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论文，本文以在陕西省商务厅和自贸区经调查得到的《陕西省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对陕西省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研发与成长性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国际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加大了全球范围内的研发规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显示，2018年联合国贸发会百强企业中的跨国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超过3500亿美元，占所有企业资助研发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技术、制药、汽车跨国公司是最大的支出者[1]。这显示了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在全球研发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制造业是跨国公司研发的关键领域。跨国公司进行研发活动有利于保持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而研发地点全球化范围的选取加速了研发国际化的趋势，促进了全球研发创新网络的形成。
金融论文怎么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数大型研发密集型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2]。迄今为止，研发国际化已经经历了“北-北”、“北-南①”、“南-南”及“南-北”四波发展浪潮[3]（Gerybadze and Reger，1999）。第一波是北方经济体中以“本土知识增强”为目的的“北-北”浪潮，跨国公司为控制关键研发活动以及从区位优势中获益，通常将研发活动中心选择在地理相近、制度相似的地点[4]。此时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进行研发活动，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时也在其他发达国家之间来回转移创新 [5]。第二波是以“本土知识开发”为目标的“北-南”浪潮，这与弗农在1966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密切相关[6]。跨国公司建立跨国研发单位是出于适应性动机，通过支持当地生产、对产品进行小幅修改、向当地客户提供技术服务等来适应当地需求，使现有跨国公司产品适应当地市场[7]。在这波浪潮中，南方经济体首次作为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目的地参与到全球研发创新网络中，虽然更多的是作为生产基地。通过这样做，跨国公司能够利用他们在北方已有的专有知识在南方经济体获得经济回报，而在本土的研发单位则继续负责产品方面的研发。第三波是以“本地知识探索”的“南-南”浪潮，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探索当地知识来达到为特定市场开发新的或改进产品的目的。此时研发部门的主要工作是从研究机构、大学、当地公司和客户处寻求本地化的知识[8]，并将这些知识与现有内部能力相结合。第四波是以“本土为基础的知识增强”的“南-北”浪潮，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研发部门，为总部获取东道国的知识，增强本土技术，进而支持全球市场开发。
...................................
1.2 概念界定
1.2.1 外资企业
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在非上市公司中的全部投资及在单个外国投资者所占股权比例不低10％的上市公司中的投资。本文外资企业在某些语境下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主要包括合资、合作、独资、股份制、合作开发以及合伙企业，并非仅指外商独资企业
《外商投资法》于2020.1.1正式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外商合作经营企业法》（合称“三资企业法”）废止，同时外资统计不再进行分方式统计。但就本文来说，2012-2019 年的统计数据对分方式统计仍然适用。
1.2.2 研发投入
研发（R&D）是一种创造性、系统性的工作，它是为了增加知识存量、为已经存在的知识设计新应用而进行的。而研发投入是指因研发而产生的支出，在会计上有明确的度量规定。企业通常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基础上，将研发投入进行费用化及资本化计量。
1.2.3 企业成长性
企业成长概念体系复杂，流派纷呈，具有多样的衡量指标。在企业外生成长理论中，企业成长属于静态成本分析，没有将企业的自身机制与能力纳入考虑范围，一般是用企业规模、寿命、员工数量、就业率以及生产率等指标来衡量企业成长。但在企业内生成长理论中，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新古典理论的均衡分析框架，而是将目光着眼于企业成长过程，认为知识的增加是基于内部资源的企业成长驱动力，使生产要素规模变化和要素质量变化包含于企业成长。
彭罗斯在其著作《企业成长理论》中将获取资源能力的增强界定为企业成长性[11]。也有学者认为企业成长性是指企业不断挖掘未利用的资源、持续实现潜在价值的能力，是依据企业的发展状况和能力，对企业未来的一种预期。总的来说，企业成长性是衡量企业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宏观层面上，研发产生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经得到了理论与经验的双重支持。但在微观层面上，关于研发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却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理论上，研发是决定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研究时因不存在单一理论分析模型来分析二者关系，学者们通常将其纳入企业规模与企业成长的研究框架中（最早可追溯至Gibrat）。而在经验研究上，因各学者所涉及的行业、方法、领域等不同而导致结论有所差异。第一次对二者关系进行严格经验评估的是1962年Mansfield所作的工作，他基于1916-1954年美国石油和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得出成功的R&D能显著促进企业成长并且小规模企业较大规模企业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的结论[12]。在这之后，学者们主要针对研发对企业成长性的当期影响、滞后影响以及累积影响进行了研究。
2.1.1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当期影响
大量研究通过加入各种企业成长决定因素扩展了Gibrat法则的回归模型，并得到了显著的统计学关系。而其中研发、创新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企业研发投入与国家研发政策之间的重要课题。研发能够对企业资源进行重组，从而使企业得到有别于其他企业的异质性资源，赋予企业短期内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竞争优势，提高了企业竞争力，推动了企业成长。此外，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能够改善企业创新环境，培养企业人员的创新意识，有利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
针对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当期影响，大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张维迎等（2005）发现技术效率和研发投入规模会促进中关村科技园企业成长[13]。Hall 等（2008）发现研发显著正向影响意大利制造业企业的成长性[14]。陈前前等（2015）通过运用面板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研发增加有利于中小上市企业成长[15]。张玄等（2016）发现研发投入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的成长性[16]。张栓兴等（2017）发现研发投入强度能明显促进创业板科技类上市公司的企业成长性[17]。汪新峰等（2018）发现研发支出正向影响创业板科技类企业的成长性[18]。白贵玉等（2019）发现研发投入对民营上市公司成长性具有正向影响[19]。也有学者将有研发企业与无研发企业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拥有自主创新活动企业的成长性表现较好。Hal（l1987）通过运用最大似然法（MLE），发现研发对美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成长具有积极影响，并且无研发的企业成长率比有研发的企业成长率约低1-2个百分点[20]。
..........................................
