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选取了济宁市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红模式”典型案例来探究，在碎片化背景下，S社区面临着治理理念异质化、治理结构单一、碎片化的治理过程等问题，导致S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阻碍社区自治，弱化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绪论
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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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剧，城市人口与社区治理问题双向趋增，居民异质化和多元化的需求等都对城市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城市基层治理的成效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广大城市居民的幸福，影响国家治理的整体效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动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文件，塑造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正确政治导向。如《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新时代应当加强城市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构建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1]。《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则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工作中，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城乡治理工作始终保持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2]。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各地区对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创新研究形成了大量精彩的案例，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党建引领”新实践，激发了理论研究者剖析中国社区治理的基层密码的热情，但大多数研究偏重于从意识形态角度探讨怎样建设，但是对于党建引领应当“引领什么样的治理”的逻辑机理缺乏深入探讨，导致研究中呈现党建引领和社区治理实践“两张皮”的状态。本文将在具体的社区情景中，对社区中基层党组织如何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进行分析。
在我国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很早就开始了关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然而对于一些中小城市来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也正处在探索阶段。济宁市政府就在致力于探索具有济宁特色的基层治理有效路径，形成以党建为核心引擎、全面整合社会资源，以社区为中心阵地，全面汇集各类要素，逐步形成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红模式”。基于此，本文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济宁市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中党组织与各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并以济宁市S社区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提出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完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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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1.2.1理论意义
其一，在研究议题上，有助于更加明确、系统地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一议题。当今学术界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对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理论内涵和逻辑机理缺乏整体的、系统性地梳理，弱化了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机结合，难以拼凑成紧贴具体实践的逻辑体系。笔者结合具体的典型案例，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深入探讨在碎片化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红模式”创新的具体运作逻辑，有助于更为系统全面的丰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这一议题。
其二，在研究视野上，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有助于汲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相关的经验，开拓研究视野。既往的与“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相关实践案例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基层党建”进行详细的阐述，而缺乏对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主体之间互动的经验借鉴。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获得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方面的治理经验，重点探讨了碎片化背景下，城市社区党建模式的创新转变过程以及其中的逻辑机理，为推进城市社区党建的规范化、科学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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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2.1核心概念
2.1.1社区
社区在英文中对应的英语单词为“community”，从词源上追溯，有学者指出“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本身含义是“社群”，拥有共同事物的意思[42]。我们通俗的认为“社区”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提出来的，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贡献就在于提出了社区与社会的区别。其实在他之前，社区这个词就已经出现在学术界中，只不过当时的社区与社会的含义相同。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也随之发生变化，与之相关的内涵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社区的定义也由原来的抽象模糊开始向具象化转变。1911年，威尔逊（Warren H.Wilson）总结出了社区的三个要素：地域性（locality）、个人价值观（personalvalues）、重要过程（vitalprocess），对于社区的理解更加趋向于区域性的基层社会[43]。在国外，人们对社区的认知是多元化的，有的学者将社区视为“居住在同一区域内有一定生活联系的群体”，这种区域并没有明确的范围，大至国家小至村落都可将其视为同一区域。还有学者将社区视为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兴趣爱好组成的群体或者是由相同的职业和教育组成的共同体。甚至有的学者并不把社区当做一个有明确范围界限的概念，只是用社区来指代一个样本群体。
对于中国来讲，社区是一个“舶来品”。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社区”这一概念。吴文藻和费孝通将社区这一概念辗转翻译引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对中国社区的研究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与西方模糊的认知不同，吴文藻基于中国社会现实情境的需要，自一开始就将社区定义锁定在“小范围的基层社会单元”[44]。与国外对社区定义的复杂程度不同，尽管中国学者对社区下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就是指“居住在同一地区一定生活交往的群体”。简单的说就是邻里，但并不包括农村地区，我们所谓的社区特指城市邻里，以商品房为主的居住区。徐永祥认为社区是在一定地域内，由具有内在互动关系和文化维系力的居民组成的生活共同体，其中，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组成社区的最基本要素[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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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治理理论
