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新时期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时期’的理论应对，它对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无根本性帮助。”
第一章儿童性的当代初建与“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背景考察
第一节教育性与趣味性的制衡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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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文学里，教育性和趣味性是两个重要的功能属性。其中，趣味性是建设儿童性的重要方面，理应成为发展儿童文学的第一要务，任何热衷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可能放弃对趣味性的追求。趣味性既可以作为一种创作手段或工具实现教育目的，也可以作为一种创作目标满足儿童的娱乐需求，它的功能实现主要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意识、社会规范、生活理想等现实因素。“十七年”时期的文艺氛围时而紧缩时而松懈，鉴于此，结合文学思潮的变化，寻找重要的时间节点，分析“十七年”儿童文学理论界对教育性和趣味性的理解，明确教育性和趣味性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究不同阶段下教育性和趣味性的发展走向，对把握“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时代背景、考察儿童性的当代初建境况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论对教育性的集中强调
建国初期的儿童文学主要以俄苏儿童文学译作为主，尽管李伯康、郭沫若、张天翼等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呼吁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但尚未形成气候。直到1955年，儿童文学事业才迎来真正的转折点。究其原因，社论直接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并将其纳入到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建设当中。
“社论是表明报纸政治面目的旗帜，报纸必须有了社论才具有完全的政治价值。”①可见，社论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且“就当时重大事件或问题发表意见，或对某一重要政策进行阐述并置于报头显著地位的社论则多次染指文艺界，其政治意识对文艺思想进行强力渗透。”②翻阅文献，1955年，事关儿童文学的社论数量明显增多。例如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培养儿童》；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处理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9月，《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和《让孩子们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读物》；11月，《长江文艺》发表社论《为孩子们拿起笔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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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立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真正在文学领域中形成了，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步。”①建国后儿童文学最直接的发展动力是来自官方的重视，它不仅提供了许多支持，促使儿童文学初步形成“创作—出版—评论—评奖”相对完整的文学系统，还将儿童文学事业长期纳入文学计划之中，规定作家按时完成。但这种“文学任务”让许多从未涉足儿童文学领域的作家产生焦虑心理，究竟“怎么写”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针对“不会写”的创作现状，陈伯吹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联系起来，指出前者作为文学的一个领域，在主题和目标上应与后者一样，都为政治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转向儿童文学的创作方法，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可行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儿童文学不是唯一的、但是是最好的创作方法。”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文学的一般原则，还是衡量作家立场的首要原则，“如果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论怎样研究和懂得了孩子们的一些特点，也决不会成功的。”③严文井把对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建设放在次要位置，可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文学体制的建构运转中决定着生产者的创作模式。许多学者在对儿童小说、尤其是对前苏联儿童小说的分析上，也都注重运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来读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建立了新的文学阐释机制，明确了新的文艺理论方法，影响了整个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创作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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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中的儿童形象及其儿童性内涵
第一节革命小队员：儿童性与英雄气的结合
作为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山东在“十七年”期间涌现出许多反映革命战争的成人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亲历革命时期的山东作家希望通过革命故事来润泽儿童读者的精神成长，传递革命教育。回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作家多以救亡图存为主题，深切关注祖国的未来命运，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直击革命小队员在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其作洋溢着昂扬奋发的战时民族情绪。时过境迁，当作家进入和平年代，对革命小英雄篇章的谱写必会适时调整。总的来看，无论是哪个时期的革命儿童小说，我们都要反思儿童与战争的关系，儿童本不应该参与战争，如果要让他们参加战争，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革命小英雄，那么他们究竟能做什么？“他们还没长大，他们的能力非常有限；他们的敌人不是低能的傻瓜，战争终究是你死我活的，稍一犯傻即意味着丧命。所以，在这种你死我活的拼杀中孩子很难有所作为。”①既然如此，那么在“十七年”时期，山东作家是如何处理儿童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其笔下的革命小队员较前期相比有哪些承继和发展？这都将成为本节讨论的重点。
一、合理的革命任务与非凡的革命行为
革命小队员的革命行为是非凡的，也是充满吸引力的，“我们对人物非凡的行为更感兴趣，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这些行为超越了我们的日常经历，可以让我们得到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主体性。”②相比于此前革命小队员那些毫无失误的战斗英姿，进入和平年代的山东作家开始重新反思这些革命行为，试图将其置于合理的战争环境中，以达到理想预期。行为和事件密不可分，行为是行事者引发事件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看来，革命小队员非凡的革命行为首先要对革命任务做出积极反应。
在“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里，由于革命小队员年龄稍小，尚不具备正面应战的能力，所以只能承担血腥战场外的任务，这是山东作家的普遍认知和艺术处理。在江峻风的《小武工队员》里，王铁星刚入队就想迫切地立战功，但遭到团长的阻拦，“应该说他还是个孩子，还不够一个战士的年龄……在将来……党会把更重要、更艰难的革命任务交给他们。”③无论是训练程度还是作战经验，都预示着他们无法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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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领导型”儿童：榜样神化与儿童性的缺失
