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吉与韩淲诗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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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1179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第一章 韩元吉与韩淲的生活背景

(一) 宋代桐木韩氏家族
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宋代的家族研究近些年来颇受关注,比如《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等等。韩元吉与韩淲父子出自宋代桐木韩氏家族,桐木韩氏也称真定韩氏,这主要是因为韩氏家族的先祖是真定灵寿人。韩元吉在《南涧甲乙稿》第六卷中也写过《望灵寿致拜祖坟》一诗,可见韩氏一族最早是源于真定(河北地区),后来迁徙到开封雍丘。南宋王称在《东都事略》中提到韩亿时也说“其先真定灵寿人,后徙开封之雍丘”。不过,韩氏家族到第五代韩亿之时,死后葬于颍川(河南省许昌市),其子便在颍川归老。故韩元吉有时也说自己是颍川人。至于桐木韩氏,则是因院中有茂密桐木而得名。北宋在桐木韩氏之前还有一韩氏望族,即与范仲淹并称为“韩范”的北宋著名丞相韩琦。相州韩氏是指韩琦一族,桐木韩氏则是韩元吉与韩淲韩氏一脉。南宋学者王明清在《挥麈录》中说“(真定韩氏)居京师,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树目之,以别相韩焉”,即称桐木韩氏,韩元吉写的《桐阴旧话》也是桐木韩氏的家事往事。
纵观家族研究,不外乎起源、兴衰和传承,像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穆氏家族、北魏时期的于氏家族,但也有些家族以文学传家,比如北宋晁氏家族便是一个文学大家族,晁氏家族众人尤其是晁说之、晁补之的文学观念、诗学创作、词学创作对北宋文坛更是影响深远。桐木韩氏家族虽然是一个以政治起家的家族,但其家族中成员的文学创作也不可忽视。只不过在鼎盛时期政治方面的成就盖过了文学方面,发展到第四代和第五代时遭逢靖康之难,两宋更替,整个家族的命运也受到了严重冲击,此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远远不及父辈和祖辈。到了南宋时期,只有韩维这一支显于世,就像韩元吉在《航弟自广润省坟金华作二绝句送之》中写的“族绪凋零不计年,户曹一眷更萧然”。然而一个大家族的传承,尤其是在宋代这样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学创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韩氏发家时期就存在。韩氏家族比较重要的发迹人物当属韩亿,鉴于很多学者对韩氏族谱研究颇深,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二) 历史环境与人文环境
宋代的统治者一直崇尚文治,对文臣重用,提倡教育,对知识分子优待。两宋时期可以说是思想文化环境最宽松的时期,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宋代皇帝“欲以文化成天下”,下诏对士大夫待之以礼,之后又确立“兴文教,抑武事”的“崇文抑武”政策。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思想活跃,从而推动了宋代思想、文化、学术的大发展。也正是由于两宋优待文士、重用文臣,才有了南宋时期正直的大臣敢于直谏的场面。
可以说韩氏家族的发迹主要得益于北宋初年的重文抑武政策,重文抑武是宋朝历代皇帝所奉行的基本国策,影响贯穿整个宋代。在这样一个政策的指导下,宋代大批文人迅速走向政坛,韩氏家族也是如此。但是,家族发展到宋代,已经不仅仅是前朝的门阀制度,一个家族的兴旺更多的取决于成员的科举和仕途为官情况。宋代桐木韩氏家族是典型的依靠科举起家的官僚家族,其成员对当时的文坛和政坛都有不小的影响。对韩氏家族影响最深的是寒门入仕的科举制度。到了宋代以后,随着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的变化,统治者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及程式进行了一些改革,使其进一步完善,考试体制也逐渐细密周全,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也更加广泛深刻。
为了能吸收不同阶层的有识之士参加政权,两宋对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破除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垄断,为广大庶族子弟晋身仕途提供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科举取士更不受出身和门第的限制。韩氏家族从韩亿以科举入仕,身居宰执高位开始崛起,历经北宋真宗至南宋宁宗数朝,其门下八子名盛一时。尤其是韩家一父三子先后官至宰相,更是被当地的老百姓津津乐道,传为当朝佳话。赵藩在他的《淳熙稿》第十一卷《挽南涧先生三首之一》中也写道:“学探和静蕴,文嗣一门华”。

