击与民族文化本位的焦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结束，中国正式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建国以来的发展路途曲折艰辛，我们党科学理性地总结经验教训，立足本国国情，把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视角的转移和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必然带动文艺界政策的调整，指引作家创作方向。“文革”结束后，党对文艺界进行拨乱反正，在此后的三年间，文艺工作确实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一定的成绩，但十年动乱的迫害和摧残，作家与创作皆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并因此引发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问题“三年来，文艺战线上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也理所当然地围绕着“繁荣文艺创作”这一议题展开，夏衍在闭幕词中号召文艺工作者“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更加繁荣而奋斗”，周扬的报告中为社会主义文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建议，而且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同志亲自出席，热情评价这几年来所出现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起到的积极作用，鼓励作家创作过程中“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足以见得，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对文艺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迫切希望尽快恢复被“文革”强行中断的文艺创作的决心。
随着国门的打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与世界接轨的诉求和渴望日益强烈，也正是在 80 年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大量西方文化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姿态轰然涌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有预言“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生产也是如此，世界文学也将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所组成”。新时期的中国，不再是屈服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淫威而被迫了解西方文化、西方技术，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平等地与各民族国家对话，之于中国文艺界，“世界”的重新出席与“在场”姿态，必然也是某种意义上历史进步性的标志。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大量现代科技和文艺思想涌入中国，西方重要的现代派现象也在这一时期逐一在中国文坛亮相。197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编辑《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把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相继介绍到中国文学界”，此后四五年间，报刊上发表和讨论西方现代派的文章多达 400 余篇，西方创作理念一度成为知识分子奋力追逐的目标。文学面临着“现代化”冲击，但此时的中国，还无法彻底摆脱“文革”的阴影，落后于“世界时间”的无所适从和焦虑不安已然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因此，1981 年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出版，看似平常，“而当时却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震动”。由上述“小册子”引起的轩然大波看来，当新时期文学告别政治权力意志的严格规范和强制引领，创作者和整个文学界表现出的是对思想自由和创作自由的渴望，至八十年代初期，在“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指引下，文学创作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历程，而此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许多创作家和批评家对西方文学和批评理论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包括以“文化寻根”为口号的寻根派作家第一次召开的初具规模的杭州会议，“对于传统文化热衷的同时，现代主义成为会议的重要话题”，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似乎势在必行且无可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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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文化热氛围与海外新儒学遥相呼应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政治激情和文学理想的年代，八十年代的作家和学者怀着的理性和希望，与中国国家发展进程和文明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文化策略，为经历“文革”伤痛在新时期重新开始创作的老作家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为经历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在思想碰撞的年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提供了可能。除去改革开放的宽松政策、新时期之初政治对“异己”文学的清场，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为“寻根文学”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为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提及“文化热”，我们有必要借此对“文化”一词作进一步的理解。泰勒对于文化的说法是“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乃是知识、信仰、宗教、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以说，文化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进化中所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和精神风貌，是一种民族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是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外在表征，和支撑民族国家发展的内在支柱。
兴起于八十年代前期的国内“文化热”，可以看作是世界文化热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由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转型，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也愈发尖锐，尤其是二战之后，环境污染、能源、疾病、饥饿、战争、民族、种族矛盾等世界性危机相继浮出水面，在社会的极大危机和人类精神满目疮痍面前，通过“文化”研究来达到对社会的救疗成为许多学者的共同追求，并涌现出文化心理学、文化经济学等系列文化学科，萨特与胡塞尔开创了文化哲学，社会学为改善人与社会紧张对立的关系，吸收和综合了包括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多种文化理论。所谓“文化决定文学”，世界文化大潮的奔腾涌现，客观要求多样性的文学形态与之相呼应，强调个人内心独特感知的西方现代主义、描摹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等文学潮流纷纷呈现，以人类生存危机为主题的写实文学，新新闻主义文学，民族意识、个人意识并存的“寻根文学”共存共生，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形式发展于世界文化热潮中，且推动着世界文化热的发展。
