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我国人口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入手，分析了 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毕业论文事业部整体提供。
绪论
1绪论
1.1选题背景及研究目标
1.1.1选题背景
生育行为不仅是微观行为主体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重要决策，事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也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人口战略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与许多社会问题紧密相关，因此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的低增长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等人口问题将有可能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此现状下，社会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持续不断。在最近举行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放开二胎政策”和“二胎生育权转赠”的提案，更是引起了我国目前是否可以并且需要放开二胎政策这一论题的广泛争论。
回溯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马寅初提出并逐渐推行的，于1982年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通过并公布实施，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200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使之成为国家的法律。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为:国家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计划生育政策在人口增长过多过快的国情下提出，旨在有效控制人口数量，以防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环境、资源的不足，以致破，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I'rR)是指一定时期(如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常用的指标之一。
生育更替水平是指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木身。一旦达到生育更替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 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是2. 1而不是2. 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因为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月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儿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己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大约在1991年达到更替水平。目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 8左右。
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计划生育政策推行期间，人口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明显下降，人口无计划增长的局面得到了控制和扭转。生育率的下降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加，而且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储蓄率和投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 “人口红利”时期。
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也已经在我国某些地区呈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生育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李建民，2004)北京、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国际上确定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超低生育水平。(马小红，2004)随着这种趋势的延续，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时期，面临劳动年龄人口急速下降、社会保障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未富先老”的困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造成负面影响。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也被认为是导致我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还与强制堕胎、贩卖婴儿、腐败和野蛮执法等一些不良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
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总原则指导下，各地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生育政策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郭志刚等，2003) 3据媒体报道，2010年某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一时间，对于试点“放开二胎政策”的消息流传甚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社会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广泛议论和一些民众对“放开二胎政策”的疑惑，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明确表示“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这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和关键。”而在近期召开的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围绕“公民的生育权”这一话题提出了一些提案，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更加显示出对这一论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31R据各地公布的2000年以前的计划生育条例，郭志刚等(2003)将这些条例归纳为四种清况:(I)城镇地区和北京、上海等6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 5个省、区的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3)有26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5个省还规定衣村大妇一方为独生子女I"J隔儿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C4)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情况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对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我国育龄人口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现状如何，是否随着时间发生较大的变化?如何解释我国总体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从微观层面来看，哪些因素会导致家庭做出不同的生育决策?目前是否仍有必要采取行政手段对生育率进行控制?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动对我国人口、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有何启示?
事实上在学术界，关于生育政策的探讨及其背景下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转变已经成为社会学和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夫妇对孩子的需求将会由功利性需求为主导向情感性需求为主导转变(李建民，2004)，从而导致生庭中生育功能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变化，因此可能导致生育意愿并不完全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变迁，即出现生育意愿变迁的“滞后性”(风笑天，张青松，2002)，从而使我国的生育率仍然维持在高水平。正是在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对于我国国情的不同判断，关于是否需要在现阶段放开二胎政策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在现有的研究中，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育龄妇女、青年群体、独生子女及双独生子女家庭等各种群体的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对我国目前育龄人口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以及生育行为有了总体上的把握，但是鲜有学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对物价水平等宏观因素、劳动力市场特征与配偶的个体特征等微观因素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机理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而在国外，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有学者指出我国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了解到的生育意愿实际上是基于当地生育政策的有条件的生育意愿(乔晓春，1999)，并不能算真正的生育意愿(郑真真，2004)，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宽，此类研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的依据。而且从理论上看，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也可以为现有的社会学研究增加一些补充的论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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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致谢4-5
摘要5-6
Abstract6
1 绪论10-16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目标10-13
1.1.1 选题背景10-13
1.1.2 研究目标13
1.2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13-14
1.2.1 研究思路13-14
1.2.2 研究方法14
1.3 论文结构14-15
1.4 可能的创新点15-16
2 文献综述16-30
2.1 生育决策模型的理论发展16-20
2.1.1 行为科学领域有关的生育模型16-17
2.1.2 经济学领域有关的生育模型17-20
2.2 国外实证研究的新进展20-24
2.3 国内的研究现状24-29
2.3.1 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24-25
2.3.2 对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25-29
2.4 研究述评29-30
3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现状分析30-37
3.1 我国总和生育率和人口的变化情况回顾30-33
3.2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现状、国际比较和趋势分析33-36
3.3 小结36-37
4 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37-49
4.1 研究假设37-40
4.2 数据、模型以及变量40-45
4.2.1 数据来源40
4.2.2 计量模型构建40-43
4.2.3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43-45
4.3 分析结果及讨论45-49
5 家庭实际生育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49-55
5.1 计量模型说明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49-51
5.2 结果分析及讨论51-53
5.3 城乡家庭实际生育时间的比较分析53-55
6 结论与政策建议55-59
6.1 研究结论55-56
6.2 政策建议56-57
6.3 论文创新、不足之处及研究建议57-59
6.3.1 论文的创新点57-58
6.3.2 论文的不足之处及研究建议58-59
参考文献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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