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近些年，女性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于家庭，她们是贤内助；于职场，出色表现和超群能力使其在企业内外散发独特魅力。同时，各方政策支持女性突破“玻璃天花板”，进入企业高层。2011 年国务院首次颁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将保障女性获得同等教育机会、享有同等职业晋升机会列入法律体系；2014 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报告显示，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担任企业高管的比例均较之同期增长了 1.3%。2017 年，世界知名企业联合利华同联合国妇女署展开关于改善女性职场环境，提升女性职业地位的深度合作。此后，“女性赋权”具备了实质性意义和实践的应用。先前大部分研究表明，女性高管特征可以给企业绩效和公司治理带来积极影响（Huse，2006），高管性别多元化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女性高管的研究本就屡见不鲜，女性企业家对公司治理决策的探索是考察重点；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长期决策目标，也是关于女性高管研究的热点话题。企业社会责任（CSR）是指除满足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外，企业必须承担有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
以此实现社会目标（庄凌晖，2014）；其中不但包括基础性的经济和法律责任，还得承担包含经济、法律制度在内的伦理、道德（慈善）责任（Carroll，1979）。慈善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的塔尖（Carroll，1991），是企业自觉履行的社会目标之一，执行力度依赖企业内部因素的支撑和外部情境的保障。为加大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国家机关就此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和规章制度以保证政策的尽快落实。2014 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同年，民政部下达落实意见通知。2016年慈善法在全国人大顺利通过；同时，关于如何规范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相关政策通知也于同年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出，一举将履行慈善责任规范化。当然效果立竿见影，2017 年度《慈善蓝皮书》显示：仅 2016 年内，企业慈善捐赠占社会捐赠总量就高达 70%。众所周知，慈善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最高层级，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高度契合。
..............................
1.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国外很早就开始了女性高管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研究，并且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层面对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研究（McWilliams 和 Siegel，2010），最近才将慈善责任与社会责任密切联系。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的动机是经济动机、积极动机和消极动机（Swanson，1995）兼而有之。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战略慈善观，从内部企业家决策行为与外部环境约束两个角度结合研究企业慈善责任履行。企业家角度选取了具有“关系与责任”的女性高管（Gilligan，1988），以高阶梯队理论为基础分析女性高管特征（Hambrick 和 Mason，1984），并结合女性主义伦理学、社会角色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加以讨论。内部因素考虑深入挖掘女性自身特征或资本在履行慈善责任时发挥的作用；外部环境则依托制度观学说，选择了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作为情境变量，探究对女性高管特征影响企业慈善责任履行时产生的调节效应。
现实意义：于企业而言，履行慈善责任为企业带来声誉，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实施对外捐赠，将企业从社会中获得的利润回馈社会，为企业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有效缓解与各方的利益矛盾，提升企业竞争力；女性高管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使得女性高管也成为企业的发展资源。于女性而言，高管层中话语权增大，自身特质和资本的有效发挥，对女性高管的外在精英形象塑造和职业生涯意义重大。女性高管占据权威的企业，在实现社会目标，寻求多样化创新发展的企业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借助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的情境因素调节，利用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影响研究；在符合高管决策的实际前提下，借助于外部力量来实现慈善责任履行，提升女性高管决策的效率
..................................
2 文献综述
2.1 概念界定
2.1.1 女性高管
《公司法》规定，女性高管是指民主选举产生的对企业决策控制有实质性影响的女性领导者，对内实现企业的经济决策，对外自觉履行社会制定的目标。女性高管范围的界定有广义女性高管和狭义女性高管两种。通常意义上的广义女性高管，指的都是包括女性董事长、女性总裁、女董事会秘书、女总经理、女财务总监等在内的公司所有女性管理者（Krishnan 和 Parsons，2008；Francoeur 等，2008；任颋和王峥，2010）。同样，狭义女性高管，指的是则是在企业中担任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等重要职位的女性高管（Mohan 和 Chen，2004；Peng 和 Wei，2007；Gul 等，2011），主要依据对企业战略规划和经营决策的重要性程度划分。女性高管范围的概念依据学者具体研究内容而定。本研究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将女性高管的定义为在企业中担任董事长、总裁、财务总监以及其他具有决策性作用的女性管理者。
David 等人（2003）考察了财富 1000 强企业的高管团队性别多元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团队中女性占比与企业价值之间呈现正向联系；同时女性高管帮助企业从长期目标决策探讨企业发展方向。Adams 和 Ferreira（2009）认为企业内外应该摆脱对女性高管“象征意义”的成见，她们独特的品质会为整个高层管理团队带来新的价值观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并实现自我价值。Terjesen 等人（2016）则认为，女性高管数量的提升伴随着企业绩效的显著增强。综合上述研究，女性高管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活力和新的研究方向。
.............................
