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如何提高农民工收入、促进其就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成为重要议题。很多学者提出，创业是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途径（韩俊与崔传义，2008）。自从“双创”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创业活动呈现出逐年活跃的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2018年，城镇中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从不到 4%提高到 48.22%；2018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平均就业吸纳能力分别为 2.2 人和 6.8 人。农民工在其打工经历中积累了较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一类十分重要的潜在创业者。然而，农民工在城市的创业率较低。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2016 年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比重为 9.76%，低于城市居民创业 5.65%。如何激发农民工的创业潜能、制定科学的创业政策促进农民工城市创业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行为经济学指出，创业选择既受理性约束，又受主观影响。在高不确定性背景下，积极情绪是激活创业的重要因素（严维石，2011）。积极情绪属于非认知能力（性格、态度和心理）的范畴，属于一种“隐形”的能力（乐君杰与胡博文，2017）。在创业过程各阶段中，创业者的积极情绪会影响其识别、创造、评价可能的创业机会进而影响对创业机会的利用(李华晶，2018)。生活在异乡城市的农民工，由于仍旧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等原因，他们在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的同时，还默默承受着因远离家乡和亲人和难以融入城市而造成的“疏离感”、“低自我认同感”和“孤独感”等心理压力（韦雪艳，2012）。相对于城市居民和未外出农民，农民工可能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选择是回乡发展，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受雇就业，抑或是在城市进行创业就更易受到心理健康因素的影响。因为，就选择创业来说，强资源约束和高不确定性的创业情境本就要求创业者需要更为强大的“心脏”，有更为积极的情绪。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的特殊状况则进一步增强了心理健康对他们选择创业的重要性。因此，要理解中国情境下的农民工城市创业问题，心理健康因素，特别是其中的积极情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为此，本文把积极情绪作为重要解释因素纳入到农民工的创业行为决策研究当中，探讨积极情绪在其中的作用及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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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2.1 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从积极情绪的角度探究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及其作用机制，通过对积极情绪与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及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分析，探究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城市创业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为未来中国制定创业支持政策提供参考，为实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国家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1.2.2 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研究目标，本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
内容一：从理论上对积极情绪与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论证分析。基于风险偏好理论，将积极情绪纳入效用函数，构建创业选择模型，分析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说。研究假说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提高农民工选择城市创业的概率。进一步地，积极情绪可以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程度，进而提高其选择城市创业的概率。将创业活动细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后认为，风险偏好在机会型创业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比生存型创业中的中介效应更强。
内容二：对积极情绪与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重点关注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的影响，首先对积极情绪与农民工是否选择在城市创业进行基准估计；考虑到子女教育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在对总体进行分析的同时，根据受访者家庭是否有孩子处于上学阶段，将其分为子女在读农民工和子女非在读农民工，分别研究积极情绪对全体农民工、子女在读农民工和子女非在读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的影响；考虑到创业类型的异质性，根据创业者雇佣人数，将创业活动进一步界定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利用多元选择模型估计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在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和工资性工作之间的影响的异质性；在基准估计的基础上，使用工具变量克服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更换变量和更换模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机制检验部分，使用针对离散因变量的 KHB 方法对前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提出的作用路径，即积极情绪具有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采用 BOOTSTRAP 方法重复抽样 1000 次，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内容三：从积极情绪角度，针对中国不同类型的农民工以及不同类型的创业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对积极情绪与农民工创业选择行为关系的探究，分析积极情绪对于不同类型农民工及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对于激活农民工城市创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促进“双创”战略的实施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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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文献回顾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创业研究方兴未艾。从研究内容看，创业是个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话题，相关文献可以万计。从本文的研究目标和内容出发，本部分将从农民工与创业、积极情绪与创业和风险偏好与创业三个方面对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与评述。
