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管理论文，本文是通过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的调研数据，在劳动力人口迁移理论、新经济迁移理论和代际差异理论等基础上，研究农民工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和影响因素。
1绪论
1.1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1.1.1选题背景
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与生活，推动着我国城镇化高质量的发展，并一直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关心和强调。在2010年一号文件中首次指出要“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在2016年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此后得到高度重视与贯彻落实。在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要求“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2018年）中提出“促进以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2021年《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指出要“建设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崛起和发展，到2021年末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4.72%，与发达国家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其中农民工数量占比较高，约占我国五分之一的群体数，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也是我国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的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我国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民工进城还是大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城镇化建设从质到量的转变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一直在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对想要留住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渴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有序转移，并在城市稳定居留，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发展对其的拉力也越来越大，农村建设、返乡创业的支持和基于农民工个人的情感需求，致使农民工发生频繁地回流返乡。这对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考验，稳定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以此促进有序城镇化的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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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标与内容
1.2.1研究目标
经济管理论文怎么写
本文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代际差异理论，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进行研究，具体的主要目标分成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描述目前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现状，分析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的阶段特征和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居留的意愿程度，以及在宏观经济背景下，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状况如何，呈现怎样的变化。
第二是研究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理，对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显著性影响因素和其作用方向。
第三是对比新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明晰影响新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共性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增强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和促进有序城镇化、市民化的合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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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理论基础
2.1.1劳动力迁移理论
劳动力迁移人口流动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劳动力迁移在使得城市劳动力增加的同时，也让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成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动力，引起了人口、经济、社会、历史等许多领域专家的关注。从经典的推力-拉力理论分析了人口迁移动因的影响因素，再到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理论解释了人口迁移的两部门经济，此后迁移理论从传统的迁移理论重点关注个人决策转变到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将家庭决策纳入到迁移理论中，更加贴合现实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个人决策到家庭决策，从经济收入单一的影响因素到社会因素的综合考虑，迁移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下面就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从学术界形成的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新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三个发展阶段进行梳理。
（1）古典劳动力迁移理论
雷文斯坦人口迁移规律学说。1885年雷文斯坦（E.G.Raven stein）根据英国发生的两次人口迁移，在《人口迁移规律》著作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关于人口迁移的规律。他认为人口迁移是出于改善经济的目的，人口迁移存在差异。人口迁移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迁移意愿高于男性；全国各地的迁移过程都是相似的，在迁移的目的地和出发地之间净迁移距离在整个的迁移距离中所占比重较小，每一次迁移过程伴有一次补充的回流；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人口自然出生率的影响不大，主要是人口迁移的结果；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人口迁移的量是逐步提高的。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1954年刘易斯（William Lewis）《具有无限劳动供给的经济发展》一书中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模型。他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国家经济结构中其实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有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边际生产力率为零的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资本充足和边际生产力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工业部门通过不断的原始积累和投资，使得生产扩张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阶段的特征表现为劳动力要素比资本要素丰富很多，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工资率保持不变。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后，经济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短缺，劳动力要素成为稀缺资源，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开始提高，现代工业部门要想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必须上涨，同时农业部门也逐渐向现代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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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献综述
2.2.1农民工居留意愿相关研究
（1）农民工居留意愿程度
