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曹禺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现实渊源
第一节 内在因素：从“苦闷”的生存体验到“孤独”的存在之思
曹禺的童年是十分不幸的。1910 年 9 月 24 日，曹禺于天津降生。1910 年 9 月 27日曹禺生母薛夫人产后三天，因患产褥热不幸病逝。[1]此后，曹禺生母胞妹薛咏南成为曹禺继母。1915 年，曹禺五岁，通过佣人刘奶妈，知晓了失去亲生母亲的事实，从而陷入了“失去生母的孤独、寂寞和悲哀之中。”
生而丧母的“被抛”之感使得年幼的曹禺产生了“孤独”的荒诞体验，其父万德尊对曹禺精神生活的漠不关心无疑更加剧了曹禺敏感孤独的生命体认：“我的父亲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高兴了，你干什么都行，他不过问；不高兴了，就骂人，甚至打人，还经常发无名火气……父亲这个人真使我想来可恨，这就使我联想起《朝花夕拾》中，鲁迅写的《我的父亲》中的扼杀儿童的情景。”
1917 年，曹禺父亲万德尊出任宣化镇守使，曹禺随继母薛咏南前往居住，宣化给曹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那时总是坐到城墙上，听到那种单调的却是非常凄凉的号声；我是非常敏感的，诺大一个宣化府，我一个小孩子，有没有自己亲生的母亲，是十分孤独而凄凉的。”[4]后来的《北京人》创作，部分场景便来源于这一时期曹禺敏感、荒凉的孤独体认。
1928 年 2 月 9 日，万德尊病逝，据曹禺回忆：“我父亲死的时候，我 17 岁，就是1927 年，是在除夕晚上。父亲因为债务的事，着急生气了，导致第二次中风，半夜里就死去了。是我去报丧的，那时哥哥还在，但他比较软弱，都是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怎么待见，很冷淡，我第一次尝到了人世间的冷漠……我记得鲁迅说过，有谁见过从小康堕入困顿的吗，由此，可看到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先生的这种人生体验，我是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死，的确给我带来深刻的心灵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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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在因素：鲁迅、易卜生、奥尼尔对曹禺的影响
就曹禺与存在主义哲学关联的外在因素而言，鲁迅、易卜生、奥尼尔这三位存在主义自觉接受者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曹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理念之中，使其通过间接接受的方式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与要素，无形中促成了曹禺与存在主义哲学的现实关联。
鲁迅对曹禺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1923 年 8 月，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发行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曹禺随即购得一册，这是曹禺初次接触鲁迅作品。1924 年 12月，鲁迅所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出版，曹禺亦有接触。[2]鲁迅作品对曹禺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我接受了新文学多方面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恐怕要数鲁迅的作品了。鲁迅的作品我接触的最早，印象也最深刻。我在十一二岁就读了《呐喊》，这部小说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3]“鲁迅的作品是乳汁,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我们的文艺作家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无不从他不朽的著作深受教益。”
由此可见，鲁迅对曹禺的影响是十分大的。而鲁迅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因素，也十分显著。鲁迅自留日时期便自觉接受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两位存在主义先驱的影响。1908 年发表于《河南》月刊的《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则是鲁迅自觉吸收克尔凯郭尔、尼采存在哲学之思的明证。在自觉接纳了尼采、克尔凯郭尔这两位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的思想后，经过长时间积聚、反思，问世于 1920 年代的《野草》便是鲁迅存在主义之哲思的大成之作。鲁迅于此揭示出孤独个体存在于世的荒诞性体认，并于此创造出一条在虚无中超越、于绝望中反抗的“战士”之路。[2]因此，在曹禺对鲁迅作品的自觉汲取中，鲁迅作品中的存在之思、反抗战斗精神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了曹禺的创作理念及创作活动之中——蘩漪、仇虎、瑞贞等诸多角色身上所呈现出的“反抗绝望”之精神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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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雷雨》——“被抛”于世的荒诞存在
第一节 “被抛”的感性体认与“畏”之思
