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2019 年 2 月 28 日，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截止 2018 年年底，65 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 16658 万人，在总人口中比重为 11.9%；而根据《2000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00 年底，全国 65 周岁及以上人口共 8811 万，占总人口 6.96%；短短 18 年时间，65 周岁以上人口数增加了 7847 万人，比重提高了 4.94 个百分点，表明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当前与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仍将不断发展。据我国第一部老龄产业发展蓝皮书《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2014》的数据显示，到 2035 年，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4.18 亿，占比提升到 29%。人口老龄化已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如何应对老龄化将关乎到国民福祉。2017 年10 月 18 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1991 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的颁布从国家立法层面确定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地位。2000 年，国务院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更名为“企业年金”。2017 年 12 月 18 日，《企业年金办法》（人社部令第 36号）发布，该文件对 2004 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了国家对发展企业年金的大力支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尽管我国政府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即提出了构建多支柱养老金制度的理念，然而经过近三十年发展，我国养老金三支柱体系发展极不平衡。基本养老保险“一柱独大”，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制度虽取得了一定发展，但无论从制度的覆盖面、基金积累规模还是待遇给付等方面来看，所起的作用都十分的微弱。第三支柱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在 2018 年 5 月启动试点，尚处于试点阶段，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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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方面研究
关于税收优惠幅度研究。2009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企业为职工所缴纳的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 5%内的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2013年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该文件规定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中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但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比例较低，远低于国际水平，如美国企业缴费部分的免税比例为 15%，加拿大为 18%，澳大利亚为 20%，较低的税收优惠比例对企业的激励性有限。无论是企业税收优惠方面，还是个人税收优惠方面，税收优惠幅度均较小，不足以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自主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同时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力度也存在提升空间。在个人税收优惠方面，杨燕绥、张定川（2018）认为我国需加大“延期征税”的举措，为员工提供更高的税前列支比例，以此来促进企业年金的可持续发展。郑秉文（2017）通过分析企业年金制度参与率情况，认为完善 EET 型税收优惠政策是提高企业年金参与率的首要任务，建议把企业缴费税优比例从 5%提高到 8%。
关于税收优惠模式研究。房连泉（2018）考虑到我国实行分类个人所得税制，未来税制改革目标也是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将提高，纳税人规模较小等因素，建议实行“双向税优政策”，在实行“延税型”EET模式时，同时设立“免税型”TEE 账户。周凤珍、武玲玲和张鹏（2019）建议把我国目前实行的 EET 型税优模式调整为“TEE+EEE”模式，即按照工资收入水平将劳动者划分为高收入者和一般收入者，对高收入参保者实行TEE税收优惠模式，而对一般收入参保者实行 EEE 税收优惠模式，同时取消优惠幅度范围的限制；这种有差别化的个人所得税政策能更好地兼顾社会公平，更好地激发普通劳动者的参与热情。
此外，还有人研究了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功能。Andersen(2018)研究了税收激励政策与年金账户储蓄额的关系；结果表明，如果想通过税收优惠提高储蓄率，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退休储蓄不应在其他储蓄账户中造成（完全）挤占，其二，大多数储户必须积极面对税后养老金退休账户的价格变化，退休账户中储蓄的税收优惠与债务积累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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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长寿风险与生命表
随着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长寿风险”一词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提及。学术界一般认为，长寿风险是指个人或者群体的平均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所产生的风险，该风险来源于未来实际寿命的非预期延长。显然，人们对长寿风险的理解应该分为两个层次，个人层面与群体层面。
个体层面而言，长寿风险是指个人实际寿命超过其预期导致其在生存期内就不得不面临自身资源枯竭的风险。具体而言，由于长寿者的实际寿命超过其预期，其在工作期为养老所积累的社会财富不足以维持整个退休期开支所造成的财务风险。影响该风险大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生存年龄与财富资源耗尽的概率。生存期越长越有可能陷入自身长寿风险。个体面对长寿风险时，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转移长寿风险，从而避免陷入长寿困境。参加公共养老金计划或企业年金可以将长寿风险转移给政府或企业，使自己很好地规避了该风险。一个职工在退休前就规划好自己的高龄养老需求，对自己的财富资源做出合理的分配，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该风险的发生。
群体层面而言：一个群体的未来实际寿命超过群体的平均预期寿命预期，就会产生聚合长寿风险；即养老金计划或年金理财产品的资金支付非预期性增加引发的偿付能力风险。聚合长寿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大数法则分散处理，且风险发生时会造成巨大损失。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养老退休生活，民众通过各种渠道把他们自己的的长寿风险转移给了政府和养老保险机构，因而政府和养老保险机构面临日益严峻的长寿风险。
我国的企业年金采用的是确定缴费型模式；在该种模式下，个体的长寿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养老保险机构并不承担。面对未来日益严峻的长寿风险，推出企业年金的养老保险机构应当想方设法提高企业年金的未来支付能力，减少职工个人在退休生活中发生财务困境的可能性。
由于长寿风险的诱导因素是人口寿命非预期的延长，为了反映人口寿命的变化情况，学者们提出了生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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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年金基本概念与理论
（一）企业年金制度。
企业年金是一种补充性养老金制度，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是对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1 年，国务院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2000 年，国务院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改名为企业年金。因此，有些文献上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就是指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是养老金三支柱理论中的第二支柱，又称为“职业养老金计划”或“企业退休金计划”。