居留意愿是一种心理的主观态度，直接决定了居留的决策行为。有学者认为，从时间的变化上看农民工的居留意愿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影响，不断变化而且有上升的趋势（陈俊峰，2014）。分地区来看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程度，戚迪明（2012）对东北沈阳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统计得出愿意在城市居留的比例为44.8%。针对广东省新一代农民工居留意愿，有长期居留意愿的占21.7%，有26.4%的农民工明确表示不愿意长期在本地居留（涂敏霞，2012）。武汉市第一代农民工有留城意愿的占比53.4%，第二代占比57.9%（董延芳，2011）。浙江和江苏两省农民工只有16.3%的农民工有明确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意愿，并且居留意愿和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李珍珍，2010）。北京市顺义区农民工表示希望长期留在北京的占比38.3%（朱宇，2004）。针对2008年对江苏省农民工的一项调查中，有定居的打算占比38.0%（姚俊，2009）。在2007年7省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中，41.7%的农民工表示有定居城镇的愿望（叶鹏，2011）。
（2）农民工居留意愿影响因素
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非常多，从微观到宏观方面的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城市的居留意愿。
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等几个方面。年龄与迁移意愿成反比，年龄越大则迁移的动力和能力越弱，迁移的意愿越低（蔡承彬，2018）。年龄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农民工的身体机能变化，市场竞争力降低，流动性被迫增加，体现出农民工吃“青春饭”的特质。李珍珍和陈琳（2010）利用2008年浙江和江苏的调研数据，实证得出相较于男性，女性留城定居的意愿更强。而有学者认为男性在城市居留的意愿更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责任，她们的迁移往往具有阶段性，而男性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相对较高，受到的就业歧视较小，并且男性外出务工的时间具有连续性，所以男性意愿会更强（孟宪范，2010）。人力资本是农民工能够在城市长期居留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对于居留意愿有重要的影响（戚迪明，2012）。李楠（2010）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四城的数据，实证得出受教育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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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概况分析.........................20
3.1我国农民工城市发展情况........................20
3.2农民工城市居留政策演变.......................25
4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33
4.1影响机理.................................33
4.1.1个体特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理.........................33
4.1.2家庭特征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理.........................33
5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46
5.1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描述性分析............................46
5.2实证结果分析..........................48
5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
5.1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描述性分析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促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工。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调整、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计算机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民工群体内部的群代之间开始发生分化。新老一代农民工受到户籍政策、经济水平、医疗条件、制度保障、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农民工群体之间态度偏好、行为方式、价值观和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性。许多的学者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了代效应、年龄效应以及时代效应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不同代群之间存在认知、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的差异性（陈玉明，2014）。农民工在迁移的过程受到生命周期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贯穿出生、成长、婚姻、生育、衰老和死亡的全过程。生命进程中个体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行动力和意愿是逐渐降低的，新生代相比老一代居留意愿更强（罗霞，2003）。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程度较高，在城市居留的意愿和愿望也更强烈（何军，2011）。在社会资本中，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较老一代农民工强（任太增），也有一部分认为由于老一代农民工进城时间比新一代农民工长，所以社会资本积累的更多（周斌，2011）。卢晖临（2011）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第二代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虽然在提高，但是却有着更严重的收入差距和社会排斥，表现出更明显的城乡分离。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之间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代际差异，导致农民工决定是否在城市长期居留时考虑的因素也会存在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对农民工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进行代际分析，识别出影响因素的共性和差异性。
经济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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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主要结论及启示
6.1结论
首先，从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背景出发，梳理了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的发展情况和历史演变阶段性特征，分析了现在全国整体的农民工城市居留意愿和对比了新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居留意愿上的差异性，进一步探究了居留意愿和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将影响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融合和制度保障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等，做了深层次的验证各维度因素对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后，运用计量模型分析了新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性。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的发展情况，呈现出农民工的整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平均年龄逐年提高，年龄结构发生调整，新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集中在初中水平；经济收入不断提高，但增速放缓；住房环境得到改善，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基础公共服务覆盖面积不够，社会保险的参与比例仍较低，社会交往活动范围单一。
二，从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留政策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经历了启动、限制、松绑、发展、自由化阶段。从全国层面来看，农民工的整体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不高，并且东中西部各地区居留意愿之间存在差异。根据样本统计的结果显示，只有45.8%的农民工有在城市长期居留的打算，说明农民工城市长期居留意愿的不高，需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居留意愿的积极性，带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发展。此外，各地区农民工居留意愿呈现中部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的特征，这与地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收入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