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疆文艺与中央文艺政策步调
第一节 “文学制度”的界定
“中国当代文学史”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伊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文学”姿态活跃于中国当代的历史舞台。而在中国，对于文学“史性”分段的历史梳理和作品历史性的研究，自来已久，“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中国文学史,自 20世纪之初诞生以来,已经历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①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梳理的书写模式已屡见不鲜，属于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教程》对于文艺学三学科的界定（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之中一项。那么在文学史全面书写“文学的四要素”之外 ，谈到“文学制度”，同样应该涉及“世界”的“文学机制”；“作品”的“出版格局”；“作家”的“稿酬方法”和“读者”的“阅读方式”。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或者说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文学，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课题。”①无论从理论或是研究现状来说，越来越多的方向由文本和作家的内部分析（即文学作品内在价值和作家的创作生命历程）走向世界和读者，从而形成一种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和被接受的前后过程研究体系，其中，围绕文学事实及“文学事件”的相关制度力量始终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那么，对于文学制度内涵的界定应是“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和评价机制，对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形象设计、主题升化和形式处理的计划和引导，对报刊、出版等文学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对文学读者的想象性设置，以及对文学批评的操控，对文学政策的制定等。” ②不难看出，我们对文学制度的研究道路，应该遵循着凸显出文学现象的“发生性”：文学的“创制意图、过程、方式的动态性，有突出它所产生的功能、效果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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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文艺政策和治疆文化方针的确立
当谈到中国现当代最具典型的文学范式，自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时期形成的“解放区文学”以它的文艺格调当得此殊荣，并且经由新中国成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不得不承认，延安文学创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秩序，并成为当代文学构造的雏形。它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重新设计，制定了新的文学政策，整合文化队伍，创办非同人化的文学社团，出版文学刊物，集中作家思想，提升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延续到了 1949 年以后中国文学制度的生成。”①经过仁人志士的通力合作，两大统领中国当代文艺方向的体制机构得以建立：1949 年 7 月 23 日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1949 年 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1953 年 9 月更名），它们统归中宣部领导。同时还要求“各地作协和文联既要接受上一级作协和文联的业务指导，还要接受所在地党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形成双重领导格局。”②其运行“表面上是自愿结合的带有民间性的群众组织，相对于国家其他政府机机构而言，它是边缘化的，实际上是政治的外围组织。”③通过第一次文艺工作和代表大会以及两大文学常设机构来回顾“十七年文学”为文艺工作和活动所立下的规则，不难看出，党领导中央不仅十分看重“文艺”的力量，同时早已吸收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们思想不集中的管理经验，恰恰在建国之际召开大会成立组织，来宣布党统领文艺且“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这个体制的根本还属“党管文艺”，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层到底层，形成了“上管下”、“下服上”的规律。“地方性”的旧文艺、狭隘“民族主义的”文艺、落后复古的文艺思潮等等各种文艺在被逐渐取缔和打散。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土壤最终指向广大工农兵的生活，需要发出热情讴歌式的呐喊，来为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加油打气，文艺由是成为一把“冲锋号”，成为鼓励人民斗志，为工农兵服务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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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疆当代文学组织制度
第一节 文艺工作与新疆文艺机构
文艺工作者的身份，亦或是工作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现代以来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写作的那种自由、纷杂的状态。“当代作家身份的嬗变,随着新中国文学组织的建构而发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之后, 一个几乎覆盖全国的枝状网络化文艺组织体系迅速形成, 新中国的作家从此也都开始有了自己得以活动与生存的空间——‘单位’。”②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有机体性质的机构，通过“单位”这种有机体机构将知识分子“收编”并划为自己所建设的文艺体制，既有助于统一思想，让文艺更好的为“工农兵服务”，同时，这种文艺机构也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日常生活的保证和稳定的工作环境。
文学机构在“十七年文学”所发挥的是整合作家群的功效，由党和中央设立的逐层文艺机构，不管是省、市、自治区的还是地方的“文联”或“作协”，一样秉持第一次文代会的精神，将文艺思想统归到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层面，当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则会增加“民族团结”的文学方针。总的来说，在这一大环境中，文艺机构的设立的意义在于：“文艺的性质与地位既然如此之高,中国共产党自然无法接受旧中国作家‘放任’与‘游离’的存在状态 , 而倾向于对这些知识分子实施严格的组织与管理 ,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资源。在这种背景下,为确保这支意识形态部队的纯粹性与战斗力,新中国对作家身份的确认,历史性地采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赋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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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会议与“十七年”新疆文艺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确立，离不开组织会议的运作，当然，这与“会议”本身的功能有关，“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都是通过开会发生的。”①在笔者看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学会议”：它既可以是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发展趋向的终点，又可以成为下一时期的起点。因为，在会议上，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对照自己做取得的成绩与不足的总结报告，同时亦开启对未来文学艺术工作的安排计划，“会议”承载了时代政治话语的期待和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在时代政治的“规则”和“要求”下，往往需要靠一场正式的“会议”来把握和强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十七年文学”的会议话语格调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基础上产生的， 因而，透过十七年各类文学会议存留承载的会议记录、报告、相关新闻报道和在会议上所制定的各种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年的文学会议它们都彰显贯穿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时代政治的方向和具体任务是如何被这些文学会议所一致认同、广为传播和贯彻执行的。
新中国的成立，新疆的解放，打开了中国共产党在疆治疆的第一步。在政治、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必须也要在文化领域打开新天地。1949 年 7 月第一届文代会的召开代表着新中国体制下“社会主义文艺”范式的开端。新疆省为了管理和重建文艺秩序，不断规约和丰富文学制度，在“十七年时期”，举办过许多文艺会议：
新疆和平解放后，早期在迪化举办的一些涉及文学艺术、文化要求和发展建设的会议，虽然这些会议是“十七年”文学进程中的些许点缀，整体举行规模不大，只在迪化市这一区域得以少量参会人员的加入，但是对新疆当代“十七年”文艺的影响是深刻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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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疆当代文学出版制度 ................... 54
第一节 出版格局的初定.............. 54
第二节 活跃建设的报纸期刊 ................. 56
第三节 三家文艺出版社的设立 .................. 63
第三章 新疆当代文学出版制度
第一节 出版格局的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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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制度，就文学政策、组织和出版制度而言，本文分别做出了分论式的初探，对于研究后时期的新疆文学制度可能仅仅是一个最底层的小小铺垫，仅仅是一个浅层次的开始。就新疆文学而言，研究视角相对倾注于各民族具体作家作品的论述，也有对个别文学期刊或地域文学的专题梳理，这些都是构成新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要素。新疆十七年文学制度的梳理，力求在各式各样文学制度的表现中，抓住文艺政策、出版期刊、组织会议、文化机构设置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新疆文学制度的资料进行整合和分析，十七年时期新疆文学的风向始终跟随国家时代政治运行的态势，将中央对文艺的要求自始至终的贯彻在自治区文学艺术领域，同时，自治区党委政府也根据新疆区域社会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疆当代文学制度要侧重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以及建设多民族文学，引领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方向。
新疆文艺政策一以贯之的执行中央文艺工作要求，从最初中央文件明确要求新疆文艺要向着繁荣和帮助各民族事业开始，时代政治政策对文艺的把控始终形影不离，不论是向着“双百”前进还是“反右”和“阶级斗争”文艺，新疆文艺界始终嗅着政治风向在不断探索，从中央到地方，十七年时期全国的文艺气氛也是新疆的文艺氛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