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通过考察“文学青年”张闻天与“五四”时期其他思潮、流派的多样联系，揭示影响其文学心理的复杂因素，呈现其文学思想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冲突与纠葛，能够有效窥见“五四”时期被“召唤”的新知识分子精神发展的一种轨迹。
第一章“河海”时期：“新青年”的最初觉醒
第一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教育
自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外辱日深。为强国御辱、解民倒悬，仁人志士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之道。众人各抱其说，各行其是，积极寻求疗救良方。五四前后，西方思想得到更加广泛传播，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碰撞融合。一时各类救国思潮“百花齐放”，呈现出蓬勃之势。发端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实业救国”思潮此时再次盛行。以张謇、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审视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试图通过振兴实业的方式，挽民族于危亡。“救国为目前之急”已成为广泛共识，然而，张謇认为，“军事救国”“教育救国”等不同主张理应有“缓急之序”。“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若骛其花与果之灿烂甘美而忘其本，不知花与过将何附而何自生。”②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兴实业之紧迫，“凡强国可以至此者，起源千条万端，而悉归于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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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思潮的流行极大地影响着当时的青年。据郭沫若回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是鄙弃文学的时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成为了一般智识阶级的口头禅。凡是稍微有点资质的人都有倾向于科学或实业的志愿……”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①兴实业以救国的理想，使时人对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郭沫若被“逼着出了乡关”，到日本学习医科，虽倾心于文艺，也只能“存心克服它”。后来记录学生时代时，郭沫若再一次坦陈心志，“我在初，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②，然而终究没有学成，这被郭沫若引为憾事。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进修于东京大学兵器制造科，张资平学地质学，可见，“研究实际学问”成为当时青年的一种普遍志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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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开导无知识”：革命的前提
“河海”在“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成为南京地区的中坚力量，校长许肇南被推选为南京学界联合会临时主席，张闻天、沈泽民、丁绳武等学生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南京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六三”风波平息后，当局唯恐学潮再起，命令全国学校提前放假。张闻天、沈泽民并未离校，而是积极参与到《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中。
《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办于1919年6月23日，是“五四”期间南京地区的第一份进步刊物，由南高师国文科学生阮真担任主编，张闻天同沈泽民、刘英士、董开章、丁绳武等人共同担任编辑科科员。任职期间，张闻天积极撰文，现存的50号刊物中，有15号刊载了他的文章。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写作于张闻天而言，并非“拢着一双雪白的手，立在不受危险的地方，发几句不关痛痒的议论”③，而是一种与学生运动等同的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张闻天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④。“士大夫阶级”如何铲除？需要劳农界人共同起革命。而劳农界人现在“一点知识都没有”①，处于混沌蒙昧的状态中，对自身处境无知无觉。这便需要“有知识的开导无知识”，然后大家一起干涉政治。张闻天的写作即基于“开导无知识”，即启蒙的目的。这里被反复强调的“知识”，并非科学知识，而是指政治“常识”。在张闻天发表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文章中，国家、社会、国民、平等、自由、博爱、法律、道德等概念被反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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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青年的梦：新村、工读与精神运动
第一节“民众的力量”：社会观念的觉醒
民初民主革命的成果与人们心中为之规划的美好蓝图相去甚远。有人真实记录了这种心理落差：“自有清国变，改造共和，革命诸子创中国数千年未见之业，人民欢庆，皆曰吾国从此可由弱而转强也。不意数载于兹，兵连祸结，百政莫举，全国纷纭，内讧未已，外患加逼。”①历次政治运动的失败，使知识分子对政治革命深感失望，“沉沦的现实”如何才能通向“理想的未来”，人们对此展开了新的思考，社会的观念因此觉醒。“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大家于是觉得以政治去改造政治，是没有用的；于是想到以社会的力量，去改革政治。大战的影响，是以外力促醒社会的观念；内乱的结果，是以内力促醒社会的观念。……民众既然发现了这个社会了！”
“社会”的发现基于对“国家”偶像的破坏。陈独秀在《说国家》（1904年6月14日《安徽俗话报》第5期）中，指出了“国家”的三个要素，即一定的土地、一定的人民、一定的主权。此三者紧密联系，共同建构了“国家”的概念，并且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③。张闻天也以此三要素阐释“国家”这一概念：“国家是有一定土地，有一定人民，有一定主权，缺少了一样就不成其为国家。”④与陈独秀不同的是，张闻天格外强调了“主权”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这与刚刚过去的外交风波不无关系。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发表了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国家”作为“偶像”之一，也被纳入破坏之列。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再次谈到“土地”与“人民”两种要素，“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①。“主权”似乎被忽略，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家不再面临“主权”危机，而是陈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不断加重。一国之中，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正军备、办理外交等种种国政都要倚仗“主权”，而行使“主权”的权力归于国民政府，可见，对于政府的权威，陈独秀当时是认可的。转变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4年前后，袁世凯掀起的复古逆流，百政俱废，人民生机断绝，引得知识界人士相当愤慨，对政治的失望情绪不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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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青年的梦”：新村的美好蓝图
