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该专业论文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散文、中国报告文学史、海派文学、新移民文学等方面，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阐述及总结。今天该网为大家推荐一篇当代文学范文，供大家参考。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一：当代文学中的食物叙述——以佘华的创作为例
第1章当代文学中的食物叙述概述及特征
1.1当代文学中的食物叙述概述
翻开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汗牛充栋，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主题研究是一种常见的学术研究方法。从农民主题、儿童主题到死亡主题叙述、灾难主题等等，不论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别划分中的男女老少，阶级划分中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进入了研究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内外各种文学思潮的交汇，加之新写实文学的热潮和底层文学的张扬，创作主体们更将笔端伸向日常生活，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媒介再一次将大众的视野引向——食物，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解决温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首要任务，历朝历代对农业的重视，农民的重要地位，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首要解决的还是温饱问题，在历史的进程中，温饱，食物，成为一等一的大事。在历史风云变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有的直接参与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或者是间接地观摩了历史，当他们搜集材料，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融入自身的人生感悟，书写一代人的历史时，都呈现出一个不甚引人注目却又无法忽视的共同点——食物叙述。
在当代文学中，就文类而言，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都有大量的食物叙述，提及小说，最具代表的就是陆文夫的《美食家》，小说通过吃客朱自冶的一生，将朱自冶的一生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个历史阶段，形象概括了历史风云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除此之外，喜爱在文学作品中谈及食物的有陕西作家群，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等作家，“陕军东征”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也在文本中向我们展示了西安甚至关中，独具地方特色的各色小吃美食。此外，在独具地域写作色彩的作品中，地域文化代表也在文本中出场，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红高粱》，池莉方方等人的作品中，上海点心，苏州物产和武汉热干面诸多食物展示在读者眼前，此类小说作品不甚枚举。不仅在小说领域，在散文领域，类似的文学成果也很丰厚，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散文集中，用散文的笔法写到吸引自己的各类生活美食，自己烹制的，在朋友家品尝到，求学游玩见识的各地特色特产，都绘声绘色地进行了描述，不仅阐发了汪老自己的美食经，还多在行文之际谈及文学、为人处事的大道理，真是潜移默化，浑然天成，在美食的文字里获取对人生、文学的感悟。
1.2余华作品中的食物叙述特征
研究当代文学中的食物叙述，涉及作家之繁多，作品之丰盛，其中涉及的文学流派和各大文学思潮支系，情况复杂，但是，在众多文学作家作品中，有一位作家的两部代表作品，囊括了农村和城市，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在他的转型期的文本创作中，一方面继续了先前的冷漠叙述，直视人类的终极主题：死亡，却也在行文中留存温暖，书写了另一个不老的主题：永恒。更值得珍视的是在他的文本中，食物叙述呈现了丰富的内容和意义，除了上述当代文学中的食物叙述特征之外，余华作品中呈现出一些他自己的特征，以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主要研究内容，展陈述，在余华的作品中食物叙述的特征。
之所以选择余华的这两部小说作为研究目标，不仅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成功代表了余华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更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选材典型，《活着》的故事，是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开始，福贵自己幵口讲述的形式，记录了农村人福贵苦难一生的故事，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农村，讲述的是农民的故事。而《许三观卖血记》是城市工人阶级许三观一家的命运。同样涉及到食物叙述的问题，在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部小说中涉及的历史时间几乎吻合，同样是食物叙述，在综合研究中也存在在内部的差异。首先就小说中食物叙述的文字篇幅而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食物叙述不论是片段还是食物的种类都要比《活着》丰富一些。其次是小说的大主题方面，尽管两部作品都在表达苦难主题，当回归到食物叙述的主题时，两部作品有着明显的差异，《活着》中，福贵一家一直在和贫穷斗争，解决温饱始终是全家的首要任务，加之《活着》是以福贵的口吻讲述，语气中带着对苦难岁月的回忆，所以，《活着》的主题更贴近温饱，注重对饥饿感的展现，甚至出现了冻死饿死撑死的现象。而《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夫妇二人都有收入，许玉兰勤检持家，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许三观可以通过卖血拯救家庭危机，所以，在这《许三观卖血记》中，食物的第一作用已经不那么明显，反而其背后的深层内涵值得我们关注。
