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精神之困的多维呈现
第一节 新移民女性的自我主体性构建
纵观古今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女性大多以男性陪衬的形式存在于文学书写中，“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决定了女性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古人云：“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温顺服从，一直被看作是女性应恪守的本分。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像花木兰、穆桂英那样披挂上阵，杀敌立功，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二是像崔莺莺、仲卿妻那样闭锁深闺，相夫教子，宏大而完整的父子秩序贯穿着中国文化史，大部分女性在规定的位置按部就班地生存着。“经历了两千年混沌的服人、从人的过去后，‘五四’时代那些‘父亲的女儿’以一声严肃的宣布‘我是我自己的’叛离了家庭，开始了她们从物体、客体、非主体走向主体的成长过程。”这是一种勇敢的历史性姿态，结束了中国女性两千多年来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启了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但中国女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新文化虽给予了女性说话的权利，但女性却并未真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女性形象都出自于男性作家之手，譬如讲旧中国妇女形象离不开祥林嫂，“五四女性”离不开子君，解放翻身的形象离不开白毛女。男性作家们塑造这些女性形象并不是为了展示女性身上的性格特征，而是仅仅把女性当做一个载体，来完成对历史邪恶的否决和裁判。新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人物，当然还要属“新女性”系列，比如茅盾作品中的如慧、桂少奶、孙舞阳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她们身上鲜明的精神特点和性别特点使人们耳目一新，但这些特点都烙有男性群体的想象痕迹。
当然，也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先驱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张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冰心、萧红、卢隐等女作家在这一时期塑造的一系列新女性形象得以大放异彩。到了 20 世纪中期，随着社会政治解放运动的深入，女性拥有了与男性同样的社会地位，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女性特征”的消弭，“铁娘子”形象逐渐成为女性形象的范本。改革开放以后，女性写作逐渐颠覆了传统的女性禁忌和女性观念，开始转向书写自身的成长经历，王安忆和铁凝便是其中的先觉者，她们以不同寻常的胆识和魄力塑造了一系列在爱的冲突中不断成长、受难和思索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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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化创伤与精神修复的突围之路
新移民作家大都是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移居国外，大部分经历过动荡的“文革”十年，他们曾是这段历史的经历者或见证者，“文革”是他们的作品中无法略去的题材。严歌苓曾在 2004 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这部小说集以童年视角记录了作者对“文革”的印象，严歌苓曾在自序里这样说：“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 她在小说中抛弃了传统的类型化控诉，转而把“文革”的个体创伤放置在生命本身的苦难范畴中理解。再如，虹影的《饥饿的母亲》则以自传的形式书写了“文革”对一个普通家庭的伤害和折磨。而苏炜的《米调》和《迷谷》则将“文革”作为一种戏剧性的环境，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探讨人性的可能性。他强调他的小说和普通“文革小说”的差异，并非像“伤痕小说”那样写实、批判，他更看重文学上的实验性和可看性。
作家们渐渐地对“文革”本身的兴趣淡了，而是在小说中将“文革”作为历史背景进行书写，“文革”历史被有效的“空间化”了。所谓的“历史的空间化”即：“历史纵向的流程、事实背景和时间特征为‘空间化’了的历史结构、永恒的生存情态和人性构成所代替。”[1]这使得作者想突出的人性主题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现，它冲淡了对“文革”的真实表现和严肃反思，这种走向是对大陆新时期以来“文革”题材小说热衷苦难的反拨，是一种对“文革”题材小说的新探索。陈谦正是从这一路线出发，对“文革”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她尤其擅长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那场灾难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以及病理性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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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困境书写的追索探析
第一节 文化身份：双重身份
