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笔者认为从理论分析上，补充国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研究的理论机制研究，实证上，引入工具变量“该地级市到杭州市的距离“构建IV-Probit模型，并根据不同的地区、家庭、户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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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完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GDP总量1从改革开放前的678.7亿增长到2020年，已达到101万亿人民币，增长规模成几何倍数扩大。在此基础上，居民家庭收入也不断上涨，使得家庭财富规模不断扩大，家庭理财的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家庭愿意将现有资金投入金融市场之中，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需求也逐渐上升。但当前我国的家庭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居民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并不高。参考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我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只有31.84%，其中储蓄市场占21.1%，而股票、债券、基金等风险市场的占比仅有10.73%，虽然与2011年的8.8%相比有所增长，但居民参与度还是较低，这与日益增长的居民家庭金融需求相悖。显然，我国家庭金融发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如何提高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参与度，完善我国家庭金融市场，进一步获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衍生而来的红利，这一问题是当前对于家庭金融进行研究的核心要义。
“普惠金融”这个理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于2005年，是被“联合国普惠性发展融资特别倡导”（UN Secretary-General's Special Advocate forInclusiv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简称UNSGSA）提出的，该理念的提出初衷是希望向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惠及民生、方便简易的优质金融服务。伴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数据运算飞速发展，互联网金融不断经历技术革新，尤其在2013年之后，我国进入金融科技元年，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据云、区块链等新型数字化技术理念的接连兴起，大大夯实了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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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基于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和广泛运用的现实基础，来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作用效果。文章内容架构划分成了六个章节：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包括当前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现状，接下来重点描述了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方法，最后强调文章的研究创新点有哪些以及仍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通过大量的搜集、整理和阅读国内外学者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关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研究的相关文献，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并结合阅读感想给出文献评述。
第三章是数字普惠金融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理论分析。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探究其发展程度，结合主流的金融理论知识，为文章接下来的研究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本文研究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成果，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与猜想，并给出研究假设。
第四章是文章的研究与实证结果分析。详细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样本来源，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一一定义，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构建Probit、IV-Probit计量模型，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以确保论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第五章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依据文章假设和研究得出的实证数据，总结研究成果，并从国家、金融机构还有居民多个维度给予相应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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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文献综述
2.1数字普惠金融研究现状
自2016年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大量学者对其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成熟的成果。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经济效应以及相关风险控制问题。
2.1.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研究
首先，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研究上，国内外学者都对其发展逻辑及发展状况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国内的研究主要分布在2016年左右，焦瑾璞（2015）对比国内和国际的移动货币服务，从数字货币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大阶段，并进一步分析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受益情况。李克穆（2016）的研究表明，互联网金融可以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覆盖率，触达传统金融的视野盲区，从而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尹应凯（2017）等通过对G20峰会报告的深度分析，解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本逻辑，从小额信贷发展到微型金融，并从传统的普惠金融发展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形式不断革新，为全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做出“中国贡献”。董玉峰（2018）等的研究发现，在普惠金融的不断深化下，数字普惠金融得以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但目前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普遍较低、金融监管存在不足，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金融供给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监管部门三方共同努力。对此，朱韬（2019）等认为，将区块链技术与金融服务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黄益平、黄卓（2018）总结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还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数字普惠金融问题，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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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研究现状
传统的家庭资产配置理论认为，在理性人和完全市场假设下，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三个：投资收益水平、计划持有资产的规模与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且家庭一般会持有多样化的资产组合以分散投资风险。然而，通过研究许多国家的投资数据可以发现，只有家庭在风险资产市场的参与程度实际是较低的，家庭投资的资产组合种类也较少，这种与传统的金融资产配置理论相反的情况被称为“有限参与之谜”。当前学术界一般不再执着于传统资产配置理论的完全市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Campbell（2006）试图用不完全市场或非理性人的假设来代替传统资产配置理论，探讨影响家庭配置金融资产的因素，发现了传统资产投资理论所忽略的投资者个人及其家庭本身的不同特征，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对金融资产的了解程度、认知能力、借贷约束、劳动收入风险等背景风险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其他的一些研究学者也从传统的资本分配理论假定出发，对家庭的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
2.2.1风险偏好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Markowitz提出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是投资者是理性的，是风险厌恶者。投资者在进行家庭投资时，为了避免系统风险，投资者会进行分散投资，也就是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基于理性人假设，家庭成员的风险倾向是影响其资金分配的主要原因，金融资产配置分散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投资人风险偏好水平，承受较大的风险的前提必然是预期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率。Tobin（1958）研究提出，风险态度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为风险厌恶、风险中立性和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水平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态度。投资者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越低，预示着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越高，则预示着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
各国学者接下来的研究也证实了早期学者的观点。Guiso和Paiella（2008）使用了1995年意大利家庭收入与财富调查（SHIW）的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家庭参与股市投资的概率与可能性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成反相关关系。Dimmock（2010）等则运用了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风险偏好程度更多，会增加家庭深入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投资风险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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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资产的理论机制..............15
3.1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界定及现状.................................15
3.1.1数字普惠金融概念界定.................................15
3.1.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16
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26
4.1实证研究设计.............................26
4.1.1数据来源..........................26
4.1.2变量释义.............................26
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46
5.1研究结论...................................................46
5.2政策建议...................................................47
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4.1实证研究设计
4.1.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数据库5（以下简称“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库6，数据主要包括人口特征与就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社会保障与保险及主观态度等，对家庭经济、金融行为进行了全面细致刻画。其中，CHFS已拥有2011、2023、2015、2017、2019五个周期的跟踪调查数据，但由于CHFS2011、2013周期部分指标严重缺失，以及之后三轮调查指标度量有所变化，所以选取CHFS2015、CHFS2017、CHFS2019周期数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4.1.2变量释义
4.1.2.1被解释变量
基于现有的文献资料，本文参照周弘（2015）、胡振、臧日宏（2016）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界定，以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进行综合评家。结合CHFS2015、CHFS2017、CHFS2019周期的调查数据，可以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分解为四部分，分别为信贷市场投资、储蓄市场投资、风险资产市场投资、保险市场投资，同时将居民对互联网商业活动的参与情况作为参考，以此衡量居民的互联网金融参与程度。并且，只要居民家庭持有任意一种金融资产或拥有上述任何一种金融行为，则视为居民家庭参与了金融市场。
金融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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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两套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从理论分析上，补充国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研究的理论机制研究，实证上，引入工具变量“该地级市到杭州市的距离“构建IV-Probit模型，并根据不同的地区、家庭、户主个人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如下：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在扩大金融供给范围、提高金融供给效率和降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显著地提高了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
其次，从不同金融市场类别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家庭参与储蓄市场、风险资产市场信贷市场和互联网商业活动等金融市场概率，但对家庭的保险市场参与反而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最后，基于初步结论，进一步探索数字金融异质性影响。从户主个体特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低风险偏好群体的家庭金融投资影响更为深远，反而对高风险偏好群体影响并不明显；对比高学历群体，低学历群体更容易获益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从城乡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居民的正向影响体现在储蓄市场，而对农村居民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帮助其拓宽的金融服务渠道更为广泛，涉及到储蓄、保险、信贷、风险投资等多个领域。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影响却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发展更倾向于促进居民储蓄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参与，而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就并不显著，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反而体现在了居民对互联网商业活动的参与上。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