第2章食物叙述：余华创作中食物叙述的内涵
食物，不仅能够解决温饱，为人类的生存提供营养，还能通过味蕾感知获得精神愉悦。围绕食物展开的叙述：第一需求，饥饿感、食物带来的温饱感，除此之外，在余华的作品中，涉及到的食物叙述中，展现了面临饥饿时，人性中的善恶表现，甚至出现了致命的食物。
学界对余华的写作主题的认定为苦难书写，饥饿是人类无法逃避的最基本的苦难，对饥饿的感同身受，对国人而言，不仅仅是生理感受，饥饿也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更是以农业文明兴起的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的问题。不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整个民族的发展，饥饿都无处不在，已经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生活和生存。文学创作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活动，试图再现生活场景，展现人类在生存中的扶择、态度，生存作为人类的第一主题，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提前，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重要命题。
2.1温饱层
2.1.1救命的食物：解决温饱，维持生存
食物最基本的作用是解决温饱，维持人类基本生存，从人类繁衍之初至今，食物最基本的意义从未改变。当创作主体将这一生活物象引入文学作品时，食物依然保持了它最淳朴的作用，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灾年，食物的第一性，解决温饱尤为重要。在物质生活为主，精神享受是奢望的年代，维持生存，活在当下，存活成为一种本能的选择。食物的基本作用又展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当代文学作品中，食物的重要性尤其在饥荒年景中，尤为突出。
前面我们已经阐述了两部作品的主题，两部小说《活着》中对食物的第一性质的描述更多，着重强调食物的重要性，和人类的饥饿感，甚至在饥饿袭来之际本能反应和人性抉择。
（1）饥饿感的书写
鲁迅先生曾说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是发展。”在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说得更为彻底：“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偶说‘应当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在给许广平的信中甚至说“倘遇见者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福贵一家一生致力于脱贫，小说中大量的文字交代这一家面临的贫困和饥馑，年幼的儿子有庆，只能靠一趟一趟地喝池水充饥；许三观一家在荒年里，全家人喝完玉米稀粥后，都躺在床上，通过减少运动量，降低食物的消耗，保证身体需求。
2.2符号层
作为一个先锋小说家活跃于文坛的余华，最初的文学活动，具有明显的先锋性，他的冷漠叙述、对死亡和暴力的迷恋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呈现，《一九八六年》里疯子的自妝，《现实一种》的死亡血腥叙述，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发生了转变，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生存命运主题，对亲情人性的描述，关注小人物的不幸和苦难，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写实性加强，所以，在余华90年代创作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余华将对日常生活悲喜剧的关注，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大量的食物叙述。但是我们抛开食物的本义，考虑到文学作品的审美来解读文本，就发现，作者在文本中的食物叙述具有丰富的指示意义。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作者余华巧妙地利用食物叙述串联了整个文本，甚至在情节安排方面，都离不开息息相关的食物，就连文本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几次重要出场，都和食物紧密联系。纵观表面的食物叙述，那些隐藏在食物叙述背后的男女主人公们，与表象的食物叙述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2.2.1女性形象的展现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一直在政治舞台的边缘，被排斥在历史的烟雾之外。男性在政治、经济、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优势，使得女性完全处于被动的劣势地位，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差异，导致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进而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女性，成为男性宣泄欲望的对象和工具，成为传宗接代维系家族的生育工具，女性自身的独立性渐渐丧失，被禁锢在家庭和伦理的牢狱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近代社会才有所转变。西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思潮的涌入，女性解放得到社会的关注，诸多的政治思想运动，揭开了女性解放的序幕，女性开始从舞台的边缘，渐渐成为半边天。现在社会中，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女性从原来的依附和从属的地位，变成了独立和主导的地位。人们常说，没有男人的家庭是一个虚弱的家庭，而没有女人的家庭根本不能称其为家庭，正如谙语所云：男人是働头，女人是把子。意思是男性负责赚钱养家，而聪明善良的绝大多数女性们更会积累钱财而持家安排生活。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小，余华向读者介绍了家珍、风霞，许玉兰、林芬芳等多位女性，那么，在一个先锋小说家的笔下，一个本着客观冷静叙述风格的作家，是怎样在他作品中为读者呈现这些可爱的、热爱生活的女性呢？同样，这些闪光的女性形象正在食物叙述的过程中，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读者的呢？