第二章 韩元吉与韩淲的思想与作品存佚

(一) 韩元吉的思想与作品存佚
1. 韩元吉的政治与文学思想
韩元吉在政坛上忧国忧民,他的很多思想和做法都透出以民为先、以国为本的胸怀。他在分析情势时,往往条理清晰,抓住要害,一语中的。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五月,金使高景山、王全致临安,索地并指索大臣为质,八月,金举兵伐宋。九月中下旬,韩元吉上书枢府,希望朝廷早下诏书,使军民预知国事,同心协虑,共济事机。十月底,再上劄子,建议采取防范措施,以防金人渡江。韩元吉有治国之才,他曾上书参知政事贺允中,论朝廷当“亟为自治以俟恢复之机”,并献自治三策,“自治不过三策:一曰人,二曰兵,三曰财……在上则得其财(材)而用之,在下则得其心而用之,皆人也”(《上贺参政书》)。此外,还上书论述人才之贤不肖与治乱的关系(《上叶连使书》);在《与任信儒书》中论“台谏之风不振”,鼓励台谏,“弹击者,将以去朝廷之奸邪也”。乾道八年(1172年),宋孝宗宠信近臣张说,任其为签书枢密院事,朝臣因反对而被逐者甚重,是年五月,韩元吉进故事以讽谏(《壬辰五月进故事》)。后还曾进故事,辨忠臣、良臣,论君子、小人(《八月进故事》);也曾以西汉魏相辅佐汉宣帝以达中兴之效为例,论治国必须深达时变(《九月进故事》)。他有积极入世的热情与富国强兵的愿望,希望成就一番事业,也为民众做了许多事。
韩元吉对学术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与他交往甚密的吕本中、吕祖谦一族有着相同的取向。吕本中出身望族,其家学特点即是“不名一师”(全祖望《荥阳学案序录》),以兼取众长为宗,主张“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而且在诗学思想上,也倡导“活法”、“悟入”,反对一般江西诗人只认老杜、黄庭坚之门,主张“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吕祖谦是韩元吉女婿、吕本中侄孙,诗作也同样呈现出贯通各派、融合南北的特点。

(二) 韩淲的思想与作品存佚
1. 韩淲的思想与性格
前文已重点介绍了韩淲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时代背景,韩淲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归隐山林的,他也想像他父亲一样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想在政坛上大展抱负。韩淲与韩元吉最大的区别在于韩元吉一生为政,所以他的政治思想和治国之道较多,但是韩淲则刚好相反。韩淲历经四朝,虽然社会有短暂的安定和发展,但是开禧北伐的失败极大地打击了文人士大夫的信心。韩淲刚入仕途的时候,是宋孝宗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那时的他对前途抱有极大信心,认为自己一定会光宗耀祖、大展宏图,就像他在《赴贵池临别呈景清兄》中说的那样“三年愿得各强健,赢得归来满室欢”。但是慢慢的,韩淲看见了官场的黑暗、人心的算计、社会的动荡,在加上他自己做的都是一些毫无影响的小官,于是便退居山林,“多少壮心收不起,又撑小艇入长塘”(《郑一长塘摘莲》)。这使他只有儒家思想的爱国情操和体味百姓疾苦的悲悯之心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机遇。
韩淲为官时,韩侂胄、史弥远等人把持朝政,政治黑暗,他不像韩元吉那样信心满满,而是对朝廷充满了失望。就像他在《看士人应举》中写的“本谓有缘居上第,可令无分作粗官”,“小来勇往痴心在,老去羞将冷眼看”;第十六卷《书灯》中也写“书灯霜夜冷清清,不信粗官傍帝廷”。他完全没有那种愈挫愈勇的为官精神,而是选择急流勇退,抽身离开,过一种轻松自由的生活。但是在寄情山水中,还时常流露出一种无奈。韩元吉对他寄予厚望,首先是盼望韩淲的出生,元吉曾作《平生八见女而存者五人,比又得女,少稷作诗见宽,次韵谢之》,可见韩元吉是盼望有个儿子传家门的。韩淲出生时,韩元吉已经三十九岁,老来得子自然希望他光宗耀祖,在韩淲二十五岁因祖荫入仕时,韩元吉还作《淲赴贵池簿》来表达他的期望。当父亲的期望落空,韩淲不得不辞官归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
韩淲为官时,韩侂胄、史弥远等人把持朝政,政治黑暗,他不像韩元吉那样信心满满,而是对朝廷充满了失望。就像他在《看士人应举》中写的“本谓有缘居上第,可令无分作粗官”,“小来勇往痴心在,老去羞将冷眼看”;第十六卷《书灯》中也写“书灯霜夜冷清清,不信粗官傍帝廷”。他完全没有那种愈挫愈勇的为官精神,而是选择急流勇退,抽身离开,过一种轻松自由的生活。但是在寄情山水中,还时常流露出一种无奈。韩元吉对他寄予厚望,首先是盼望韩淲的出生,元吉曾作《平生八见女而存者五人,比又得女,少稷作诗见宽,次韵谢之》,可见韩元吉是盼望有个儿子传家门的。韩淲出生时,韩元吉已经三十九岁,老来得子自然希望他光宗耀祖,在韩淲二十五岁因祖荫入仕时,韩元吉还作《淲赴贵池簿》来表达他的期望。当父亲的期望落空,韩淲不得不辞官归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