如果说在《“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与《中华民国平民注意》中张闻天试图通过呼吁国家制度改革与新国民的创造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①，《社会问题》中，张闻天完成了社会的发现，并注意到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这为他日后强调人格的充分发展进而改造社会准备了思想认识。对旧事物的批判要求观点的鲜明尖锐，对新思潮的绍介要求表达的明白晓畅，诗歌、小说等文艺形式显然不适合于这一点。因此，张闻天最初发表于《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文章以评论、杂感为主。他的第一篇显示出文学色彩的创作《梦》发表于1919年8月27日的《时事新报·学灯》。
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和《民国日报·觉悟》作为“四大副刊”之一，是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茅盾曾提及，《时事新报》“‘五四’以前，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态度，其后急变而以提倡自居，副刊《学灯》曾在上海青年学生中有过一个较深的印象”②。上海与南京相隔不远，南京的青年学生同受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张闻天这一时期的创作主要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与《民国日报·觉悟》两种刊物上。由于地缘关系，对于文艺特别爱好的张闻天写出自己的第一篇文艺作品时，选择两者之一发表在情理之中。《时事新报·学灯》不断变动的编辑群体，使该刊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编辑风格。其中，1918年底《学灯》向新文艺的转向与张闻天《梦》的发表有着重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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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到人生中去：做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32
第一节“在社会主义的历程做一个小卒”............................32
第二节投身革命洪流.................................35
第三节张闻天与左翼文学运动........................40
结语.........................43
第三章到人生中去：做无私的光明的找求者
第一节“在社会主义的历程做一个小卒”
文学论文参考
张闻天《无抵抗主义底我见》发表后，引来了陈望道、沈雁冰的批评，陈望道与沈雁冰都主张暴力革命、武装反抗。1920年，陈望道协助邵力子，担任《民国日报·觉悟》编辑一职。张闻天是《民国日报·觉悟》的热心读者，也是积极撰稿人，来往之中，两人观点上时有交锋。同年，陈望道由日文转译了我国第一部全译版《共产党宣言》，思想上表露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陈望道撰写了《怎能实行无抵抗主义呢？》与《论爱——答闻天先生》两篇文章，回应张闻天关于无抵抗主义的见解。陈望道质疑了张闻天“现代的人竟无人格之可言”的观点，提出能够帮主人民排除痛苦的都是爱，“不抵抗善使善滋长固是爱；抵抗恶使恶消绝也便是爱”①，“对于压迫阶级，抵抗便是爱；对于同阶级或更下阶级，协助便是爱”②，主张暴烈抵抗是残忍无爱的人，但主张弱者不抵抗，也是另一方面的残忍。在沈雁冰看来，无抵抗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宗教思想，应对其应用范围加以限制。“爱”作为一个抽象名词能够感化人，却不能改造社会的组织和经济制度。沈雁冰推崇苏俄革命的道路，“就现在人类所能做到的事而言，这一条‘路’，已有那些被人称为‘俄罗斯人’的‘人们’造下来了。”③面对陈望道、沈雁冰的批评，张闻天写了《人格底重要——答雁冰和晓风两位先生》加以回应。张闻天一方面认为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局限，唯物史观并不能说明全部现象，另一方面又声明，自己并不是绝对主张无抵抗主义，若有更容易实现“爱”的方法，“我自然会抛弃我现在的主张追随诸先生之后。”④可见，无抵抗主义的主张对张闻天来说仅是一种可能“途径”的选择，并非唯一之“途径”，当更有效的方法出现时，他可以随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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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张闻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为人们熟知，“五四”时期“文学青年”的身份却往往被人忽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生阶段，早年“文学青年”的经历，并非仅是张闻天政治生涯的简单注脚，而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张闻天“文学青年”的角色与政治家的角色不是二元对立的，二者由此及彼的转化，体现着不同时期张闻天在“途径”问题上做出的不同选择。作为“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典型代表，被召唤到历史现场的“新青年”张闻天走过了曲折的探索道路，受制于历史与时代条件，他的思考与行动或许不够成熟，却反映着鲜活的时代精神与时代气质，在其早期的文学活动当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鲜明。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在国内兴起，农民、劳工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社会改造论者提出了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并加以提倡与实验。在张闻天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社会改造思潮的鲜明影响。张闻天已经能够从阶级视角深入浅出地剖析社会问题，并希望以此引发民众共情，达到“开导无知识”，即启蒙的目的，最终实现“劳农界人起革命铲除士大夫阶级”。张闻天信奉无政府主义与新村主义，希望通过精神运动，帮助人们得到“爱”与“真生命”，养成健全的人格，完成内部精神的改造。他同时回答了“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这一问题，主张改造完毕的完善的个人，进一步自由联合成“新社会”。张闻天在创作风格上深受唯美主义的影响，他也译介了许多东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家作品。对爱与美的极端提倡，同是基于充分发展人生、培育健全人格的目的，以推进精神运动，实现“生之快乐”与“生活底变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