早年陈谦曾写过一部散文集名叫“美国两面派”，同时这也是她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位。什么是“文化身份”？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曾经说过：“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作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或多或少独立于创造那种文化的人民。”[1]也就是说文化身份既有固定的特征，也有被解构的可能性，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问题，随着东西方的交流逐渐频繁，
传统的观念遭遇挑战，处在东西方交叉口的新移民个体必然会面临身份更迭的变化，继而影响文化身份的转变。萨义德认为：“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动态的、复合性的，是人为建构的”。
随着生活的稳定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新移民开始接受自己“边缘人”身份，并且能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中进行自由的转换，在中美文化的兼容互补中，使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陈谦自幼生长于广西南宁，毕业于广西大学，她曾经在访谈录中提到在去美国之前，没有在广西之外连续生活一个月以上，所以她对家乡有着很深的眷恋之情。1989 年大学毕业的陈谦随着出国潮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步入新环境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就像严歌苓所讲移民美国的生活“就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虽然陈谦的作品中从未提到过“乡愁”这类字眼，但并不意味着初入美国时她不感到彷徨、失落，在她的散文集《美国两面派》中一篇篇随笔素描出她漂流美国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在心理上艰难地融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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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视角：性别重述
陈顺馨认为,“根据女性主义叙事学 ,从女性视点展开的叙事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重视内在感情、心理的描述。2.女性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3.肯定女性主体意识和欲望的存在。”在陈谦的小说中，她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女性，描写了她们的情感体验、生活体验和精神困境，凸显了女性主体精神。旅美学者陈瑞琳曾评价陈谦的小说是以女性作为载体找到了通向灵魂的艺术通道。“女性创作的文学中可能出现男性（准男性）的视点或‘以某种超越姿态完成的对性别偏见的重述’。”[2]表达女性经验，颠覆男权文化是陈谦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所以在她小说中的男性人物一直处于一种晦涩失语的状态，一类是负心汉形象，如《残雪》里的胡力，《繁枝》里的志达，《何以言爱》里的勤威等等，他们都是处在女性形象的下风，以一种不太磊落的形象存在着。而另一方面，她的小说中也存在着“精神导师”似的男性形象，如《无穷镜》里的科学家尼克和珊映的父亲，如果说写“女强人”是陈谦从女性视角出发潜意识主导的，那么后面这两种男性形象则与陈谦理想中渴望平等的“两性观”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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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困境书写的诗性笔触........................40第一节 寻找“why”的小说观念........................40
第二节 纷繁复杂的叙事构建..........................44
第三节 中西交融的叙事风格....................51
第三章 困境书写的诗性笔触
第一节 寻找“why”的小说观念
陈谦的小说主旨是关心人为什么会痛苦，这是个不断寻找“为什么”的过程。她的小说不管是以“硅谷”为主场描摹新移民女性的精神追寻和自我实现，还是站在两国交界处通过人物的少年记忆和现实忏悔表达对“文革”的反思，展现人物遭受的文化创痛，都是以“寻找”作为桥梁。陈谦的寻找，有对情感世界的探寻、灵性生活的渴望还有对“文革”中历史和人性的找寻，她曾经说过：“我的小说更专注于寻找 why。就是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故事本身。”这不仅是陈谦的小说观，同时也是陈谦对叙事方式的探寻。
一、 对人物心理的执着探寻
在 2012 年《人民文学》的卷首语上编者曾这样评价陈谦的小说《繁枝》，除了“‘我从哪里来’、‘我遭受了什么’那种质询式的外部叙事之上，或许还需‘人是怎样的’、‘人何以如此’这种根本性的内视探究。”这部小说很好的展现出了陈谦的小说观念，她尤其喜爱对人物的来路和故事的来龙去脉进行细致的铺陈。在小说的开端，面对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手绘的家庭树，立蕙的心不平静了，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瞬间涌上心头，到底谁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心里明明想知道答案，但又害怕这个答案，她陷入了找与不找的自我矛盾中。这时候她的丈夫智健告诉她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跟随自己的内心，于是立蕙开启了自己身世的寻找之旅，由此牵出了一个家庭、一段历史隐秘的过去。也正是因为立蕙的寻找，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由此铺展开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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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