第三章 韩元吉与韩淲的诗歌创作 ........................... 26
(一) 题材内容........................... 26
1. 君心在天下,欢乐竟如何 ............................ 26
第四章 韩元吉与韩淲的词创作 ............................ 47
(一) 题材内容.................... 47

第四章 韩元吉与韩淲的词创作

(一) 题材内容
韩元吉与韩淲父子在词创作的题材内容方面有相似之处,为避免重复,在本节采用和诗的题材内容一样的分析方法,将父子二人放在一起,分析其同而不同之处。这里选取其中较多的三类进行详述,即酬唱送友词、咏物词和寿词,在咏物词和寿词方面,笔者梳理了历代咏物和祝寿作品的发展脉络,以期对二者有更深刻地了解。
1. 酬唱送友词
韩元吉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前面已经提及,他一生交游甚广,阅历丰富,几乎朋满天下,朋友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南涧甲乙稿》中亲友之间的唱和词是最多的,有的是送亲友、有的是宴席之上的唱和,这些词写于不同的环境,也表达了作者不同的心情,比如《薄幸·送安伯弟》:
送君南浦。对烟柳、青青万缕。更满眼、残红吹尽,叶底黄鹂自语。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记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 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漫留君住。趁酴醿香暖,持怀且醉瑶台露。相思记取,愁绝西窗夜雨。
这首词是送朋友的,一开头就用江淹《别赋》里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表现伤感的离情。后两句是景物描写,古人离别常写“柳”,烟柳意送别。杜甫《蜀相》中有“隔叶黄鹂空好音”,这里有“叶底黄鹂自语”,黄鹂自语而离人自苦,别有深意。后面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记”是记忆之中,“竹里题诗,花边载酒”,用过去的欢乐反衬现在离别的不舍。上阕主要是写送别时的情境,下阕就换了一个角度,联系现实抒发感慨。自己白发渐生,但是功名未立,这里不仅仅说的自身,还隐含了中原的恢复。

结语
纵观韩元吉与韩淲的诗词作品,可以发现,韩元吉有着积极出仕的态度,他内心隐藏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的诗词多以豪放内敛为主,有着报国之志。韩元吉的诗词中多是一些重大题材,所表现出来的是中原文献中厚重大气的精神,这与他大半生在朝为官的人生经历有关。而韩淲则不同,他的一生以田园生活为主,对当时的朝政已经失去信心,他在山水之间找寻自身的归属感,作品中充斥着清新潇洒的田园之风,但是时常也流露出一丝报国无门的无奈之情。这不仅是二人最大的不同,也是当时南宋前期与中期的时代背景对他们产生的烙印。韩元吉出生于南北宋之交,1127 年南宋开始时他已经有将近十岁了,对这一段家国之难有深刻的记忆。韩元吉主要生活在宋高宗和宋孝宗两朝,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政治上的动荡、民族矛盾的加剧使得当时的文人感情充沛、作品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大到抗金的激情豪迈、小到生活中的诗酒唱和,均有涉猎。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代,统治者将重心放在如何偏安一隅,对文人的言论不甚控制,反而创造了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元吉凭借祖荫和个人的能力,在政坛和文坛上大放光彩。韩淲虽然是韩元吉之子,但是韩淲出生时韩元吉已经三十九岁了。南宋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渐渐稳定下来,靖康之变这样的家国之难对韩淲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自然比不上其父的亲身经历来得印象深刻,在作品中也极少写这种家国之难的主题。另一个方面,韩淲虽然经历了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和宋宁宗四朝,但是他在 1184 年二十五岁的时候才得以祖荫入仕,这时宋孝宗朝已经到了尾声,所以韩淲主要活动在宋光宗和宋宁宗两朝,这时的南宋各方面已经趋于稳定,统治者对言论的控制比较严格,再加上韩侂胄、史弥远等人把持朝政,实行独裁统治,这时的政治是黑暗的。这种“不自由”的空气使文人创作较死板,不能随便议论朝政,只能将感情寄托在花草树木中,故而题材偏于琐碎。韩淲入仕的时候韩元吉早已辞官多年,因此他在仕途上并没有得到父亲的庇佑,反而处处受到限制和排挤,终于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辞官归隐,闲居信上。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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