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锲而不舍：追求人性自然与生命本真
第一节 国家民族意识建构下的藏族生活主题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为减少与藏族地区的矛盾，也为了新生政权的和谐稳定，国家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17”条协议，保障藏族人民与其他地区一样共享新中国资源。尽管如此，地方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还是发动了武装叛乱，直到1965 年成立西藏自治区，西藏地区才进入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文艺界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创作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在 1949 年第一次文代会以及 1953 年 9月第二次文代会中，周扬都明确提及要将新民主主义内容与少数民族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甚至在《为创造更多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中，对描绘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场景的作家们提出表扬，特别颂扬了他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契合国家民族意识建构的人物形象。国家经历了由战争到和平的转变，进军西藏的考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等等，时代本身就为作家们进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天地，一系列鼓励创作的政策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较之战争年代更为宽松的环境,如何写人的问题重新被关注，但从当时主流作品传递出的信息来看，在主题思想上还是以颂扬英雄主义为核心，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革命战争的激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徐怀中作为西南军区文工团研究员，参与到康藏公路的修建工作中，怀揣热情扎根边疆，没有为高原反应带来的窒息而恐惧，没有因基础设施不完善给工作带来的困难而退却，而是将自己丰富的藏族生活积累充分利用文字书写出来，从藏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当下如火如荼的生产建设以及未来的想象三个方面将藏族纳入到中华民族国家民族的整体框架中。在国家民族意识的建构下发表处女作《地上的长虹》，随后的一系列作品也都是围绕藏族地区美景以及生活展开，讲述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成为主调，最为典型的就是长篇《我们播种爱情》。在小说中，汉藏两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精神面貌是有明显对比的。比如，土司庄园是被栅栏围起来的封闭的闲杂人等不能随意出入的阁楼，而农业站则是敞开大门迎接四方来客；土司王朝中的官员们表现出整天虚度光阴、无所事事、自私自利的状态，而农业站的工作人员展现的则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精神风貌。此外，汉藏两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通过洛珠老人的回忆被唤醒，当他的反英、反清、反国民党斗争，再次被提及时他仍然义愤填膺，从侧面梳理出解放前藏族地区动荡不安的历史，同时也与汉族人民经历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形成呼应，两族人民由此拥有了相似的历史体验，那么如何完成共同的利益诉求便是作家们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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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军旅题材为依托理性审视关照人性
20 世纪 50 年代的批判加上文革十年的压抑氛围，让徐怀中对生活充满了回望与思考。他这样描述自己在文革中的状况：“有的同志关在监狱里，写出几部稿子。我的情况远不是这样，却心灰意冷，十多年什么也没有写”。①徐怀中与共产党一起成长，他的心中装满了理想以及为了新中国奋斗的激情，然而接连的政治运动和批判，让他在不断探索中成长。他在因《无情的情人》遭受批判时还比较年轻，有承受失败和重头再来的勇气，但紧接着就是文革。文革结束时他50 出头，这样的年龄不免让作家感到不知所措，它会使人感到不安而又平静，傲慢而又豁达。如果再年轻些，他们可以充满义愤，表达自己的伤痛；如果他们年纪再大些，他们也许能够拨开生活的迷雾，用文字书写自己的人生感悟。但徐怀中的表现却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年龄的尴尬，以一己之思另辟蹊径，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自从《无情的情人》遭到批判后，除了响应号召参与征文写作，发表《四月花泛》之外，徐怀中在文坛上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直到 1980年《西线轶事》这一力作的出版。他从太行山中学毕业后便入伍从军，文革后先后参与了援助越南以及对越自卫还击战，长期深入战争体验战争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藏族题材写作也转向了军旅文学，创作出在题材上有开拓意义的《西线轶事》，不仅让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也开了军旅文学中写自卫反击战的先河。