1980年以来，随着经济泡沫逐年增长，西方各国频频陷入政府、市场双失效的困境，治理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在全新理论框架下，就政府职能进行重新界定，是治理理论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治理理论的基本理论涵盖以下五个层面：第一，主张社会治理的主体不应单一化，不应只局限于政府一方，而应该将非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以及民间机构等加以统筹考虑成为多元主体的格局，将权力集中化的问题通过主体多元化进行稀释解决，从根本上杜绝“双失灵”现象的出现。第二，目标一致是治理主体共同持有的特性之一。坚持从问题中来到问题中去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方法，治理全过程应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等原则，在充分了解公众诉求愿望的前提下维护整体性秩序，从根本上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第三，讲求责任担当和效率至上。责任担当具体指各主体在分配明确的任务中承担起相应工作职责，将职责效能发挥至最佳。效率至上主要指的是制定层面的执行效率，致使公众受到管理执行效率、生活总体水平等要素的影响。第四，主张治理渠道多样、方式丰富。社会状态的变化势必会影响治理方式的改变，因此治理方式的增改、变革以及创新等均应同现实实际相契合，因时而变、因势而动。第五，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强调公众主体特性以及积极参与。倾听以及满足社会公众需求和愿望是治理理论的初心，公众提高参与治理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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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社区实施“四红模式”的背景分析........................22
3.1治理理念异质化..........................22
3.1.1治理目标分散化......................................22
3.1.2缺乏信息共享意识...............................23
4 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四红模式”的实践路径........................31
4.1案例选取与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31
4.1.1案例选取................................................31
4.1.2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31
5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43
5.1理念重构：理念与工具的统一..................................43
5.1.1治理理念：以人为本与合作共治................................43
5.1.2治理工具：以信息技术为核心............................44
5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机理
5.1理念重构：理念与工具的统一
MPA论文参考
治理理念是引导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的前提和基础，整体性治理理论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为基础，强调以公共属性为中心，最大限度的实现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治理工具是将治理理念贯彻落实成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实践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信息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社区治理的技术基础。
5.1.1治理理念：以人为本与合作共治
整体性治理理论中的治理理念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意识，进而解决社区治理中存在众多碎片化问题所形成的难题困境，社区事务庞杂，涉及社区治理进程中的各方多元主体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高频次的协作才能达到共同治理的目的。面对S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治理理念呈现“碎片化”的现象，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四红模式”的实践过程中，强调应当更新正确的治理理念来治理实践活动，由此树立了“以人为本”和“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指导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活动。
一方面，树立起“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传统的官僚制的目的是效率不同，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目的是公共利益，以解决公民的需求为政府治理的核心，将关注的重点从政府组织内部转移到居民个人的需求是否及时得到满足上。在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四红模式”中，作为服务型政府，将注重居民的个人需求的执政理念注入到具体的实践模式当中，在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基础上，打造出了坚持服务至上、满足居民多样性需求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其中典型的包括科学合理地划分网格、在人流量密集处增设“红帆驿站”、等具体实践活动中，都始终体现了以坚持社区居民的个人需求为核心的治理理念，坚持服务至上，将居民的个人需求作为政府治理的优先选项，及时有效的回应居民关心的一些问题，使得群众的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幸福感提升，治理的时效性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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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与讨论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和关键环节，既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又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进程中，党组织发挥着关键核心的领导作用，把控着基层社区的前进发展方向[76]。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现如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导致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出现“碎片化”的状态。本文选取了济宁市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红模式”典型案例来探究，在碎片化背景下，S社区面临着治理理念异质化、治理结构单一、碎片化的治理过程等问题，导致S社区治理的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阻碍社区自治，弱化了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此背景下，S社区创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打造了“四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区治理的碎片化困境，推动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结合S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笔者依靠整体性治理论从治理能力、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三个维度探索了S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的深层次的逻辑机理，即在治理能力上，引入全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工具；在治理结构上，强调治理层级的整合、权力主体多元化和制度规范化；在治理过程上，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的引领来增进基层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为公众提供“一站式服务”。通过对“四红模式”实践进行逻辑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坚持党建引领是社区治理的根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关键就在于打造一支宏大的高素质队伍。在“四红模式”的治理实践中注重对于“核心力量”党建队伍的建设，注重选拔的标准，打造了一批能力强、素质高、政治觉悟高、对社区居民热心负责的人才队伍，有效带动社区党建队伍的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核心作用。同时延伸基层党建组织体系，引领辖区内的多元治理主体有序规范地参与社区治理。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治理理念。注重居民需求，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资源和供给进行配置，打破了传统的以政府行政命令式自上而下的服务模式，在“四红模式”治理实践中，创新多样化的居民需求表达方式，在社区网格化治理中，收集整理居民日趋多元化且极具个性张力的需求，从而提升社区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提供能力。通过“红帆驿站”建立了覆盖有效的社区服务平台，基层党组织下沉基层直接联系群众，成为倾听民意、化解社区矛盾冲突的重要平台。以党建为引领，以优秀党员为社区领袖的形式引领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和公共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