2.1.1 农民工与创业
关于创业研究对象选择方面，以往研究多以劳动力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但随着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迁移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王春超与冯大威，2017）。国际上称这类群体为移民。在中国这类迁徙人口则主要为从农村迁徙至城市的农民工。目前学界关于农民工创业的研究，多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农民工创业的动因
什么因素能够激活农民工创业是创业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目前学界多关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社会特征两个层面。就个人特征而言，学界主要围绕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等视角展开。人力资本主要包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培训经历、先前工作经验以及城市务工经历（李俊，2018）。研究发现，由于创业情境的差异性，人力资本对于移民（农民工）的影响不尽相同。对于返乡创业者而言，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农民工识别市场机会与获取创业资源，进而显著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倾向（杨其静与王宇锋，2010），尤其是大学经历对提高创业倾向作用更强（汪三贵等，2010）。在国际上也是相似的情况，对于美国亚裔和拉美裔移民来说，人力资本会显著提高移民创业概率，并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亚裔和拉美裔移民群体创业水平的差异（Sandersand Nee ， 1996）。在巴基斯坦的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较多从事非农劳动，这些人更可能接近市场，进而成为创业者（Fafchamps and Quisumbing ， 2003）。此外，外出务工经历会缓解农民工的融资约束并提高其人力资本进而提高其创业的概率（周广肃等，2017）。对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其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和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创业和受雇之间进行就业选择，一般来说男性、未婚者、高学历者和接受培训者更可能选择工资工作（Dewen 等，2010；Gagnon 等，2009）。在国际上也是相似的情况，由于存在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等约束，移民往往被排斥在本土居民的非正式网络和信息沟通渠道之外（Rezaei and Goli ，2009），难以获得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信息，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在找工作时也经常会受到歧视（Lofstrom ，2013），外来移民选择创业的概率小于本土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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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述评
基于上文的文献梳理，本部分主要从研究的视角、对象和思路三个方面对这些文献展开评述：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少有研究关注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总体来看，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创业的影响及其机制与其它个体特征不尽相同，与其对其他创业群体的作用也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从现实出发，与其他群体相比，生活在异乡城市的农民工，在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压力的同时，还承受着因远离家乡和亲人以及难以融入城市而造成的“疏离感”、“低自我认同感”和“孤独感”等心理压力（韦雪艳，2012）。因此，对于农民工来说，是选择回乡发展，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受雇就业，抑或是在城市进行创业就更易受到心理健康因素的影响。而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的特殊状况则进一步增强了心理健康对他们选择创业的重要性。综上，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情绪更需要被关注。
第二，从研究对象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农民工的返乡创业选择，对他们的城市创业行为关注较少。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就业乃至永久定居乃是社会大势。因此，相较于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更值得关注。同时，对于农民工的城市创业行为，既有研究多将城市农民工创业与城市居民创业混为一谈，忽视城市居民与城市农民工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的创业行为给予特别关注。
第三，从研究思路来看，既有研究均将个体的创业行为作为积极情绪的单方向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中，积极情绪会受到不同情境的冲击，创业选择也会对积极情绪产生影响。因此，在分析积极情绪对创业的影响时，不应忽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上面三点评述，本研究做出如下回应，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关注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情绪并探究其作用机制，揭开积极情绪影响创业行为选择的黑箱，使情绪的逻辑作用机制浮出水面；其次，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的选择范围聚焦农民工群体的留城创业行为，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及双创战略的推进提供思路；最后，从研究思路上，本研究结合中国创业情境，将积极情绪与风险偏好纳入作用路径中，同时采用相应计量经济学方法克服变量间的互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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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论分析........................................ 16