在《西线轶事》中，徐怀中始终以人物的内心世界为视角，不去拿炮火硝烟以及英雄的所向披靡去博取读者眼球，而是在一个普通军人身上挖掘出英雄本色。这与《红日》《保卫延安》等优秀军旅小说的描写显然不同，在这些小说中，写作的内容基本局限于军队内部的生活，对于军队之外的生活较少涉及，军队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与外界保持与世隔绝的状态，写作的人物是被净化过的没有缺点的人，这样军队就成为令人神往的一方净土。而《西线轶事》之所以被称作当代战争小说的更新换代之作，是因为它能够将反思文学思潮与军营的生活完美衔接起来，既能够从新的角度展示军人形象，又实现了对文革带来伤痕进行反思的愿望。《西线轶事》让大家明白了，与其说战争是不忍直视的残酷现实，不如说战争更像一面放大镜，让人的光芒与缺点都无处可藏，不管你是勇敢还是怯懦，善良还是丑恶，有友爱还是仇恨都会被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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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群像到个体人物塑造
第一节 革命战士一块砖式的人物群像
徐怀中初入文坛崭露头角出版的《我们播种爱情》，是爱情与社会建设的完美结合体，建设者们将热情与汗水挥洒在边疆这片土地上，让我们在看到西藏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用封闭的不容置疑的语言让我们深受到革命战士的一心向上的精神风貌的感染。这里的爱情并非单指儿女私情，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对西藏的感情，正如他们为什么会主动来到这个条件艰苦的地方，倪慧聪的回答应该说出了众多援藏同胞的心声：因为这里需要人！简单干脆而又不掺杂一丝杂念。“腼腆的、皮肤稍稍发黑的面庞……平平的眉毛和被山风吹拂着的柔软微黄的头发”①，畜牧师倪慧聪到了需要她的地方，作为青年建设者的代表，看似柔弱的她毫不逊色，尽管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挑战接生母牛、拼死为队友搬救兵、与雷文竹一起帮助当地种植农作物、培育新物种等等。陈子璜与苏易作为中老年的援藏干部，在思想觉悟与工作方法上是不同的。陈子璜是中青年干部，曾任后勤处长，不似青年人有火一样的热情，却有着中年人的想法与脾气，忠于职守，以身作则，工作作风有些急躁与简单化，他一开始来到西藏时并不相信这个不毛之地能够有什么发展，“西藏人，哼哼！只怕不是那么容易学会呦”②甚至有些轻视藏民。有时“他一想起他不是什么别的人，而是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站长，他就会来气。不错，站长！这头衔分量并不算重，可是，老天爷！好难对付呀！”①。当雷文竹向他提出自己的远景规划时，他觉得确实是好主意，但这样的条件下让他怎么去实现呢，不禁烦躁起来。“你还有个完没有！现时地里家里都忙得磨不开身，你叫我怎么办！你说吧！叫我怎么办！”②尽管如此，毋庸置疑的是陈子璜对党忠诚，不曾动摇。他看到家里的鸭蛋，想起农业站的鸭子，在他以为妻子拿了公家的东西之后，怒由心生，在他的心中绝不能徇私；被藏族人因抢福伤了他，但他选择放了小伙；对于雷文竹的规划，烦躁之余却也用自己的方式为这片土地更加繁盛做着努力。相比之下，苏易作为比陈子璜年老的干部在书中所占篇幅并不多，但是却可以看出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凝聚的心思。“约摸有四十多岁，已经在发胖，并且在秃顶了”③他在年轻时便参加了革命，对祖国的感情与陈子璜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事业，自妻子死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后，他是严父亦是慈母。对待女儿林媛，苏易总是掩饰不住那份深沉的父爱，在工作疲惫不堪时也不忘记女儿的生日。他耐心地与藏族人民沟通，
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还让自己的女儿创建学校发展当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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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雄意识的承继与战争中人物个性化突破
其实在继《我们播种爱情》之后不久发表的《无情的情人》中，对男女主公多吉桑和娜梅琴措的刻画，足以看出徐怀中对塑造群像式人物不太满意，着力在个性化人物塑造上的努力探索。多吉桑出生贫苦农奴家庭，受少数民族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影响，身上的性格不只有勤劳、勇敢这些藏族人民共有的特征，也有自身特有的坚强、豪爽以及反抗精神。小时候的贫苦环境让他在一开始禁不住郎扎给出的油酥糌粑的诱惑，面对漂亮的女子也有人间饮食男女般的心动……在一点点的成长中最终走上了与情人反目成仇，替广大农奴们复仇之路。但尽管他只是在人物塑造上进行小心翼翼地探索，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的时代语境中，还是受到了批判，使得徐怀中沉寂隐身了近 20 年。
80 年代归来之时，经历文革等政治风波与战火磨炼的他，对生活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与深刻的感受，这些都成了他在塑造人物时必不可少的素材。在塑造战场上的“英雄”时，淡化战争背景描写，着力于在日常琐事中去反映人物多重性格。《西线轶事》的主角是六名女战士，她们是巾帼英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是有着正常情感触手可及的普通人。他们有的爱嗑葵花籽，以至于被送了“五香嘴儿”的外号；有的具有女孩子的典型性格，遇到事情就爱哭，一点看不出军人的样子；也有的女兵开始对禁区爱情进行幻想；执行任务时，在战场上看到尸体时吓得一身汗，本能的紧张与恐惧感让她们将口令忘得一干二净；面对首长的问话，委屈与懊恼之情一涌而上，五味杂陈，竟哭了起来；在行军途中也会被头痛脑热、上厕所等个人问题所困扰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与脾气。《西线轶事》姊妹篇《阮氏丁香》中的主人公阮氏丁香更能体现出徐怀中在人物个性化方面做出的努力。阮氏丁香作为战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物性格的单一性，不是传统意义上颓败、可恶、狡猾的形象，她爱说爱笑，在说起妈妈以及喜欢男孩的故事时，总是柔情似水，藏也藏不住。这样的一个姑娘让读者读起来时，根本不会产生恨意，徐怀中有意识地打破“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模式，让人们意识到不管是中国还是越南人民都不喜欢战争，也不想有战争，并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双方完全可以和平相处，和平友爱才是大势所趋，由此将小说的情感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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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突破情节中心：时间叙事与小说结构.............................. 25