第3章食物叙述：余华创作中食物叙述的意义.......33
3.1再现生活和历史.........33
3.2文本需求.......34
第3章食物叙述：余华创作中食物叙述的意义
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简单的食物，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放大到文本中，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价值。纵观余华的这两部转型时期的写实类小说，结合当代文学中的其他文学作品，探究食物叙述的在当下文本中的意义和价值。
3.1再现生活和历史
社会生活是文学材料的唯一来源，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和产物。……人民生法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艺术来源于生活，以故事为依托的小说，在讲述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叙述，衣食住行四大主题，是日常人离不幵的四大问题，穿衣吃饭居住出行，不论是考虑食物解决温饱的第一性还是食物愉悦味蕾的精神享受第二性，在文本中都有交代，食物叙述中涉及到的食物种类、加工食物、发明食物，到吃相、味道等诸多方面，都为我们打开了生活的一个方面。透过这个生活的窗口，我们走进致力一生摆脱贫穷的福贵一家，饥饿感的压迫下，人性的扭曲，我们认识了精明能干的许玉兰，欣赏了苦中作乐的许三观一家，生之乐趣的温情画面。这样子食物叙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还有很多，王安忆精心打造的《长恨歌》，借用王琦瑶的一生，向我们展现了旧上海和新上海的不同风貌，也通过王琦瑶的日常生活打开了从弄堂到爱丽丝公寓、苏州乡下、平安里甚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王安忆更是发挥了自己女性细腻的书写体征，在小说中详尽展现食物的丰盛和差异性。随着王琦瑶的大起大落，人生的跌宕起伏，王琦瑶的物质生活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都给我们详尽彰显。
结语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作为余华转型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这两部作品在文本中，共同书写了社会中下层小人物在面对苦难人生之时，本能的选择和改变命运时所付出的代价，通过文本中的食物叙述，揭示了余华文本中食物叙述的特征，研究食物叙述背后蕴含的深刻内涵：食物的第一性，对饥饿感和饱足感的书写，挖掘饥饿感的压迫下，人性缺点的自觉暴露；当食物书写成为一种文本需求，食物背后的人物形象浮现出来，展现了食物背后男女的形象和魅力，食物甚至成为划分人物阶级、人物关系的亲密疏远的标尺；探本求原，食物叙述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作者的写作立场，一一浮现，可以清晰看出，转型时期的余华不论是写作手法，主题表达甚至创作立场都发生了转变，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全新的90年代的余华风格，宣告了和80年代余华的告别。
余华，一个以先锋小说家的头衔走上文坛的作家，伴随着日渐成熟的创作风格，他的创作立场发生着转变，开始抛弃传统知识分子所谓的精英批判立场，如果从传统视角表现常人的苦难，《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很可能会成为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性作品，但余华选择了从日常生活的苦难入手，让苦难之下的人们自己表达，让食物在文本中说话，食物叙述的文字传达了中国民间一代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和面对厄运时的精神面貌。余华小说中的食物叙述，放置在单独的背景下，只能是日常生活的载体和象征，但是一旦置身在民间文化的大背景下，食物叙述就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不再是简单的日常生活的写照，更多的是同文本人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食物叙述，作为余华小说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的主题叙述一起成为当代文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天，我们对余华转型时期的两部作品中的食物叙述及其内涵开展研究，应当将这一研究放置于更为开放和多元化的文学视野中，以辩证和历史的态度展开研究。我们应当对之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和考察，如从文学、历史、文化等多个角度展开，以期能够对食物叙述甚至衣食住行人类主题的研究，能有一个更为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二：吉卜林小说研究
第一章 吉卜林小说的题材研究：对话文明
在某种意义上说，吉卜林的小说称得上是一场在反思与探索中展开的与现代文明对话的盛宴。尽管他没有在作品中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也似乎没有得出明晰的结论，甚至没有表现出对东方或西方文明的主观偏袒倾向，但他却从自我直觉出发，探寻自己内心深处的质疑和思考，并在表达这些思想的同时，开拓了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领域。在《基姆》中，作者艰苦而深邃的探索是随着主人公的行动展开的，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带上了鲜明的精神寓意，而基姆和喇嘛则在某种程度上化作了吉卜林内心世界的两个对立对比的自我。
第一节 作家艺术观和世界形势的作用
尽管在吉卜林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现实主义描写和阐述，但不能否认，吉卜林笔下的现实主义手法往往同非现实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吉卜林式的现实主义小说模式。不同于先前的流浪小说或历险小说所具有的讲述奇遇经历的写实手法，也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主流小说中如狄更斯或哈代式的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吉卜林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因为题材的特殊性而更具有浪漫主义的奇幻色彩。这种创作手法的独特性正是得益于他在题材方面的选择，即题材的寓言性、传奇性和异域性等因素构成了他现实主义风格的特质。