2.2 理论基础
2.2.1 企业成长理论
根据相关文献，企业成长理论可分为基于效率的成长、基于效能的成长两大类[53]。
基于效率的成长指的是在一定投入的条件下以最大可能性地满足程度对资源进行利用。这一流派可分为早期企业成长理论和现代企业成长理论两个阶段，前者基于“规模经济”，后者基于“成长驱动因素”。在早期理论中，古典政治学家斯密的研究是此中开山之作，他在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市场规模和劳动分工程度共同决定企业成长。在这之后，古典经济学家对企业成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代表学家穆勒主要关注规模与企业成长，代表学家马歇尔主要关注规模经济、市场结构、企业家等与企业成长。虽然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规模增长的本质，但并没有关注到企业成长的边界和企业成长的决定因素等这些关键问题。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技术角度深化了对企业成长的理解，认为企业成长是企业根据技术水平调整它的产量以达到最优生产规模的过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派进一步指出企业成长除表现为规模的增长外，还表现为功能的拓展。这一观点为在经营层面研究成长驱动要素打开了空间。现代理论则是从成长驱动因素角度探讨了企业成长，主要包括彭罗斯的企业资源成长理论、钱德勒的管理与技术成长理论等。其中彭罗斯的研究是此中开山之作，并指出企业成长的速度、方式和边界由其能力所决定，而管理能力是企业能力的核心。
...............................
第三章 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与成长性现状分析 ............................. 17
3.0 数据来源 ................................ 17
3.1 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情况分析 .............................. 17
第四章 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成长性的理论机制与指标测度 ........... 41
4.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41
4.1.1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当期影响 .............................. 41
4.1.2 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性的滞后影响 ............................ 42
第五章 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 ............... 53
5.1 模型设定与说明 ...................................... 53
5.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53
第五章 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
5.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表5.1。
金融论文参考
根据表中数据，样本观察值为160个，这是因为企业成长性指标体系中的发展能力指标只能计算出5年所致，故观察值为32家企业连续5年的数据。企业成长性(GROWTH)均值为0，这是因为变量进行了Zscore标准化，中位数为-0.007，小于均值，说明均值受极大值影响，标准差为0.462，说明企业成长能力差别较大。为观察样本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水平，本文找到了相关文献中样本区间临近、研发强度衡量指标相同的产业或部门的研发强度数据。
本文研发投入强度均值水平（RD1）为0.103，最大值2.540，最小值接近0，与表5.2中数据进行比较，本文研发投入强度均值显著高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沪深两市高新技术企业和制药类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均值水平，说明陕西省制造业研发外资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大。RD1标准差为0.224，说明不同企业间研发水平差异较大，分布较分散。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规模(SIZE)差异较大，企业年龄(AGE)分布在1.216 ~ 3.472，差异不大，分布较合理。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在陕西省商务厅和自贸区经调查得到的《陕西省外资企业数据》为样本，对陕西省制造业外资企业的研发与成长性现状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最终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陕西省利用外资实现外资企业数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双增长，但陕西省外资的整体行业结构以及制造业外资结构聚集效应显著，结构有待优化。
伴随着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优势，陕西省外资企业数增多，实际外资规模有所扩大。在实际外资方面，陕西省制造业贡献了60%的力量，集中度远高于全国制造业30%外资占比的水平。而就陕西省制造业外资而言，在投资方式、行业、地区和资金来源地上均存在着聚集效应显著的特点。具体而言，陕西省制造业外商投资方式以独资企业为主，中外合资方式次之，结构上呈现独资化增加趋势。制造业内80%外资流入C40通信设备、C39电气机械、C36专业设备、C27医药制造、C35通用设备、C31非金属矿物、C26化学原料、C37交通运输设备这8个行业。三分之二的外资制造业企业位于西安市，集中度较高。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这6个资金来源地是陕西省制造业外资的主要来源。
（2）陕西省在研发外资企业数、研发规模方面均表现优异，体现了陕西省对研发活动的重视，有助于陕西省整体科技实力的提升。但在结构分布上，陕西省仍需做更多的努力。在企业成长性指标上，陕西省制造业外资研发企业表现优于非研发企业。
在陕西省研发外资企业数与研发金额均增加的情况下，陕西省的研发行业分布并没有得到改善，集中度依旧很高，7成研发投入于 C制造业，2成研发投入于G信息传输业。在对外资制造业研发企业进行详细分析时发现在二级行业分布、地区分布、利用外资方式分布、资金来源分布上均存在研发资源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C40通信设备、C39电气器材、C36专业设备、C27医药和C37交通运输设备这5个行业凭借三分之二的企业数量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研发投入。西安、咸阳、宝鸡和渭南四地是陕西省制造业外资的主要研发地点。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是陕西省外资制造业企业多选择的研发方式，但合资企业的研发规模远不及独资企业，而外资企业选择独资方式开展研发活动多出于保护自身技术的需要。韩国、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德国六个国家（地区）就构成了陕西省制造业外资研发的主要来源。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