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反讽的特征与类型
第一节 冷嘲热讽：反讽与讽刺的差异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中国对西方反讽理论的引介，部分研究者开始运用反讽理论分析《故事新编》中所蕴含的反讽艺术特质。但是，反讽与讽刺是一对十分相似的概念。在修辞层面上，无论是反讽还是讽刺，二者均表现出“文本呈现的表层含义与文本之外的隐含意义相背离”的修辞学特征，所以，反讽与讽刺二者经常被混用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当中。其实，反讽与讽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二者对待社会历史乃至整个世界现实的态度截然相反。可以说，讽刺是“热”的，讽刺中体现着讽刺者对社会人生的批判与期望；反讽则是“冷”的，反讽者不是从某种理想化的追求中获得力量，而是采取超越的姿态，用怀疑的目光对世间的一切进行着追问与反思。
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创作中对讽刺技巧的运用最早可以追溯到晋唐时期，及至明代方达到鼎盛。但彼时的讽刺方式仍然略显粗劣，近似于庸人的“打诨”乃至于粗鄙的谩骂。直到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出《儒林外史》，才标志着中国讽刺小说的成熟。鲁迅赞扬《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②。由此观之，在鲁迅看来，讽刺手法的一大特征是“慼而能谐，婉而多讽”，讽刺手法的立场是“秉持公心”，而讽刺手法的最终目的则是在于“指擿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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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言语反讽、情境反讽与浪漫反讽“反讽”
在现代英语中写作“irony”，从词源学角度上讲，“irony”一词来自于希腊语的“eironia”，其基本含义为“伪装的无知，虚假的谦逊”。此外，希腊语中的反讽还与苏格拉底密切相连，反讽是苏格拉底对付论敌的一个重要修辞策略。古罗马时期，演说家西塞罗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上拓宽了反讽的边界，指出反讽特别适用于幽默的目的。修辞学家昆体良又在西塞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反讽扩展为一种修辞格，强调在反讽中，说话者的整个意义都存在着一种佯装。随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反讽常常被视为一种修辞学层面的辩论技巧。总而言之，作为修辞策略的言语反讽存在以下几种形式：第一，说话者在主观方面佯装无知，借此伪装自己，欺骗论敌。第二，通过文本的字面意思与实指意思不相符合甚至相反的方式，构成嘲弄、否定等情感意味。第三，将人物的话语与其身份、所处环境构成反差，或将某类词汇放置于某种特定的语境当中，致使原本的词汇意义发生变形。究其实质，言语反讽可谓是一种巧妙的“语言游戏”。
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鲁迅曾写道：“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②信中所谓“反语”，指的便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言语反讽。由此可知，在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之中或许潜藏着一个反讽的“钩刺”。
小说集《故事新编》中，不同人物的语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戏谑色彩，拦路抢劫的小穷奇满口仁义道德，文化山上的学者们不时冒出一两句“古貌林”、“好杜有图”、“古鲁几哩”的洋文，庄子所使用的复活骷髅的咒语是《百家姓》与《千字文》的混搭，美貌非凡的嫦娥抱怨每天只能吃“乌鸦炸酱面”，夷羿与侍女们的对话内容更是直接借鉴于一位文学青年对鲁迅的批评指责。可以说，鲁迅常常选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比如文白、中洋相杂的口语；或者文本以外、具有某种特殊含义的文本，比如《百家姓》《千字文》；或者学术圈内的种种话语，比如“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①，“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②等等，加以改造、融合、戏仿，并放置于小说文本当中，借此构成小说文本中的言语反讽。可以想象，在同一个文本空间内，古今中外不同场合、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领域的语言扭结在一起，从而导致乡野的话语与庙堂的话语相混淆、高雅的话语与粗俗的话语共一堂、明朗的话语与晦暗的话语相交杂、集体的话语与个人的话语相对立、自我的独白与多人的对话相纠缠、形而上的概念与形而下的现象相矛盾等一系列荒诞可笑的局面，由此释放出无穷的戏谑和闹剧色彩。在肆意的话语调侃与话语狂欢中，神圣、崇高、优雅、严正被粗鄙、卑俗、滑稽、荒诞所否定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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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传统思想的否定