吉卜林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一方面深受他个人经历的影响，另一方面与他的艺术观和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小说浓厚的寓意性里可以看出，吉卜林的文学创作是其整理个人思想的主要途径，他一生思索着如何可以将人类精神世界分析得更加科学、更加精准、更加合理，如何可以使人类社会运转模式或程序可以更具可行性、更符合人性的需求。但是，在吉卜林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冲突、东西方文明的对立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个人心灵内部发生的分裂与矛盾，都达到了空前剧烈的程度。吉卜林希望自己能够使这个庞杂的、宏大的体系被梳理出清晰的关系，希望可以在这个梳理过程中寻绎出推动文明进步的途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经历了重大变革。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已经丧失了，但与此同时，英国殖民扩展的速度逐渐较快。到 1914 年，英国殖民地面积的总和已达 3350多万平方公里，比本土大110倍，人口接近4亿，为本国人口的9倍。因此殖民地问题在英国政治经济和民众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远重要于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强国。吉卜林是众多关注殖民地问题的英国人之一。
第二节 作品题材：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探索
吉卜林的小说在题材上常常选择那些简单的事物和人物，如动物、儿童和工具等，这在当时的英国文坛里并不常见，也并不讨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曾对吉卜林的小说题材问题评述到：
在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的身上有着一位英国的巴尔扎克的种子，但是随着他的作品题材越来越简单——从英印人降格到土著，从土著降格到大兵，又从大兵降格到四脚动物，从四脚动物降格到鱼类，又从鱼类降格到发动机的螺丝钉，我也就逐渐地失望了。”
从詹姆斯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吉卜林在小说的题材选择上的变化，具有逐渐简单化的趋势。其中，儿童题材和动物题材是最重要的两种题材形式，具有鲜明的吉卜林特色。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常常在印度的异域文化中和理性的丛林世界中讲述那些动物们和孩子们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先前小说的影响，如毛葛利在游历的过程中寻找爱人，基姆在历险中成长，喇嘛在朝圣的过程中寻找“箭河”等等。先前小说中的流浪主题、历险主题和殖民地主题等，均对吉卜林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吉卜林之所以如此地关注先前小说中的游历主题，同当时世界形势和他个人的艺术观都密切相关。当时的英国社会刚刚进入物质文明的膨胀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冲突才初露端倪，因此人们普遍地忽略了自己内在世界的精神需求，也没有意识到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存在着诸多隐患。吉卜林敏锐地意识到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也意识到人们的麻痹状态，因此他选择了简单的题材形式，讲述了一些生动而有趣的故事，同时将那些深邃而严肃的思想嵌入故事之中。在他的小说中，简单和深邃能够并存不悖，题材简单，但是故事内涵深邃。受先前小说的影响，他的动物题材和儿童题材的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游历的故事情节；流浪、历险和殖民地等故事形式都具有流动而灵活的聚焦特征，可以使叙事者拥有强大的聚焦能力，也就意味着可以使作者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他认为文学是对自然与社会的描摹，是探索真理之路的途径。
在故事的叙述形式上，吉卜林也深受先前小说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大多运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同时注重细节的描述；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或离奇古怪、或荒诞不羁。但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他的小说更具现代性和现代意义。先前小说中的现实描写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故事中充斥了大量的偶然性，人物刻画趋于类型化，对社会现状的描述具有明显的娱乐色彩，并不具备认识功能。但是，在吉卜林笔下，任何故事情节都是对社会现状和人类问题的影射，他将自己对现实的理解、感受、抨击和希冀都不着痕迹地融入了这些历险故事中。
第二章 吉卜林小说的叙事艺术
吉卜林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叙事特征：简明、自然而逼真。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聚焦和叙述时间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些叙述特征同小说的象征性、寓言性和拟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吉卜林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可以看到吉卜林小说中故事情节构思巧妙，虽然作者在讲述故事时通常采用平铺直叙的叙述方式，但是这些故事总能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一气呵成地读完。吉卜林的语言简朴凝练，故事中所蕴含的智慧既浅显又发人深思，正因为如此，吉卜林小说既趣味盎然又能让人百读不厌，百思而难尽其详。
第一节 叙述模式
小说中的叙述者、叙述聚焦和叙述时间等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部小说的叙述模式。吉卜林小说的叙述模式较少发生变化，通常都会运用同样的一种叙述模式。