新中国成立后，描绘新中国儿童生活是山东儿童小说的另一重要题材。如何教育儿童健康向上的成长，是每一位作家共同面对的问题，“由于少年儿童的独特天性，榜样教育对少年儿童的成长，较之一般的教育更易于见效，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①但榜样教育要适度，一旦过度发挥便会失去真实感，非但达不到教育效果，反而会影响文本感染力。要分析榜样教育，首先要找到作品里的榜样，“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描绘的大多是儿童的集体生活，并且这些儿童在校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队长在儿童群体中发挥带头作用，他们是“领导型”儿童，同时也是榜样的化身。
在校园生活题材中，“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少先队的集体生活，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下少年儿童的新面貌和新成长，并用他们新的行为习惯和新的道德品质去影响儿童读者。其中，少先队长具有强烈的集体观意识，同时能在教师的协助下带领少先队员强建少先队组织，是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导型”儿童。在邱勋的《大刚和小兰》里，大刚作为少先队长，其集体主义精神大于一切，因小兰的成绩差导致队员关系紧张，所以他断然违背周末和弟弟出游的承诺，选择团结小兰，用集体观念去“感化”她。大刚和小兰的友谊因集体结缘，大刚的耐心和真诚是出于对集体的考量，正因为小兰成绩的高低不再属于个人得失，而是关乎整个小队的荣誉，所以当小兰取得进步时，折映出的是以团结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精神。
少先队长的性格清晰可寻，在闵光予的《月光下的故事》里，少先队长张琦的性格是直接呈现在文本中的，“他是我们少先队的小队长，也是我们的护林小队长。方老师常夸奖他不光各门功课好，而且拾草，拾粪，帮妈妈干活，也都是好样的；红领巾也戴得最正当。”②接下来的故事情节紧紧围绕这些性格特征逐一展开。他胆子大，敢走夜路，于是能在黑暗中敏锐地察觉到走散的同学，自觉承担起护送同学回家的任务；他跑得快，因而在运动会上表现得最为出色，在爬山活动中也是最先冲向山顶。相比之下，其余的少先队员在这些方面各有不足，便纷纷以他为榜样，在黑夜里锻炼自己，在山路中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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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儿童性的规训式创新与“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艺术探索...............45
第一节改造儿童思维与儿童天性的抑制式呈现...........................46
第二节象征性自然与地域差异的消泯...................................52
第四章从儿童性看“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价值局限与发展走向...............69
第一节革命战争与儿童成长相结合的创作经验...........................70
第二节偏狭的教育性和过度的成人性倾向...............................75
结语基于儿童性维度的综评与拓展................95
第四章从儿童性看“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价值局限与发展走向
第一节革命战争与儿童成长相结合的创作经验
“根据地、解放区的儿童小说的创作大多取材于儿童的斗争生活，格调高昂向上，在整个40年代的儿童小说中占有突出位置。”①如萧平的《小路子》、峻青的《小侦察员》、董均伦的《村童》、华山的《鸡毛信》、管桦的《雨来没有死》等，“文革”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小说当属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这些作家大多来自山东，可见山东儿童小说中的革命题材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这三个时期都遵循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标准，并且“十七年”时期又作为20世纪40年代和“文革”时期的衔接和过渡，因而显现交织融合和同中有异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内部差异性构成了“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的独特内蕴。
文学论文参考
一、革命历史中对成长主题的初探
“五四”时期，学界虽然在理论上高倡儿童本位，关切儿童成长，但并没有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针对儿童的成长书写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未得到实质性进展。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重在把小主人公置于抗敌救国的革命背景之中，讲述他们如何直面对敌，如何凭借机智勇敢取得革命胜利，以此彰显他们的小英雄品格。可从成长角度看这些小主人公，他们尚不具备完整的成长结构，尤其缺少必要的成长动力。成长意味着“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②在无限延展的渐进过程中，挫折磨难作为成长动力，促使儿童摆脱天真，长大成人。具体到战争年代，成长与革命缠绕，成长的终点是成为革命者，苦难既是成长动力，又是革命动力，促使革命小队员从母系童年逐渐迈向革命世界。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峻青的《小侦察员》里，信子的革命动力来自敌人砍倒了他最爱的杏树，摧毁了他美好的生活，因而对敌人产生不共戴天之仇，这种表达虽然贴合儿童思维，但不足以上升为家国高度上的抗敌原因。在管桦的《雨来没有死》里，雨来的革命动力来自老师的革命教育，这种革命教育同样出现在“十七年”时期萧平的《三月雪》里，小娟日日夜夜接受母亲刘云的革命教育，但通过小娟与周浩的对话可以看出她对革命的认知仅限于字面含义，说到底，小娟的革命动力主要源于母亲的牺牲，由此可知，雨来接受的革命教育只能作为促进他革命成长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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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基于儿童性维度的综评与拓展
“新时期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时期’的理论应对，它对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无根本性帮助。”①随着儿童文学思潮的演进，儿童文学界不断触及儿童文学的本质，强调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努力挖掘作品中的儿童性内涵。儿童性先是用以廓清与成人性之间的差异，从这个层面上讲，对儿童性的推崇是对儿童本位观的认同。同时，儿童性又是基于与成人性相联系的基础上尊重差异，以艺术调和的方式去看待生死、暴力、战争、苦难等主题，延展人类生命的深度和厚度，提供了一种更为辩证的思维方式。因此，运用儿童性视野进入“十七年”山东儿童小说领域，实则是利用历史语境和未来价值判断双重维度，深入复杂的文学现场，更合理地找出那些符合儿童本体建设的文学内涵，更公平地阐释价值、深思教训，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启发和警示。
不得不承认，“十七年”时期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作家开始重视儿童群体，深入儿童生活，着眼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建构，逐渐形成向儿童性靠拢的创作姿态。关于“趣味性”的集中讨论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进步，“童心论”的提出无疑抓住了建设儿童性的关键，许多作家由此秉承为儿童创作的态度，走进儿童的生命世界。山东作家更是承继现实主义手法，扎根农村生活，抓取儿童生活片段，在可读性和趣味性上具有值得借鉴的创作经验。1946年关于“儿童读物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讨论，对“十七年”革命儿童小说而言是一次关乎儿童性的发展。相比于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儿童小说，作家重拾童年记忆，逐渐向儿童倾斜，认识到革命小队员在本质上仍属于儿童，注重将儿童性和小英雄品格相结合，初步探索成长和母爱主题，开创“战争儿童文学的丰收时节”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