3.1 未考虑风险偏好的基准模型.........................................16
3.1.1 创业收入函数..................................16
3.1.2 创业选择过程..................................17
第四章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描述性分析.......................22
4.1 数据来源....................................22
4.2 变量选取及说明...................................22
4.3 农民工城市创业现状分析..............................24
第五章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结果........................31
5.1 计量经济模型设定.........................................31
5.1.1 基准回归模型..........................31
5.1.2 积极情绪对创业类型影响模型......................31
第五章 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结果
5.1 计量经济模型设定
根据理论分析及既有研究，本文使用二元选择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探究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使用多元选择模型分析积极情绪对不同类型创业选择影响的异质性。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针对多元选择模型的 KHB 方法，对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5.1.1 基准回归模型
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民工积极情绪对其城市创业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积极情绪越强，其选择城市创业的概率越大。这表明对于农民工来说，积极情绪会促进其选择城市创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情绪每增加 1 个单位，创业概率提升 18.9%。为探究积极情绪与城市创业选择的非线性关系，模型中同时纳入积极情绪及积极情绪的二次项，结果显示，积极情绪二次项对于城市创业选择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积极情绪对于创业选择并不存在非线性关系。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农民工的积极情绪是不容忽视的，积极情绪能够增强农民工对创业环境的适应性，在积极情绪的作用下农民工对社会中的创业机会进行判断和把握，情绪会促进农民工展望未来，激发其创业（李宁等，2017）。
由于家庭中子女是否处于上学阶段对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存在较大的影响，本部分将样本分为子女在读群体和子女非在读群体。相对于子女非在读群体，子女在读农民工的积极情绪对其城市创业选择的影响更显著，且影响程度更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子女在读农民工的积极情绪每提高 1 个单位，其城市创业概率提高 23.7%；对于子女非在读群体，积极情绪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城市创业概率提高 17.4%。上述回归结果说明，由于目前城市的教育水平比农村更高，子女教育是农民工决定留在城市的重要因素。并且，作为家庭支出的重要构成，子女教育支出能够激励农民工去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与受雇或回乡务农相比，创业是具有高收益的职业选择，
因此，子辈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是父辈开展创业活动的强劲动力。综上，本文的研究假说1 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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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理论贡献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农民工群体为创新创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对激活创业来说，积极情绪的力量不可忽视。为了研究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创业行为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一个创业选择模型，并据此提出积极情绪影响农民工创业选择行为的作用机制：积极情绪有助于提升个体风险偏好程度，进而提高创业概率。且积极情绪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作用路径有所不同：风险偏好在机会型创业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比生存型创业中的中介效应更强。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城市移民调查（RUMIC)”2009 年的数据，对积极情绪与农民工城市创业选择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分析中，我们通过引入较为全面的控制变量组合，在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各类稳健性检验后，研究发现：
第一，积极情绪对农民工创业选择的总体影响是正向显著的。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这说明积极情绪对创业选择存在稳定的促进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积极情绪每增加 1 个单位，创业概率提升12.6%。根据子女是否处于读书阶段，本文将样本细分为子女在读农民工群体和子女非在读农民工群体，分析表明：子女在读农民工群体的积极情绪对其创业选择的影响更显著，且影响程度更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子女在读农民工的积极情绪每提高 1个单位，其城市创业概率提高 23.7%。这说明，为家庭支出的重要构成，子女教育支出能够激励农民工去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以缓解家庭的生存压力。与受雇或回乡务农相比，创业是具有高收益的职业选择，因此，子辈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是父辈开展创业活动的强劲动力。
第二，将创业活动细分为生存型创业和积极性创业进行讨论后发现，积极情绪会显著提高农民工选择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活动的概率，但对选择机会型创业活动的边际影响和显著性均明显高于生存型创业。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情绪每增加 1 个单位，农民工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增加 17.1%，选择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增加 22.4%。对于此现象，本文的解释是：对于农民工创业者来说，生存型创业者即使不具备积极情绪，但受生计压力的刚性推动，被动选择生存性创业的概率依然很高，其受积极情绪的影响较小。相反，机会型创业由于其主动性和风险性，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更大且敏感程度更高。在面临诸多职业选择（如就业、内部创业等）和创新风险时，积极情绪能够增加机会型创业的概率。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