70 年代中期，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所改善，1979 年，《外国研究动态》这本最早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意识形态极强的刊物出现在中国文学市场，广州会议结束后，《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刊物相继出版，同时各大出版社推出大量外国文学和文艺思潮的专著，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和哲学思潮相继介绍到中国，萨特、弗洛伊德、尼采、马斯洛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焦点。在“欧风美雨”和国内出版社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出现“西方文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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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化记忆与民族寓言：“寻根文学”的文化想象
（一）“根”的寻找与倾诉
当代文学史上，最早有意味地使用“寻根”一词表达“寻求传统文化”倾向的，大概是少数民族作家乌热尔图，1984 年，他在和李陀的书面交流《创作通信》中写到“我近来常常思念故乡，你的小说尤其增加了我的这种思念。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已经忘掉许多的达斡尔语和乡亲们聊天……”①而在此之前，具有寻根意识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众多批评家对“寻根”意识最初显现的界定也各执己见，陈思和认为王蒙 1982—1983 年间发表的《在伊利》系列小说“对新疆各族民风和文化的关注……对历史所持的宽容态度”②开启了后来声势浩荡的“寻根文学”的先河；批评家季红真认为寻根意识的最初显现当追溯到“汪曾祺发表于《新疆文学》上的理论宣言《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在此之后，尽管有贾平凹《商州初录》、李杭育“葛川江”系列等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具备民风民俗特色的作品产生，寻根作家也并未形成流派或提出宣言，直至被文坛看作“寻根文学”开端标志的“杭州会议”的召开。“杭州会议”召开于 1984 年，由《上海文学》杂志社、杭州《西湖》杂志社、浙江文艺出版社等文化单位联合发起，会议主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与会者包括多位后来的寻根主将，以及活跃于文坛的青年评论家。据蔡翔回忆：“当时邀请的作家有北京的李陀、陈建功、郑万隆和阿城，湖南的韩少功，杭州的李庆西……评论家则有北京的黄子平、季红真……上海的陈思和、徐子平，还有南帆、宋耀良等”，与会作家和评论家在会议上讨论了具备明显寻根倾向的文学创作现象，直接引发了“寻根文学”理论的形成。此次杭州会议之于“寻根文学”的直接贡献，可谓星星之火，引发了燎原之势。
在“杭州会议上”，理论家和批评家只是针对这一自发的文学现象进行关注和讨论，并未提出任何宣言，也未曾对这种文学创作潮流进行“寻根”命名。而是在“杭州会议”召开后几个月，“寻根”派作家相继发表出一系列具有浓郁宣言色彩的理论文章，表明了自身对文化寻求的渴望。后期批评界也把这一系列文章看作“寻根文学”在文坛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其中发端之作便是韩少功于 1985 年发表的《文学的“根”》，在此篇文章中韩少功提出自己的理论宣言，“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文学应该“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同时韩少功又强调，所谓的“寻根”，并非出于狭隘的地方观念或者对古老文化的迷恋，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①他将目光转向对民族文化甚至散落于民间的传统文化的发掘，判定中国文学的发展，应当有民族观念和自我意识，不应该是对西方文学的简单复制和机械模仿，“在文学艺术以及民族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②在韩少功的寻根宣言之后，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等相继就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发表文章，表达对寻根的热情。阿城较客观地认同了五四运动对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作用，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加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加之“文革”十年浩劫，共同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裂，若希望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能够与“世界文学对话”，③就必须认真对待“文化”这个远远高于文学本身的命题。阿城对中国文化的焦虑和担忧在郑义的文章中得到呼应，郑义就五四之于传统文化的关系发表了与阿城如出一辙的看法，他在《跨越文化断裂带》中更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曾给我们民族带来生机，这是事实。但同时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有隔断民族文化之嫌，恐怕也是事实？……民族文化之最丰厚积淀之一的孔孟之道被踏翻在地，不是批判，是摧毁；不是扬弃，是抛弃。痛快是痛快，文化却从此切断”，而只有“跨越文化断裂带”，才有可能“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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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文化归来——贾平凹“商州三录”
文学的地域性色彩，一直是文学诸多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的地域性，文化作为一种世代传承、亘古绵延的深层积淀，对人的存在方式、心理结构及民风民俗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民间往往又是最能完整保留古老文化传承的载体，民间是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了太多理不清说不尽的社会文化因子。因此致力发掘非规范文化的作家，理所当然地将探索的目光深入了民间。在“寻根文学”思潮中，被遗忘已久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被创作者重拾，继 30 年代“乡土文学”之后，再次进入读者视野，在转型时期文学史的建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寻根”初具规模发展成为一种思潮之时，便有评论者和读者发现，中国的地理版图已然被“寻根”作家瓜分，韩少功醉心于对“绚丽的楚文化”的寻找，基于对巫楚文化特性的了解，将这种区别于儒家正统文化的神秘文化形态给予审美性和艺术性关照，创作出《爸爸爸》《女女女》等代表作品。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处处流露对吴越古老文化的独特感知，作为吴越之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其代表作《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用别出心裁的叙述，像我们展示了融合着情思、历史文化、民族风俗的葛川江，其自然魅力和社会魅力的同时存在使其不仅仅是一条江，更是生生不息的吴越文化的承载者和见证者。