（二）企业年金运作模式
企业年金的运营模式有确定缴费型（Defined Contribution，DC）和确定收益型（Defined Benefit，DB）。DC 型计划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职工定期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职工退休时所领取到的养老金水平，取决于年金的缴费规模及其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职工个人承担。DB 型计划也称为养老金确定计划。该计划建立统一账户，并且不规定确定的缴费水平，而是在职工参保前，企业承诺并保证退休时的待遇水平，投资风险由企业承担。我国企业年金计划为 DC 模式。
（三）企业年金替代率
企业年金替代率，是指职工退休时的年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企业职工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企业年金替代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退休人员生活水平的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企业年金替代率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分类：从个人层面来看，划分为目标替代率；从整体层面来看，划分为平均替代率。平均替代率是指当年所有的退休人员平均养老保险水平与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比值。目标替代率是指单个职工退休后所能领取到的养老金与其在退休前一段时间工资水平的比值。本文在本文中研究的替代率，是指目标替代率，即单个职工退休后企业年金领取额与退休前一年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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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人口预期剩余寿命预测 .............................. 16
3.1 Lee-Carter 模型简介与参数估计法 ...................... 17
3.2 对我国人口死亡率建立 Lee-Carter 模型 ................. 21
4 企业年金替代率实证分析 ................................ 29
4.1 替代率模型 .......................................... 30
4.2 企业年金替代率变量设置与分析 ........................ 33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43
5.1 研究结论 ............................................ 43
5.2 政策建议 ............................................ 44
4 企业年金替代率实证分析
4.1 替代率模型
本文所研究的替代率是指目标替代率，即职工退休后第一年领取到的企业年金与退休前一年工资收入的比值。为了量化企业年金养老保障作用，本文建立替代率模型。考虑到模型的易操作性，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必要因素的干扰，做出了一些前提假设。
4.1.1 前提假设
（1）企业年金计划类型
根据 2018 年 2 月 1 日实施的《企业年金办法》可知我国企业年金计划的运营模式只有 DC 型。DC 型计划在企业和职工参保前就制定企业年金缴费率，但不作出任何待遇给付承诺。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所探讨的企业年金均为 DC型计划。
（2）企业年金缴费方式
本文把企业年金缴费方式设置为年缴，并且企业和职工同时在年初缴费，双方都没有发生缴费间断的情况，以此计算企业缴费总额。
（3）企业年金领取方式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退休职工定期领取企业年金的方式占据多数，本文把职工领取年金的方式统一设置为按年领取，领取时点为每年年初，退休职工从退休后第一年年初开始领取企业年金。
（4）其他
本文排除非正常小概率时间的干扰，仅考虑参保职工在正常退休情况下的企业年金领取。此外，本文也不考虑职工参保企业年金计划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4.1.2 变量设置与模型建立
本文基于基金平衡原理与生命周期理论，建立企业年金替代率模型。职工缴费期的积累总额必定等于职工退休后给付期的支付总额。职工缴费期的积累额在退休第一年的终值必定等于给付期支付总额在退休第一年的现值。因此，计算缴费期的积累总额与给付期的支付总额。职工缴费期的积累总额由缴费总额和投资收益总额组成，缴费总额的影响因素有初始缴费时工资、缴费率、缴费年限和工资增长率，缴费年限由参保年龄和退休年龄决定。投资收益总额的影响因素有投资收益率。而企业年金替代率为职工退休后所领取的年金与退休前一年工资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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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可持续与保障水平低，政府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等现实情况。正是基于这些现实背景，本文探讨职工退休后能实现的企业年金替代率。本文选择 2020 年为代表性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起始年，测算他未来的预期寿命。通过《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搜集历年我国人口经验死亡率，再利用经验死亡率和中心死亡率的关系，把经验死亡率换算成中心死亡率。把中心死亡率数据运用到 Lee-Carter 模型中，即可测算出未来不同年份的中心死亡率，同样可将其换算成经验死亡率，再结合生命表知识，就可预测出未来不同年份的不同年龄的剩余寿命。本文预测出一位男性职工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的平均剩余寿命为 54.65 岁，一位女性职工在2020 年活到 25 岁的平均剩余寿命为 58.80 岁。据此，便得出了职工领取企业年金的时限。企业年金的运营周期划分为缴费期和给付期，在缴费期，在缴费期企业年金计划还将获得资本市场的投资收益。企业年金计划的给付总额必定等于职工缴费和投资收益的累积额。据此，便可建立企业年金基金替代率模型。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确定相关参数，最终求得:一位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的代表性男性职工，其退休时可获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 12.31%；一位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的代表性女性职工，其退休时可获得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 8.15%。男性职工替代率和女性职工替代率都远未达到政府所提倡的替代率目标，企业年金制度未能很好地发挥保障作用，防范老年贫困风险的作用低。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年金个人层面替代率较低，实施效果不理想，养老保障功能较低。我国企业年金个人层面替代率不能满足劳动者退休需求，亟需提高。
在国民经济得到不断发展、社会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许多国家都纷纷面临着这样的现实背景：人口结构老龄化，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发展不健全。为此，这些国家纷纷推出延迟退休政策，通过延迟退休政策改善养老保险体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目前，国内对延迟退休政策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有极大可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为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我国企业年金个人层面替代率的影响，本文仍以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并于同年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代表性男（女）职工为例，分析当参保者退休年龄被延迟到 25 岁时，参保者的企业年金替代率将发生什么变化？根据企业年金替代率精算模型计算可得，一个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并且在同年参保的代表性男职工，当其退休年龄被延迟到 65 岁时，他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 17.31%；一个在 2020 年活到 25 岁并且在同年参保的代表性女职工，当其退休年龄被延迟到 65 岁时，她的企业年金替代率为 14.24%。由此可见，延迟退休年龄能显著提高企业年金替代率，改善企业年金替代率中的男女性别差异。延迟退休政策能有效改善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收不抵支”风险。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