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文学作品中的自我意识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试图呈现路遥关于自我的发现及认识，并思考作者关于自我实现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选择，以及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情感价值倾向。

第一章 八十年代语境下的两种“自我”

1.1 回望文革与展望改革：潘晓与高加林的自我起点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掀起了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伴随着“文革”的历史退场，广大青年们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在这一重大转折时期，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青年们的人生道路选择及人生观建设等问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刊登于《中国青年》杂志 1980 年第 5 期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此文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为期十个月的“人生观大讨论”（被读者称为“潘晓讨论”）。
潘晓在这封信中自述了“文革”后一代青年从狂热、激荡转向苦闷、焦虑的精神历程及对“自我”的进一步认识成果。这封信之所以能够引发广大青年们的激烈讨论，不仅是因为潘晓的情绪引起了当代青年们的广泛共鸣，更在于它对如何评价“自我”、如何实现“自我”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继而在此基础上讨论青年们所关心的“我”与“我们”，“为自我”与“为他人”之间的关系。
潘晓在信中提到“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观点激起了广大青年们的热烈回应。其中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赵林，在潘晓的认识上进一步推进，他认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提出了“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的看法，把对“自我”的重视程度推至了极端。
由于高加林的进城之路掺杂着时代和“自我”的复杂因素，同时路遥在文学创作中又重视对青年人生观的引导，使许多研究者将《人生》的发表和评论作为“潘晓讨论”的后续事件，将路遥对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潘晓讨论中关于青年人生观的讨论对接，顺理成章地把高加林和潘晓放在同一“自我”的认识体系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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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虚无毁灭与顽强抵抗：潘晓与高加林的自我生成
潘晓在信的开头就尖锐地袒露出自己的思想演变史——“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从毛时代走过来的潘晓一直接受着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的教育，潘晓个人也始终相信，只有将个人理想与多数人命运发生关联，个体的人生意义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如此坚定共产主义集体理想的潘晓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自我”、“个人”的呢？
潘晓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内含着贡献于人类福祉的共产主义愿望，使她确立了崇高的人生观。随后“文革”发生所带来的系列家庭惨象使她第一次对“全红教育”产生了怀疑，现实中发生的“抄家、武斗、草菅人命”，家人被迫害时的小心谨慎和心惊胆战，与她从小接受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之间有了裂缝，周围世界的种种乱象让她开始产生迷茫情绪。加上“潘晓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强调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宏大意义，忽略了对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方面的引导”，因此潘晓最初产生的怀疑心理和迷茫情绪就被搁置起来，并未得到及时解决。
继怀疑情绪之后，潘晓受到接二连三的生活打击：亲人之间的关系由热变冷，“组织”、“友情”、“爱情”对她的逐一“背叛”，但此时潘晓的情绪并未直接指向毁灭性的绝望。在经历家庭变故后，她通过同学的帮助找到了工作，这时她仍然存在着对真善美的信任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随着组织不接纳她的意见并不让她入团，朋友背后向领导偷偷“告密”，爱人也因为阶级“翻身”而抛弃了她，潘晓的情绪才逐步从失望到达了愤怒和烦躁，继而根据自己的受挫经历得出人生丑恶的结论。这是潘晓第一次直面生活的阴暗面，并且从中得出否定性的愤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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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孙少平的自我