少数民族作家扎西达娃带着浓郁的寻根意识和文化关照将雪域高原“垄断”，在《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中，他竭力探索西藏人民的生存历史、生命体验，从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仪式到人的价值观，全面展示了这个长久被世人关注却又被世人不解的特殊民族的风貌，在藏人生活各个方面的点滴中“扎西达娃思考着这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①成长于商州腹地的贾平凹更是对秦文化耳濡目染，情有独钟，在1983 年——1984 年间连续创作“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和长篇小说《商州》等，在“商州”系列小说中，贾平凹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成长经验和文化基因，全面认识和表现了一个特立独行于都市现代化之外的世界，这一系列小说同样以商州作为一切叙事展开和发生的背景，对商州之地的地理风貌、人文风俗、历史人情、民间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90 年代陈思和在两篇学术论文中从文学史角度梳理了“民间”的存在形式，将“寻根文学”理解为“知青作家利用自己曾下过乡，接近过农村日常生活的经验”，②来寻求民间传统文化价值的创作过程。从“寻根”作家创作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多数“寻根”作家的创作并非局限于对“民间”的新奇，或止步对民风民俗浮光掠影的记载，他们更多是将民间看作重振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发掘深植于民间的传统之“根”。即使文化宣言直至这股潮流退却并未完全实现，部分作家的创作已半道偏离初衷，但创作之处，他们在对地域文化的展示中，寄托着对散落于民间文化的解读、思考和重新发掘的历史使命感。本节选取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为代表，解读贾平凹作为“寻根”文学代表作家，对散落的民间文化的重新发掘及其文学史意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以地处关中地区与陕南之间的秦岭南麓的商州之地为主要创作背景，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必然具备某种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这块古老之地便在外部世界的兴起和发达中被遗忘了，也正是这种落后于时代步伐的坦然，继续保持了商州的神秘感。随着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和旅游业的兴起，这块平静之地吸引了外人的注意，亲历者和道听途说者对此地之推测猜想众说纷纭，但终究没有人用够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和描绘，便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感。甚至土生土长与此，翻过商州十八本地方志的贾平凹，在运思之时，仍不免惶恐，要真正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三千个方框字拼成的形容词太少了”，商州似乎真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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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寻根文学”与 1980 年代小说的可能性 ................. 35
（一）从民族寓言到文学神话 ................ 35
（二）“寻根文学”与 1980 年代小说的嬗变 ............ 39
三 “寻根文学”与 1980 年代小说的可能性
（一）从民族寓言到文学神话
“寻根文学”最初以文化之名发起，以韩少功，阿城等知青作家为主力的寻根主将在东西方文化交汇，政治意识形态强行干预文学观念选择之际，自觉扛起重建民族本位文化的大旗，身体力行，将创作笔触深入传统文化之间，但种种原因困扰和文学发展规律影响，直至 80 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逐渐式微，这一文学思潮终究没有完成镀亮民族自我，跨越断裂带的宏伟使命。但聚集于这一思潮下的创作风格、叙事模式、主体心态等呈现了新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重返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派技法实践和文本建构的策略，无形之中为 80 年代文学场注入新的因子，并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提供了可能，那些理论宣言中的“‘文化之根’其实转化为叙事风格和审美效果。一个文学讲述的历史神话结果变成了文学本身的神话”。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历了由宏大历史叙事、政治诉求向个人化写作、回归文学审美性的逻辑发展，陈思和曾用“共名”和“无名”对这种转型进行了阐释，即重大主题“涵盖一个时代精神走向”的文化状态向“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部分主题”②发展的过程，而寻根思潮在一定意义上为新时期文学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并具备了当代文学转折点的文学史意义。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事实，决定中国当代文学长期以来建立在反映论的基础上，承担着政治言说的集体使命，文学作为“载道”的工具，更多的是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作家创作依附于时代需求和重大而单一的文学主题，文学的主体性和审美的本质功能无可避免地淹没于权利约束之中。进入新时期以来，创作环境相对开放，刚结束“文革”十年浩劫的学界，显示出迫不及待的复苏之势，创作内容日益繁荣，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即使贯穿其中的革命色彩有所淡化，仍然无法摆脱对政治和语言惯性的自然延伸，个人情感的植入和个体命运的书写，从本质上看只是对“文革”十年期间对人性压抑和摧残的对抗，看似是个体的声音，实则是作为群体符号发出对伤痛的控诉，是为完成一种“宏大叙事”而传达的集体呼声，政治因素依然凸显，个人的声音依然轻微，直到“寻根文学”出现，文学整体风貌才开始发生真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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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寻根文学”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过短暂的高潮后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消退，作家创作开始转向，寻根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大不及之前，最终一步步淡出文坛。但自“寻根文学”发生距今三十余年，学界对这一文学思潮的研究从未中断，足以见得“寻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坛不容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寻根文学”作家借国家政策之风，采取“向后转”的姿态，将创作目光投向传统和民间，主动肩负起“重铸民族文化”的重任，创作出一系列有别于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品，描绘出一幅幅规范文化之外的民间生态图景，剖析传统文化，进行深刻批判或大力弘扬，为文坛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寻根文学”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响应世界文学潮流，努力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一次积极尝试，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有意识地吸收西方文学观念，大胆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创作风格、文学语言、叙事模式、审美内涵、艺术构造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成就。
直至思潮退却，“寻根文学”也并没有实现“重铸传统文化”这一民族寓言，但其创作本身参与了八十年代文学创作变革，为新时期文学转型提供了良好契机，打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启了多元化的文学新时代，文学的“审美”功能逐渐替代反映社会历史的“载道”功能，摆脱“集体言说”的叙事模式，文学不再依附于政治，开始发出个人的声音，作家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姿态转换，同时，为新的文学思潮的崛起提供了范式，为新时期小说转型提供了种种可能，成为当代文学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