曹禺自南开大学时期就已斟酌构思《雷雨》剧本，历时五年，至 1933 年成品。《雷雨》甫一问世，即为学界投掷了一枚“惊雷”。在其早期接受史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即曹禺创作中的对命运的困惑和对宇宙“残酷”的体认遭致了许多人的批评。郭沫若即认为，“（《雷雨》）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但正因为这样，和它的形式之新鲜相对照，它的悲剧情调却不免有些古风……作者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似乎还缺乏得一点，因此他的全剧几乎都蒙照着一片浓厚的旧式道德的氛围气，而缺乏积极性。”[1]张庚则指出，曹禺在《雷雨》中的“宿命论”观念背离了时代理性精神，未能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进行有机统一，使剧作出现了裂痕和矛盾。[2]
然而，对于《雷雨》创作，诚如曹禺本人所言：“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
可见，相较于“匡正讽刺或攻击”的“理性认识”而言，带有神秘色彩的感性生命体认才是《雷雨》创作的基点。正是基于对“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的憧憬，曹禺才由此展开了对存在荒诞性的思考与追问。在《雷雨》中，曹禺设置了诸多人物的悲剧性事件，如鲁侍萍被抛弃，蘩漪的极端困顿，四凤、周冲、周萍的突发性死亡，鲁大海的出走等。究其所以，这些具象化问题指向的是个体生命存在的荒诞。用海德格尔的生存观来阐释，这是一种存在“被抛”的荒诞感、无力感。在海德格尔看来，个体存在的“被抛”状态即“在且不得不在”，此在（人）“在世”之际就已被预设、规定了它的存在。这一存在是完全未被征询、未被同意的，它使此在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在世，绝对的孤独无助，这正是此在存在的荒诞性所在。与“被抛”相连的是此在在生存论上的一种根本性的情绪——“畏”。正是“畏”从根本上公开了人的“被抛状态”，世界本身的荒诞性通过“畏”被搁置在了此在面前，使得此在不得不直接面向虚无的存在空间。此在所“畏”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事物，而是他的“被抛”在世状态，即“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1]。在这里，曹禺站在了与海德格尔同等的高度，由个体的“被抛”荒诞状态展开了对“存在”这一本源性问题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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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此在的自我决断与被抛“绝望”
“畏”使此在直接面向存在的荒诞与虚无，但“畏”也开展出了此在在世的可能性：“畏”使得孤独个体脱离了与世界、与其他世内存在者的联系，其存在的可能仅能通过自身达成，在对自身的领会与创造中，来实现自身的无限可能。存在主义者将这种个体生命自我承担行为定义为“决断”，它首先由克尔凯郭尔提出。他认为，人只有通过非理性的瞬间“决断”才能体验到真实的生的意义。雅斯贝尔斯则延伸了这一思考，认为人的本质是流动变化的，人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塑造自身，达成自身的多种可能。在《雷雨》中，面对命运的荒芜与不确定，蘩漪、周萍的生命存在皆由“被抛”之“畏”，展开了自我领会、自我选择、自我创造、自我决断的可能性。
《雷雨》中，曹禺在安排蘩漪的首次出场时，便展露出其决断的可能性：“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1]于是，在周萍提出分手独自出走的极端绝望的境地中，“一个受抑制的女人在管制着自己”的非本真状态被不断地消解，转而爆裂成为极端狂热的非理性的自我决断。它引导蘩漪趋近真正自我，无限接近于本真的生存状态：“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烈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2]在第四幕中，蘩漪唤周冲阻止四凤与周萍逃奔的时候，完全丢掉了为人妻为人母的道德拘束，其“本真”自我状态达到了高峰：“现在我不是你的母亲。她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她也是一个要男人真爱她，要真真活着的女人！”[3]在此刻，被周朴园闷死和被周萍抛弃的蘩漪处在了“被抛”的极端绝望处境中，透视到了其在世的虚无与荒诞，附着在蘩漪身上的道德、理性外衣被褪去，其内在的存在意义被凸显：在瞬间的自我决断中，她选择成为了最本真的自己，成为了“要真真活着的女人”。尽管蘩漪的自我搏击在伦理上是有所争议的，但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正是这“真真活着”的生命态势，使得蘩漪生存的意义由此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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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出》——“公众意见”的把持与“我”的“自醒”与“沉沦”.............. 23
第一节 由“众人”维护的“公众意见”.............................23
第二节 “我”的“自醒”与“沉沦”......................................25
第四章 《原野》——“为他”的自欺存在...................... 29
第一节 “复仇”外衣与“自欺”内核.............................................29
第二节 存在意义的丧失与自我蒙蔽的深化...................................31