2.1 “励志型”读法的误读：个人奋斗
在文学界，频频被提起的“路遥现象”（因为主要针对《平凡的世界》，所以准确来讲应该是“《平凡的世界》的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路遥现象”主要是指《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书写与读者群接受之间产生的冷热反差的文学现象。早在 2003 年，邵燕君曾用几份调查报告的详实数据显示出《平凡的世界》在普通读者群中的受欢迎程度：“到目前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平凡的世界》作为‘新时期’以来唯一入选的作品，排在第 6 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其中针对 4 届 20 部获奖作品，读者购买最多以及最喜欢的作品都是《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大学数学班的随即调查及图书馆的借阅率调查，都得到了大体类似的结果”，充分展现出《平凡的世界》作为常销书的“经典”地位。然而与此相对的是，《平凡的世界》在“学院派”文化精英中的重视程度却“不尽如人意。新时期以来，尽管《平凡的世界》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总的来说被重视程度仍有所不足。
于是评论界着手解读令人费解的“路遥现象”，路遥在此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文学界的热点：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学勇曾两次发声，为路遥的“冷落”遭遇鸣不平，对被文学史有意“遮蔽”的路遥进行“平反”。“平反”的理由没有超出作家的写作姿态及写作伦理的范畴；杨庆祥试图打破路遥的“神圣化”权威，曾呼吁学界用一种警惕性的态度来看待文坛对路遥的冷落和吹捧。青年学者黄平就以这种态度，抛去“大词”式的概念化判断，将路遥放在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进行解读。他把眼光放在被研究者们轻易滑过的“读者的接受方式”上，针对“读者热”这一现象，提出了“励志型”读法这一概念——“《平凡的世界》为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依据这一概念，黄平对《平凡的世界》的读法进行再解读，指出 90 年代以来的“励志型”读法的严重缺陷，即“劳动”被置换成既定社会结构中的“工作”，孙少平的“奋斗精神”被理解为“个人奋斗式”的个体实现。从而指出路遥在孙少平的主体塑造上，将社会结构的问题替换为个人精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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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越“个人奋斗”的自我追求
2.2.1 如何面对家乡：身份认同焦虑的缓解
从高加林的进城之路可以看出，他的原始农民身份与后来的读书人身份之间发生了冲突，使他在城乡差别的生存性比较中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危机感。高加林与社会积极对抗的系列行为及生活追求，在城乡二元等级结构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现实下，只能以失败结局而告终。高加林自我实现的困境给挣扎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村青年们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感和挫败感。处于相同境遇的孙少平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双重身份碰撞带来的撕裂感。路遥为缓解“高加林们”由身份认同产生的焦虑感，在孙少平的道路上着重处理了拥有现代化知识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家乡这一问题。孙少平的主体建设一定程度地回收了传统伦理与社会主义“前三十年”的历史资源。这正是孙少平身上超越八十年代农村青年一般意义上进城的价值。
农村读书人与乡村之间的“隔膜”可追溯到“五四启蒙”时期的现代文学，个人接受现代化教育以后主动脱离落后农村和封建大家庭。路遥在七十年代的短篇小说《父子俩》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高三星发现自己的父亲为自留地倒腾化肥时，亲手将父亲送到了派出所。高三星的“大义灭亲”行为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对理想新人的塑造，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倾心必须脱离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但启蒙时期的“个人话语”被“阶级话语”所取代。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高加林式的个人追求预示着“个人话语”的再发现，开启了以个体价值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潮。但从高加林身上背负的道德谴责和亲情阻碍可以看出，路遥对个体的探索与八十年代流行的“个人话语”并不一致。在孙少平身上，不仅延续着高加林式的自我觉醒意识，还加重了道德和亲情的砝码。与五四时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新时期的农村读书人面对乡村的态度都不同，孙少平身上混杂着不同时期交织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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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对共同命运的关注：自我/他人................33
3.1 《人生》：自我实现与乡村土地的对立..........................35
3.2 《平凡的世界》：自我实现依托于共同命运......................39
3.3 个体终极价值的实现：对他人的关切...........................43

第三章 对共同命运的关注：自我/他人

3.1 《人生》：自我实现与乡村土地的对立
路遥在《人生》中叙写了高加林对土地的回归、逃离、再回归的过程，并在其中穿插了他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高加林对于爱情的不同选择象征了他人生道路的不同价值倾向。路遥意在从高加林的爱情问题上探究他对于自我实现和乡村土地的思考及选择，为农村集体化解散以后，像高加林这样的农村知识青年寻找一条出路。
小说以高加林被撤民办教师为开头，被撤的理由是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高三星高中毕业了要顶替高加林的教师位置，而村民们对于高明楼所代表的基层官僚腐败现象并不感到奇怪。高明楼的亲家刘立本靠投机倒把发了财，成了村里的经济能人。政治能人和经济能人的联亲，凝成了一股主宰高家村的强大势力。杨庆祥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他将高加林的现实处境称为“环境与制度的双重‘异化’：首先可以改造的环境变成了一个无法激起主体想象和力量的纯粹的客观对象；其次曾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制度现在开始异化为特定群体的利益工具。”51村民们对于高明楼的欺压行为表示习以为常，却不太理解高加林在失去教师一职后不愿面对田间劳作的不甘。对于高加林来说，集体化后期的高家村已然不能提供新的出路，他必然要从集体领域退回个人领域，试图以“自我”的独立姿态脱离所在的农民阶层。高加林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既有的社会结构下去谋得一个实现自我的发展机会，这也是促使他离开农村走向城市的原始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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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