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基于“深港通”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资本市场之间的动态联动性。首先,通过构建MS模型分析深证成指和恒生指数收益率受疫情的影响在不同状态下的转换特征;其次,基于疫情前后两个样本数据,通过DCC-GARCH模型检验了在新冠疫情这个大背景下深港两市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既是反映一个国家金融实力的重要指标,又是推动一个国家资本市场健康发展、金融制度变革的动力源泉。从1992年的B股发行制度,到2002年的QFII制度、2006年QDII制度、2011年RQFII制度、2014年的RQDII制度,再到2014年的“沪港通”政策、2016年的“深港通”政策、2019年的“沪伦通”政策,我国资本市场一步一步、逐渐地对外开放,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具体见图1.1)。我国资本市场的稳步开放,将有助于我国资本市场制度进一步的改革与升级,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境外资金流入国内市场,提升外资投入比例,进而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1]-[2]。当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升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加入到内地市场中,使我国市场中投资者的结构得到优化,从而使得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提升,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股票定价效率不断提高[3]-[5]。但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为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转移、传导至国内金融市场架起了直接的通道。一方面国外投资者相对于国内投资者,对当地的信息了解、掌握地相对较少,因此他们的投资行为大都是短期行为,这样反而会影响股票的定价效率[6];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开放性使得国内外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而增加了风险传染的可能性[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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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股票市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一方面,经济周期的变化会对股票价格产生一定的冲击,可能使其波动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股市的波动情况来预测经济周期的走势,这是因为股价波动往往会比经济波动变化得更快一些。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对外开放能够促进我国的发展,闭关锁国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落后,而且习近平总书记也曾经强调,我们国家会不断深化改革和创新,扩大开放,科学地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以质的飞跃。自1990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拥有了30多年的发展历史,也取得了很多非常不错的成绩。“深港通”不仅保留了“沪港通”的基本框架,而且取消了对交易总额的限制,允许保险资金参与其中业务,所以被大家认为是“沪港通”的升级版。除此之外,“深港通”的标的股票范围也有所扩大,不再限于主板市场,而是扩展到中小板、创业板中的部分个股,突出了多层次的特征,这些都为研究“深港通”政策实施的影响提供了意义。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推动我国经济金融全面、健康发展,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严重的风险和挑战。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世界范围内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它对世界经济金融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国股票市场在1月底、2月初不仅受到了国内疫情爆发的影响,也在3月初受到了通过互联互通管道传递进来的国外疫情爆发所引起的冲击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利用马尔可夫区制转换模型研究股市在不同区制下的波动状态,利用DCC-GARCH和BEKK-GARCH模型对深港两地股市之间的联动关系作以研究,探讨疫情爆发如何通过“深港通”这个互联互通机制对两地股市联动性产生影响,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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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研究与文献综述
2.1 “深港通”政策概述
2.1.1 “深港通”介绍
“深港通”指在深圳和香港两个证券市场之间建立的一种互联互通的制度。在这种机制下,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均可以通过本地的证券公司或经销商购买或销售标的范围内的对方股票市场上的股票。
“深港通”由深股通和港股通组成。其中,深股通指的是香港的投资者要想购买内地的股票,可以委托香港经纪商,通过香港交易所在深圳设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向深圳交易所进行申报,从而达成交易的目的;港股通也是一样的流程,即大陆投资者需要委托大陆的证券公司,通过深交所在香港成立的证券交易服务公司向港交所提出申请,然后才能购买规定范围内的股票。
2.1.2 “深港通”和“沪港通”的异同
“沪港通”与“深港通”把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大陆和香港的投资者能够在彼此的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两项重大制度创新。以下是这两者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
(1)相同点
第一,投资者门槛相同。这两种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沪股通和深股通都没有设置相应的投资条件,但是要想投资港股通的标的股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大陆的投资者必须是机构投资者或者部分个人投资者(其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总金额不少于50万人民币)。
第二,交易中规定使用的股票账户一致。两者均要求使用相应市场的人民币普通股账户进行相应的买卖。
第三,交易限额相同。不论是沪股通还是深股通,它们每天的交易额度均被设置为520亿元,而与其对应的港股通每天的交易额度被设定为420亿元,并且目前我国并没有对它们的交易总额进行限制。
第四,交易场所相同。对于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来说,他们都可以直接到对方的市场进行交易,这样的话双方的投资者就会在同一个交易所进行相应的买卖,从而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交易池,并且他们都是通过“订单路由”机制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
第五,交易制度一致。两个互联互通机制下的港股通都采用的是T+0交易、T+2交收的交易规则,并且没有涨跌幅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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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票市场波动概述
2.2.1 股票市场波动概念
