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浮出历史地表的“五四话语”
第一节 历史“祛魅”与“五四”的魂兮归来
历史地讲，80 年代对“五四”的重构在官方与知识分子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关怀，这种差异也在根本上构成了官方积极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启蒙”运动之间复杂的历史互动关系。在思想解放的历史氛围中，意识形态侧重于援引“五四”本身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而推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对“五四”的历史定性及其重新阐释在 80 年代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而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则主要致力于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内部去深入发掘和阐释 80 年代对“五四”的历史性继承，从而试图清晰地勾勒出 80 年代与“五四”之间的历史对应关系和彼此间的历史差异。在他们的思想意识深处，“五四”更多地作为一种知识范式或者读解 80 年代的“潜文本”而存在。事实上，正是这种“五四观”的差异使“‘新启蒙’文化思潮在 80 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常常被解释为从‘新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五四观向‘文化批判的或启蒙主义的’五四观的转移，甚至是毛泽东时代被压抑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五四传统’的‘复归’。”①但是，需要指出的是，80 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表述并不单纯地代表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特定利益，而形成的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社会共识，与大众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形成了“共谋”关系②。正是 80年代前期形成的这种短暂性的历史共识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认识错觉，即“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运动”所借重的是同根同源的“五四传统”，但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说，意识形态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时依凭的“五四话语”更多地提纯了其中的政治内涵，根本指向上则与毛泽东时代对“五四”的经典化诠释/延安时期的“五四话语”保持了历史的一致性。而支配 80 年代知识分子“新启蒙”文化思潮的“五四话语”则更为接近作为 20 世纪中国历史关节点的“五四”，更多倚重的是其中的思想和文化内涵。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使得作为“五四”的历史亲历者在 80 年代回忆和重新阐释“五四”时也会自觉而有意识地向其政治内涵的层面倾斜。许德珩在 1979 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开幕词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这样讲道：“古老的中华民族通过这场伟大变革获得了新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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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80 年代的历史和文化意识与“五四传统”
80 年代与“五四”在文学、文化以及思想表述上的密切融汇已经成为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共识，甚至很多论者都坚持认为，80 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实践乃至文学批评的展开几乎都是围绕着“五四”/重释“五四”为主体进行和展开的。虽然这种历史认知模式曾一度遭遇到质疑和解构，但却并未在根本上动摇人们试图建构和整合“五四”与 80 年代之间内在历史联系的冲动和激情。正是这种潜在的固化的历史观的影响，促使人们——尤其是“新启蒙”知识分子总是自觉和有意识地用“五四”的知识视角/思想视野看待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事实上，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凭借着对“五四”的征用和重新释义建构了自身的历史意识，根本原因在于：“在 80 年代，批判‘文革’与‘走向世界’是中国走出历史困局的权益性的举措……‘重返’五四，就能合法性地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将‘文革’与‘封建传统’捆绑在一起；而‘五四’又能与‘走向世界’的国家策略接轨，‘五四’这一 20 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最流行的‘世性话语’再次派上了用场。”①在“新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和思想表述中，80 年代已然成为了“五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显影，由此导致的结果是80 年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大体一致的“五四观”。对此，作为 80 年代历史的亲历者和“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动者之一的王晓明先生曾回忆道：“我们当时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现代中国走了一条与‘五四’传统不同的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习，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我觉得这是 80 年代大多数人的共识。”①而历史的发展却清晰地表明，这种共识/态度的同一性只在 80 现代的中后期短暂地存在，而后便走向了对这种共识（也包括对 80 年代和“五四”）的质疑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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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80 年代文化论争视域中的“五四”
第一节 “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论辩
一、“五四”反传统思想的历史探源
如果说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观念，强调的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那么，晚清以降，这种“现代”意识渐趋在知识群体的思想中萌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器物、制度和革命层面的失败探索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具有直接的刺激作用，文化成为实现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最后可能。历史意志的常态发展并没有因为革命的阻断而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并没有真正产生推动历史进步的不竭动力，然而却将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转移至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历史总是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逻辑中演进和变革，“既然传统的政治秩序（或结构）无法有效地成为中国富强的根基，与之密切连结的符号与规范的可信性，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威胁。”