第一节 嘲弄封建礼法道德
儒家思想崇尚礼法道德，主张天下为公，渴望建立一个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然而，鲁迅却从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表彰节烈等一系列儒家说教中发觉，儒家思想已经沦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并为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吹捧。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鲁迅十分辛辣地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②因此，在《采薇》中，鲁迅将怀疑与思考的目光瞥向了崇尚礼法道德的儒家思想。
《采薇》中的主人公伯夷和叔齐本是辽西孤竹君的两位世子，二人都极其尊崇礼法道德。孤竹君年老，欲使三子叔齐继承王位，叔齐以不合礼制为由，欲将王位让与大哥伯夷，而伯夷是“向来最讲礼让的”，因此也拒绝接受王位，无奈之下，二人遂相继出逃孤竹国，住到西伯设立的养老堂中。未过多久，西伯之子周武王兴兵伐纣，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以下犯上，不合先王之道”的行径。在武王出兵时，叔齐拖着伯夷当街拦住武王的车队，指责武王父死不葬，可谓不孝，以臣弑君，可谓不仁，结果却被众甲士所驱逐。待到武王灭商之后，严守礼法道德的二人决定出走养老堂，前往华山，吃些野果和树叶以终残年。
在前往华山的旅途中，鲁迅又刻意安排伯夷叔齐两兄弟碰到了拦路抢劫的小穷奇。小穷奇本是一名无恶不作的强盗，干的是拦路抢劫的营生，明明最为轻视礼法道德，而鲁迅却让小穷奇在得知伯夷叔齐是从养老堂出来的这一消息时，态度立刻变得“肃然起敬”，并且口称“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又将“买路钱”称作“纪念品”，将“抵抗”称作“谦让”，将“抢劫搜身”称作“恭行天搜，瞻仰贵体”，同时还自诩为“文明人”，瞧不起海派的“剥猪猡”行径，即便是打发伯夷叔齐滚蛋时，还要客客气气地问一声：“您走了？您不喝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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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拒斥齐同万物理想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在《齐物论》中，庄子通过“三言”笔法提出“齐物”的思想观念。所谓“齐物”，即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万事万物是相同的，因而世界现实当中不存在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贵与贱、生与死的分别。结果，道家思想逐渐陷入到相对主义的诡辩论中，退化为一种中国人的混世哲学：当灾祸、病伤、死亡迎面而来时，个体无需展开任何反抗，应当顺命而行，内心当中也无需表现出过分的悲伤。
鲁迅早已发觉，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化语境下，齐同万物的观念很有可能降格为苟安委顺、甘陷其境乃至滑头世故、虚伪造作的混世生存法则，早在创作《起死》之前，鲁迅便在大量文章中对道家思想里的惰性因素以及混世哲学展开过辛辣的嘲讽。1925 年，鲁迅在《杂感》一文中写道：“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①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也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②由此，道家思想遂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精神鸦片”，用以缓解和满足社会生活中人性的种种欲望，缺乏一种心灵信仰上的真诚与严肃。所以，鲁迅在晚年创作的《起死》中，再一次借助反讽的方式拒斥了道家思想所追求的齐同万物观念。