第五章 《北京人》——“本真”的存在与人的“自为”........................ 37
第一节 “本真”与“非本真”的生存状态.....................................37
第二节 “自欺”与“自为”的反向选择.....................39
第五章 《北京人》——“本真”的存在与人的“自为”
第一节 “本真”与“非本真”的生存状态
《北京人》创作于 1940 年，这一剧作“杂取种种人”：曾皓是曹禺父亲万德尊、外祖父孙毓棠等人的缩影；曾文清以曹禺大哥万家修为原型；愫方的原型来源于曹禺的爱人方瑞；袁圆原型则取材于方瑞的妹妹邓宛生。[1]种种人物凝聚了种种性格，人物“活”的灵魂则是《北京人》的核心，曹禺直言“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2]。在这一创作欲望的推动下，曹禺与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产生了精神相遇。他于认识论意义上厘清了此在存在的“本真”与“非本真”状态，将此在存在的“非本真”状态指向了“吃人礼教”对个体的规约以及个体“自欺”、“自弃”的选择，并于方法论意义上坚定了此在的“自为”，这一本真的选择为此在冲破黑暗找寻到了一条充满光明的出路。
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区分为“本真”的与“非本真”的两种状态。“所谓‘本真生存’，是指‘此在本真地作为它自己而存在’。”[3]“与此相对立，人的‘非本真’生存状态则是由‘他人’、‘公众’所造就的，‘他人’剥夺了此在的‘本真’自己。”
正是基于对此在不同生存状态的思索，《北京人》于开幕就将所有人物置于同一空间——曾宅之内，通过人物身份的巧妙设置划分了“本真”与“非本真”存在的两个阵营。其中，曾皓、曾文清、曾文彩、曾霆代表的是“从来如此”、“土生土长”的全然曾家人角色。愫方、江泰、曾瑞贞则是聚拢于曾家、捆绑在曾家难以逃脱的“半个”曾家人角色。而袁任敢、袁圆、“北京人”、小柱儿则是异质性的存在，他们以“入侵者”、“外来者”的身份闯入了曾家这一旧文化场域。从存在意义上看，这三类人物身份的不同设置所导向的正是此在存在的不同状态。以曾皓为代表的传统曾家人是被士大夫家庭“吃人礼教”这一“公众意见”操纵了的“非本真”存在。他们丧失了成为“本真自我”的可能性。在曾宅这一破败、孤寂、死水般的士大夫家庭文化场域内，“众人”共同在世，此在的“本真自我”消散在了“他人”之中。在这里，曾皓“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褥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的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1]。曾文清在悠忽中度过了空洞的半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全然成为了“生命的空壳”。[2]曾文彩“非常懦弱。任何事她都拿不定主意。”“她简直是崇拜她的丈夫，总是百依百顺地听她丈夫的吩咐，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几年的轻蔑和欺凌。”[3]曾霆则因其被指定的婚姻，和他的妻子一直形同路人，喑哑一般地“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对遭人虐待的牲畜。”在曾家，“婴儿们仿佛生下来就该长满了胡须，迈着四方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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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体而言，曹禺对鲁迅、易卜生、奥尼尔作品的自觉接受，使得其中内含的存在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了曹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理念之中；加之自身孤独、苦闷的生存体认，使曹禺站在了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同样的思想高度，来对“个体生存”这一大命题进行思索。这一思索贯穿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创作过程，这四个剧本也触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
《雷雨》时期，曹禺面对宇宙、世界，对存在的虚无与不确定产生了质疑，对“何为存在”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在感性层面将孤独个体“被抛”于世的不安、荒诞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并于其中产生了此在“决断”的初步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曹禺意识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因其主观世界中的神秘主义色彩，此在的自我搏击最终失落，曹禺另择出路，于宗教意义上重新安置了个体“被抛”绝望的荒诞体认。
《日出》时期，曹禺更多地在认识论层面追问了此在在世的“何以为此”，将此在在世的荒诞、虚无指向了“公众意见”对“个体”的把持与损害，展开了对“沉沦”着的“众人”的尖锐批判以及对“本真”生存状态的呼唤。这一时期的曹禺更多地在理性意义上对此在的“被抛”荒诞进行了溯源，但尚未就出路问题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探讨。
《原野》时期，曹禺将此在在世荒诞的“何以为此”导向了个体存在的“自欺”、“蒙蔽”状态，于其中突出了成为你自己、反抗绝望以及自我承担生命责任的存在思索。相较于《雷雨》、《日出》的悲观结局，《原野》中“向死而生”的自我决断暗示了此在冲出荒诞存在的可能与出路，但这一时期的曹禺仍在沉思着：在理性意义上对此在面向存在荒诞之出路上还有无进一步深入拓展的可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