②所以鲁迅断言祭孔的人“阴鸷可畏”，他愤然写道：“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①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陈独秀也开始对其置身时代的政治状况深恶痛绝，他认为政治革命的失败源于没有文化思想革命开路，所以他声称：“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②“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③“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④而“新派人士恒认为，儒学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自由，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衰落如斯，正是几千年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的结果”⑤。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共识——孔教代表着封建文化的整体，与立宪政治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结果导致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者面对传统文化时，在情感与理性抉择之间陷入两难的境地。辛亥革命摧毁了旧有的价值和伦理秩序，却没有建立和完善新的为社会所认同的普世价值，所以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虽然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新变，但由此产生的民族危机感却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实现共和国家是陈独秀和高一涵反复强调青年自觉的本源性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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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别求新声：重构“西方”及其“西化”意识的重审
80 年代对“五四”反思在文化理路上主要体现在对“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和“全盘西化”两个重要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清理，但这并不意味着 80 年代的“文化热”因此而被局限在文化的两极。历史语境的更迭导致了 80 年代的文化表述与“五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五四”着眼的是 19 世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期许的是充分世界化；80 年代接纳的是 20 世纪西方的哲学和“现代派”文学，渴望实现由他者向自我的转化，然而它们都共同地被统摄在文化现代化的“一体化”格局中。对于 80 年代与“五四”在文化层面上的内在联系，甘阳阐释道：“‘五四’开创了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折的历史起点。80 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决定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彻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③80 年代的“西化”是继“五四”“全盘西化”之后另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走向西方的思想潮流，在 80 年代“文化热”的整体历史图景中，“西学东渐”作为知识和思想热潮都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西方现代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随之进入这个封闭了四十来年的东方国家，很快便与60 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时期遥相呼应”④。西化意识在 80 年代被重新启用和激活包蕴着深层的历史动因：其一，在 80 年代，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实现被视作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文化的“现代化”作为实现“四化”的精神动力自然地演化成国家行为被纳入到改革的日程中，“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思想启蒙也促使人们重新开眼看世界。“而作为这一时代想象的巨大背景的‘西方’，既是地理上的异域、文化上的‘他人’，也是学术、观念乃至私人生活‘内部风景’的透视法则。”①其二，新的文化意识成为反思历史暴力的工具，文化封锁和禁锢时期的西方思想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得以浮出历史的地表②，各种芜杂的文学和思想如雨后春笋般被译介到中国。“然而 80 年代文化热或西学热所带有的强烈的审美冲动和哲学色彩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文革’后中国思想生活追求的是一种世俗化、非政治化、反理想主义、反英雄主义的现代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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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启蒙”到“新启蒙”的历史变革....................69
第一节 80 年代思想启蒙的先声：“潜在写作”中的启蒙之光 ....71
一、鲁迅精神风骨与“七月诗派”的启蒙立场 ............................73
二、用生命献祭“五四”：黄翔的“野兽”诗学 ........................84
第四章 80 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实践..................117
第一节 人道主义复归的历史诱因.....................117
第二节 人归何处：“想象人的苍凉之美”...............121
第五章 “人”的现代化与国民灵魂的改造................171
第一节 80 年代的国民性话语焦虑....................171
第二节 “阿 Q 主义”的幽灵：80 年代文学的国民性话语面相....176
第六章 “五四”科学精神的历史铸塑
第一节 思想启蒙与科学信仰的建构
马克思曾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人类不仅应该用科学的光芒照亮自然界，还应用它来照亮社会，照亮科学本身，照亮科学发展的道路以及那长期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科学和文化背景之间内在的联系”④。1978 年后，人们带着历史的创伤和对新时代的精神期许走进了 80 年代的时间之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新的历史使命，此间，“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经历了漫长的遮蔽和衰落后得以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思想视野中。相比较“五四”的另一思想羽翼而言，科学本身被赋予了思想启蒙的意义，它更易于实现对极左政治思潮和现代迷信的历史反思，科学作为新的价值规范/文明的代名词转而成为重建精神信仰的重要历史依据，与此同时也成为划定“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思想界限。“凡被称为与现代科学理论有关的，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都视为可以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被大加介绍和广泛应用。甚至平反冤假错案和决策科学化这些政治行为，也都打上科学的印记，更不必说种种自由化思想均在科学主义的大旗下占有一席之地。”①由此导致了科学在 80 年代成为人心所向的思想和价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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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