《起死》不仅是《故事新编》中的收官之作，也是《故事新编》中最具意味的一篇小说，“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起死》不能算是最好的，却可以算作是有特色的、能够体现鲁迅文学气质的作品”③。一方面，小说在创作上仍旧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另一方面，《起死》又是鲁迅全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戏剧体的形式所创作的小说。因此，《起死》不仅采用了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的方式，还具有因戏剧化的形式所产生的戏剧反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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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神话英雄的寂寞.....................................23
第二节 历史伟人的失落.........................................26
第四章 对自我超越的追求....................................30
第一节 看穿一切的复仇者.................................31
第二节 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33
第四章 对自我超越的追求
第一节 看穿一切的复仇者
《故事新编》中，《铸剑》或许可以被称作最让人感到惊艳的一篇。鲁迅也称：“《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确是写得较为认真。”
首先，在《铸剑》里，鲁迅为《铸剑》创作了三首引人注目的古歌。在写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鲁迅指出：“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③虽然鲁迅直接指出小说中的古歌在内容上较为晦涩难懂，但是，通过仔细品读可以发现，鲁迅所创作的三首古歌的情绪与语气具有由悲壮豪迈转向油滑戏谑的倾向，从而构成了一条“庄严——虚无——反讽”的演变路径。
第一首古歌出现在眉间尺完全信任黑色人宴之敖者的话，并将自己的头颅砍下来交给黑色人宴之敖者时。古歌中除去大量语气词之外，大致内容为：虽然眉间尺爱惜这柄宝剑，但是为了报杀父之仇，他甘愿用宝剑割下自己的头颅，让黑色人宴之敖者拿着自己的头颅去换取杀父仇人的头颅，而暴君终将被黑色人宴之敖者消灭。可以说，此时的古歌气势雄壮庄严，正处于一种情绪高昂的状态。
第二首古歌出现在黑色人宴之敖者为暴君献艺时。古歌的大致内容是：浓郁热情的爱意，满腔奔腾的热血，哪一个真正的人会没有这二者呢！底层的民众生活在黑暗苦闷当中，而专制暴君却可以纵情享乐。专制暴君脚踩着无数的头颅来获得自己的享受。而我黑色人宴之敖者只带着眉间尺这一颗头颅而来，同时也带着眉间尺的嘱托来除掉暴君。暴君用百颗、千颗、万颗头颅实现的专制统治，最终将会被我黑色人宴之敖者用眉间尺这一颗头颅颠覆。可以说，此时的古歌一方面表达出黑色人宴之敖者的复仇决心，散发着一股慷慨悲凉之情。另一方面，古歌中的“一头颅”与“百头颅、千头颅和万头颅”之间形成对立，流露出一种调侃、超脱和虚无之感，既包含黑色人宴之敖者对暴君的调侃、对当时场面的调侃，同时也包含黑色人宴之敖者对自身行动的自嘲。相较于第一首古歌而言，第二首古歌中已经隐约地显示出一种冷漠的反讽色彩。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也指出：“这里面杂糅着悲凉和嘲讽两种不同的美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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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通过反讽的方式对历史、神话以及传说进行重新加工与改造，从而展现出对社会历史和现实人生的独到见解。借助反讽，鲁迅得以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希望之间自由地穿梭，成功地打破了有限的现实枷锁进而跨入到无限的精神世界中。
反讽本质上是一种解构性、超越性的立场，是对生存悖论的解嘲，看似遥不可及，令人生畏。然而，恰如克尔凯郭尔所言：“反讽是个严师，只有不认识他的人才害怕他，而认识他的人热爱他。谁要是压根儿不懂得反讽、听不见它的轻声低语，他当然也就缺乏可称作是个人生活的绝对起点的东西。”①实际上，反讽在生存哲学层面上标示着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标示着主体在文化语境和存在本质上的深刻而严肃的思考。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的社会思想仍然为封建礼教所束缚，个体生命活力日益粗鄙和干枯，牺牲者的牺牲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鲁迅借助反讽的方式，解构了彼时社会的种种通行观念。《故事新编》的创作充分显示出鲁迅对于建构整个社会生活公认行为法则的激烈反叛。借助反讽，鲁迅得以大踏步地后退，否定并解构任何社会通行价值观念以及公共目标的有效性，从而独行己志，实现了自我精神的独立与张扬。同时，鲁迅在创作《故事新编》时所展现出来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天马行空的精神特征无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