第一节 时间跳跃与情节碎片化....................................... 26
第二节 时间停顿与诗化抒情结构.................................. 28
第四章 徐怀中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独特意义.................................... 33
第一节 对孙犁以及俄苏文学的借鉴与创新................................. 33
一、师承孙犁内核，创新民族传统....................................... 34
二、面向俄苏学习，开拓世界视野.............................34
第四章 徐怀中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独特意义
第一节 对孙犁以及俄苏文学的借鉴与创新
徐怀中一路走一路学，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从未停歇。有作品出版时不骄不躁，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建议；沉寂时博采众长，汲取营养，厚积薄发，并等待时机以求一击即中。承继孙犁一脉诗化抒情审美风格，对俄苏文学中人文情怀一如既往的追求，使得他逐渐在民族传统与世界视野的借鉴与创新中找到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声音，并在写作中得到回应。
一、师承孙犁内核，创新民族传统
徐怀中在审美风格上，崇尚孙犁。孙犁的创作分为小说和散文两部分，小说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他创作的前期，而徐怀中的作品基本以军旅小说为主，因此笔者在这里的讨论以孙犁的小说创作为主。
孙犁创作的战争题材作品是难得的佳作，诸如《芦花荡》《荷花淀》等作品，用坚定的革命信仰与淳朴美好的人性美代替水火不容的敌我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削弱了英雄的神性。在 17 年时期，主流文学大多数强调战争的胜利，不关注个体，孙犁的抒情风格与激昂的革命基调形成反差，因而不受欢迎，可能这也是徐怀中在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入文坛时不能感受到孙犁某些气息的原因。但就徐怀中个人写作的早期作品而言，却不难发现有孙犁式诗情画意的影子，如上文提到的自然风景的图画式的描写：《卖酒女》描绘了一幅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云南边疆水彩画。雾气朦胧，就像一片轻纱披在美丽动人的傣族姑娘身上，朦朦胧胧，似见非见，给人一种美的遐想，用自然之美衬托出生活之美。《地上的长虹》描写了西藏人民从苦海深渊走向幸福彼岸，冰消雪化，万物吐绿；还有《我们播种爱情》中民俗风情画，生动地描绘了呷萨出门前呼后拥的人群，鼓响螺鸣的乐队，披红挂绿的衣着，让我们欣赏了一场古典戏剧中帝王或贵人的出场戏。可见从根本上二人的创作风格就是一致的，徐怀中在后来能够为孙家瓜棚下的花香所吸引就不稀奇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他曾明确提及“孙犁同志是我所敬慕的他这一辈作家之中最敬慕的，早先听人讲，他因为身体不好，不能从事写作，我愿意以自己的健康去换取孙犁的《铁木后传》。”①读了之后意犹未尽之感让他愿意牺牲自我的生命来求取续篇，可见徐怀中对孙犁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日常的欣赏和仰慕，用“痴迷”二字来概括也不足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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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中凭借自己一步步地爬行，慢慢感受文学中抚慰人心的力量，倾听时代的话外音，承担责任与使命，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每一部都堪称时代的经典，值得静下心来品读。笔者在文中试图打破徐怀中创作阶段性的壁垒，将他一生的作品串联起来，找到他一以贯之的风格，并重新审视他的文学史价值与独特意义。
在主题思想上，徐怀中一直坚持自己的思想内核，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人叙事，时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从《无情的情人》开始慢慢摸索，到《牵风记》展现生命本真之美，他从未放弃对生存与死亡的思考、对战争和人性的追问。在人物塑造上，从革命战士一块砖似的群像到性格各异的个体，人物更加个性化，甚至到了《牵风记》中，汪可逾这一形象都有些神化的倾向了。在叙事风格上，一直在孙犁的瓜棚豆荚下流连忘返，崇尚孙犁式的诗化抒情风格，通过叙事时间的跳跃、错置、停顿等，将叙述时间留给历史文化习俗以及诗化场面描写，并通过削弱章节之间的联系留白，引起读者思考。
徐怀中一路走来，不依靠作品的数量赢得掌声，而是靠过硬的质量获得尊重。在创作中善于借鉴创新民族传统，学习孙犁风格的思想内核，创造民族传统，拥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同时对俄苏文学地学习，对西方文学地接受，让他拥有国际视野，能够在写作时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在创作军事题材作品时，创作出《西线轶事》《牵风记》等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徐怀中为人谦和低调，甘于奉献，
坚守本心，不迎合主流，也能与时俱进，踏上时代的节拍，已年过九旬的他，仍是文学界一棵不朽的常青树。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