金融波动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通过对金融市场的研究,可以为资本资产定价与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股票市场在现代金融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股市出现剧烈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所谓的波动就是指股票在一段时间内经历的价格变化幅度,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用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或者方差来表示股市的波动幅度。
按照波动幅度的大小,股票市场的波动可以划分为正常性波动、异常性波动和周期性波动。正常性波动是指股票价格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是由股票的正常买卖所引起的,对投资者和股市的影响一般不大。所谓的异常性波动,就是股市的剧烈波动,价格突然会大幅上涨或者大幅下跌,超过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这种波动一般是由重大突发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或者投资人群体冲动行为等原因造成的,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出手,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控和干预,让市场回归正常波动状态。周期性波动指的是股票价格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波动,股票价格的走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股市波动相比于经济波动具有超前性,在经济还没有走出谷底的时候,由于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一致判断,就会使得股价开始回升,这也是为什么股票市场被称作“经济晴雨表”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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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 25
3.1 模型的选取和构建 ........................................... 25
3.1.1 马尔可夫区制转换(MS)模型 ...................... 25
3.1.2 DCC-GARCH模型 .............................. 26
第四章 新冠疫情下深港股市波动性分析 ................................ 33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33
4.2 平稳性和ARCH效应检验 ........................... 35
4.3 实证结果分析 .................................... 36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9
5.1 结论 .......................................... 49
5.2 政策建议 ........................... 49
第四章 新冠疫情下深港股市波动性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金融数据的主要统计指标有:均值、标准差、最值、偏度、峰度、J-B统计量等。 本文分别对疫情前后深证成指和恒生指数的日度收益率序列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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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1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的均值为0.000681,标准差为0.010777,恒生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均值为-0.000688,标准差为0.010239,说明深圳股市的波动幅度要略大于香港股市的波动幅度;RSZ和RHS的偏度均大于0,说明此阶段它们具有正偏态的特征;同时,两者的峰度值均大于3,J-B统计量的值也很大,说明它们都不服从正态分布。
新冠疫情爆发后,RSZ的均值为0.000682,标准差为0.019146,RHS的均值为-0.001391,标准差为0.018670,在此阶段,相对于恒生指数收益率而言,深证成指收益率序列的波动幅度要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境内投资者缺乏丰富的投资经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较弱,当受到外部冲击时,往往表现出高风险和不稳定的特征;RSZ、RHS的偏度均小于0,表明具有左偏特征;同时,它们的峰度值都大于3,J-B统计量也不等于0,说明两个收益率序列均呈现出“尖峰厚尾”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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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深港通”的视角,实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资本市场之间的动态联动性。首先,通过构建MS模型分析深证成指和恒生指数收益率受疫情的影响在不同状态下的转换特征;其次,基于疫情前后两个样本数据,通过DCC-GARCH模型检验了在新冠疫情这个大背景下深港两市之间的动态相关性;最后,采用BEKK-GARCH定量分析了疫情前后深港两地股市之间波动溢出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如下:(1)MS模型结果显示,将该经济系统划分为两个区制是非常合理的,区制1代表低波动状态,区制2代表高波动状态。RSZ和RHS保持在低波动状态的概率都大于保持在高波动状态的概率,说明它们在低波动状态更加具有稳定性。从高低状态之间的转换来看,RSZ、RHS更易于从高波动状态转为低波动状态,但低波动转高波动的可能性较小,说明股市波动最终还是会回归小幅度波动。此外,从平滑概率图中我们也得知疫情的爆发是深港股市在两个状态之间转换的主要原因。(2)不论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还是爆发之后,深港两地股票市场之间都存在动态相关性,从DCC模型重点关注的参数b来看,疫情前该值为0.840656,而疫情后变小为0.435554,说明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的持续时间有所减少;从动态相关系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疫情前深港两地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均值为0.460801,疫情后变为0.572091,说明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总体上有所增大,深港两市之间动态相关系数的标准差从0.065892增大到0.303026,这就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增大了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的波动幅度。(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得两地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比较明显;疫情爆发后,虽然我国股市在2020年1月底2月初和3月初由于疫情的冲击经历了两次下跌,但我党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抗击疫情,迅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股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正常状态,增强了投资者对股市的乐观自信,所以在整个时间段内并没有明显的波动溢出现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