2.2 女性高管特征的度量
2.2.1 高管特征的分类
高管特征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基础（Gouy，1978；Hambrick，1981）。Hoffman和 Hegarty（1993）研究发现高管特征比组织环境的变量更能反映企业战略决策的变化；从高管决策所需的技能来看，高管特征分为知识背景（经验和技能）特征和资源背景特征；其中知识背景分为管理背景（内部和外部知识）、外部导向背景（营销和研发能力）以及内部导向背景（财务背景、职能背景和技术背景）。这项研究考察了高管获取人力资源的能力；高管的人力资源是基于高管的知识技能（Gouy，1978）。
高管特征表现为人口统计学特征（French 和 Raven，1959）。人口统计学特征（职能专长、任职期限等）与高层管理人员背景密切相关（Norburn，1989）。Andrew 等人（1998）通过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公共服务进行问卷研究，将领导特征分为性别特征和其他特征，统称为人口统计学特征。其中，高管性别差异对领导风格、战略选择、员工满意度及企业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Hambrick 和 Mason，1984）。其他特征表现为：任期、职称背景、兼职其他公司职位的经验（Andrew 等人，1998）。
Li 和 Wearing（2004）认为高管特征是影响个人工作能力、认知能力和价值取向的背景性特征；企业家背景特征直接影响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张建君和李宏伟，2007）。魏立群和王智慧（2002）将影响高管制定战略、进行决策的高管本身特征则称之为高管特征，包括：年龄、教育背景、学术背景、职称背景，统称为背景性特征。
........................
3.1 研究模型 ...................................... 26
3.2 女性高管特征影响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机理分析 .......................... 27
4 变量设计和数据来源 ........................................ 34
4.1 自变量——女性高管特征 ......................................... 34
4.1.1 女性高管背景性特征测量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 34
4.2 因变量——企业慈善责任履行 ...................................... 37
4.3 调节变量——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 .............................. 37
5 实证研究 ....................................... 41
5.1 描述性统计 ................................... 41
5.2 相关性分析 ............................... 42
5.3 回归分析 ....................................... 45
5 实证研究
5.1 描述性统计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民营上市企业女性高管特征以及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现状，分析女性高管的存在性特征和背景性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影响，并且分析具体影响的原因。本文选择采用 stata15.0 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 5-1 为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上表为我国沪深 A 股 2013-2017 年民营上市公司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考察指标是慈善捐赠（Donation），平均值为 0.3637，标准差为 0.3112，最小值为 0.0910，最大值为 2.4843，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中企业慈善捐赠水平存在差异，企业对慈善责任的履行水平有所不同，选用企业慈善捐赠作为研究慈善责任履行的变量。
........................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女性高管、企业社会责任以及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引出了将高阶梯队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并且从女性理论角度和社会资本理论角度进一步考察。在第二章中，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整理，提出了女性高管特征对慈善责任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并且基于上述理论，将女性高管特征分为两大类，同时对女性高管特征如何影响企业慈善责任履行做出说明。本文第三章，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机理、研究设计、具体的研究假设以及研究模型，探讨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影响，并同时探究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两个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最后，对 2013-2017年沪深 A 股上市的民营企业，共计 2616 个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Hausman 检验、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与此同时，研究了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两个制度情境变量在影响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中的调节作用分析。针对上述讨论结果得出了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 从基础性的高阶梯队理论对女性高管特征重新定义，参考对高管特征的分类方法将女性高管特征分为女性高管的存在性特征和女性高管的背景性特征，并认为女性高管特征是女性高管资本的表现形式。从女性高管的存在性来看，女性高管在高管团队中面临着“玻璃天花板”，象征性意义的女性高管其实并无实质性的决策权。存在的人数越多，所占高管团队的比例越大，不同声音给企业带来的机会也多，女性高管的悲悯心理，能从企业多方利益考虑，履行慈善责任。
第二，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作为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衡量指标，检验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女性高管的存在性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女性高管的背景性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实证结果均与假设相一致。
第三， 遵循制度观假说，在实证部分进一步探究市场化程度和媒体曝光度的调节作用，结果证明：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媒体曝光度正向调节女性高管特征对企业慈善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