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和货币
现在的货币制度是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在这种状态之下，货币是依靠国家的强制信用来发行的，于是货币对社会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致命的，经济体产出的商品、资产都需要货币尺子进行度量，货币尺子短了，价格就变长; 尺子长了，价格就下降。现代信用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变量比货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本文首先分析货币和通胀的关系。( 一) 存量和流量角度的分析: 中国的货币量2003 ～ 2010 年 8 月，中国 广义货币从 18 万亿膨胀到 69. 64 万亿，从绝对数量来看，超过美国的 8. 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的 NO. 1，但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 1/3 不到。从相对值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膨胀了 3. 87 倍，而同期中国 GDP 只增长了 2. 51 倍。从目前来看，中国超发的货币已经形成了畸高的 M2/GDP( 图 1) ，同时 43 万亿的货币悬突额也形成了悬于中国人头上的堰塞湖。尽管过去 30 年相当的超发货币都被商品市场化吸纳 ( 易纲，1996) ，但仍无法认为目前中国的货币超发是 “合理”的，关于这个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知道货币的分析有存量和流量分析两个角度，如果从存量角度，我们应从国内的外汇管理体制和货币发行制度考量。从图 2 我们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从 2003 年开始呈现加速趋势，恰好也是同一期间，“货币超发”开始出现，可以认为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和贸易顺差存在某种联系。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误差与遗漏，商业银行境外资产的变化，或者外汇储备扣减贸易顺差和 FDI 等，都可以发现从 2003 年开始，存在越来越大的资本流入，暗示在此期间热钱流入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与当时的升值预期与热钱流入、贸易顺差和货币超发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认为 2003 年以来，在顺差猛增和热钱持续冲击的情形下，尽管央行进行了大量的对冲操作，还是有很多货币并未得到完全对冲而流向市场，沉淀下来形成超发的货币。值得注意的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台的巨额经济刺激计划接过了顺差和外汇占款的接力棒，构成超发货币的最大源头，抵消了顺差下滑的影响。表现在图 4 中就是 2009 年以来累计的 16. 5 万亿天量信贷，拉动广义货币投放量的继续过快增长，进一步吹大了货币泡泡 ( 图 5) 。我们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分类审查，也可以得到相关的依据，甚至将货币超发的源头探究清楚。我们都知道费雪方程式 MV = PQ，同时，货币供应量 M 等于基础货币 B 和货币乘数 k 的乘积，于是费雪公式进一步变形为 P =M2× VGDP=( B × k) × VGDP，其中 P 是价格，M 是货币供应量 ( M2) ，Q 是产出 ( GDP) ，V 是货币流通速度，B 是基础货币，k 是货币乘数。从这个模型，我们知道货币超发有两个影响因子: 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究竟是那个因素推动了货币超发呢? 我们从图中清晰地看出中国近 10 年来的货币乘数是比较稳定，但中国的基础货币从 2003 年起开始快速拉升 ( 图6) ，这就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分析结论，也就是说国际经济结构失衡、不合理的外汇管理体制和巨额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的基础货币快速增长，进而通过货币乘数形成广义货币供给 M2 超速，形成货币超发。接下来，从流量货币角度，也可以发现货币超发的依据。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 ( RobertJ. Barro) 曾提出著名的巴罗公式:通货膨胀率 = 货币增长率 － 产出增长率 + 独立扰动项用 CPI 表示通胀率，用 M2 增长率表示货币增长率，产出增长率是名义 GDP 增长率，也就是吸纳了新增货币后的增长情况。则由上述公式得出的逻辑就是:当独立扰动项为负时，意味着当年新增货币未全部被GDP 增长所吸纳，还有产出以外的其他因素吸收了部分新增货币，如此才导致了当年的通胀。我们对巴罗公式做个变形得到: 实际通货膨胀率= M2 增长率 － 名义 GDP 增长率。对我国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表明: M2 的增长率和名义 GDP 增长率之间有个中枢水平 8% 的裂口。表明从 1996 到 2009年每年的新增货币中有 8% 并未全部被 GDP 增长所吸纳，形成了 8% 的货币漏损，历年累计下来构成了超发货币的 “堰塞湖”。
货币超发引发通胀预期，通胀预期的自我实现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 1 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 1元，这是货币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超出 1 元的货币供应则视为超发。虽说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市场化改革等原因，资源商品化过程加快，广义货币供应量适度高于经济发展 GDP 增长是合理的，但超出实体经济需求的部分是不能被实体财富增长吸收的，这部分过大将给实体经济形成巨大的压力。目前，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一旦货币溢出虚拟经济的围栏蔓延到实体经济，通胀将不可避免。那么超发的货币会不会蔓延而出呢? 我们认为关键的因素是货币流通速度。通胀预期会自我实现，实现的途径是货币流通速度。从历史上看，对通货膨胀率变动的预期会极大影响人们对信用货币及纸币的信任程度。根据 Weber( 1995) 和 King ( 2001) 等学者的研究，通胀水平和货币量的紧密联系程度在高通胀情形下显著上升，货币流通速度打压了货币的窖藏属性，使其交易属性活跃了。从国内数据来看，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也一直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据阮健弘等人的研究，1978 年以来，货币流通速度为正增长的年份是: 1985 年、1988 年、1994 年和 2004 年。 其中，1985 年、1988年、1994 年三年的 CPI 增幅分别为 9. 3%、18. 8% 和24. 1% ，同时这些年也恰好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的时期。可见，经济增长高涨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进而推动通胀预期，预期进一步推动流通速度提高，进入正反馈循环。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直接影响其持币成本的高低，我们用实际利率反映公众的持币成本，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时，公众持币意愿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图 9 就反映了货币流通速度增速与实际利率的关系，二者间明显呈反向运行。这说明公众对持币成本高低是比较敏感的。目前，2010 年 11 月的 CPI 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形成的实际利率已经达到了 －2. 6% ( 图 10) 。负利率正通过心理预期导致行为变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很大程度上左右百姓的储蓄和购买行为，从而通胀预期会加速货币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加速将活跃起超发的货币，可能将打破虚拟经济的围栏汹涌而出，扩张实体需求，形成实体经济的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