吉卜林小说通常是由全知全能的外在叙述者进行管理和叙述，这是故事叙述的第一层面。作者可以依赖这个全知全能的外在叙述者，更加自由地掌控和安排故事情节，也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评论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这种公开的议论可以观点鲜明，并具有明显的感情倾向。我们往往很难区分开这类叙述者的声音和作者的声音，因为二者常常重叠在一起，这类叙述者是最贴近作者自我意识形态的一类叙述者。如果说这个全知叙述者是文本的组织者，那么作者吉卜林一定是这个文本的创作者，具有上帝般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力。透过这个叙述者所组织的文本内容，我们可以窥视到吉卜林的思想世界。
吉卜林常常运用人物（也包括动物）聚焦的特殊性来构成故事叙述的第二层面。在吉卜林的小说中，最常被采用的人物聚焦就是儿童和动物的聚焦方式，儿童和动物的聚焦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常常会使聚焦对象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人物聚焦是一种局部限知的叙述方式，所叙述的内容是通过故事中的人物的视角进行观察，然后进行讲述，所以故事中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会使文本更加耐人寻味。吉卜林小说常常具有一种奇幻诡异的氛围，有时是由于故事内容本身离奇，或者说是聚焦对象本身具有一些奇幻色彩，如《野兽的烙印》中弗利特被变成了一只眼睛后面发着绿光，不会说话，只会像狼一样咆哮的野兽。但是，大多数情况是由于作者采用了局部限知的叙述聚焦方式，将读者熟悉的场景或事物陌生化，从而产生新奇的阅读体验。如《白海豹》中透过小海豚柯蒂克的眼睛来看人类捕杀海豚的行为，会让读者意识到这是一场非人道的、赤裸裸的杀戮，这场屠杀无异于任何一场人类屠杀。吉卜林小说中这种以儿童和动物聚焦为主的叙述方式可以把枯燥的说理生动化，把沉重的话题简单化，把熟悉的情景陌生化。
第二节 象征性
象征性是吉卜林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他的笔下，象征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方法，它同时是一种叙事艺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到作者们有时会对事件进行议论，有时会对人物进行议论，通常前者显得更加突兀，更容易让读者意识到作者的介入。为了避免那些教条式的议论影响故事的叙述效果，小说家们会用一些戏剧化的场面或者是象征手法来隐藏他们的议论。布斯将这种场面描写和象征手法称为“含蓄的议论”，并以《呼啸山庄》里的自然环境和《荒凉山庄》中的雾为例进行说明。布斯强调说“象征的议论像其他任何议论一样，必须由有天才的人来写，至少得由有技巧的人来写，如果它要经得起时尚转变的话。”可以说，吉卜林小说中的象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杰作，历史更迭，时代变迁，读者们的理解会产生微妙地变化，这些变化会赋予小说中的象征以更多的阐释空间。
“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
吉卜林小说中常常可以看到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史诗般叙事风格，同时在细节上吉卜林又极为注重铺垫和伏笔手法的运用，这些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词汇、事物和主题都具有隐晦的象征意味。吉卜林小说中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不仅仅使故事更具哲理性，同时也可以让我们窥视到吉卜林的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几个内容，比如人的特殊性、物质财富的意义和人类的终极救赎等问题。
巴尔扎克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人的社会活动是其思想的物质表现，现实世界是精神世界的象征物。在动物与人类、人的外表与内心、人与社会环境、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和超验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象征关系。
根据巴尔扎克的观点，吉卜林的小说创作活动就是他思想的物质表现形式，每一个故事都会影射出吉卜林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在吉卜林的精神世界中，各种各样复杂的象征关系都可以在丛林世界或是儿童世界中得到阐释。
第三章 动物文学和儿童文学：自然、社会与人............76
第一节 人与自然............77
一、自然主义生命观：自由的本质.............78
第四章 丛林小说和异国小说：审美距离.............99
第一节 吉卜林小说中的心理距离和审美距离............100
第五章 吉卜林小说的观念内涵........126
第五章 吉卜林小说的观念内涵
从 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开始，欧洲探险家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新世界，他们在踏上这些土地的同时，也传播着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思想和信仰逐渐地渗透到了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从日常生活方式到诗歌艺术等方方面面。从1485 年西班牙战败起，这个“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就转移到了大英帝国手中，从此英语民族开始了向全世界扩张的历程。毫无疑问，大英帝国的存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文明版图的格局，强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命运和历史的进程。时至二十世纪，近五百年的历史中，这份历史使命感和自豪感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地融入到大英帝国民族的血脉之中，当然也影响着吉卜林。
第一节 世界主义
“一个希望坚持正义的人必须是世界主义者。”坚持正义意味着当个人利益被阻碍和损害的时候，一个正义者会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不惜放弃个人利益。当正义原则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个正义者依然选择维护正义，甚至不惜和整个国家对立。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正义是一种世界精神和世界意识，维护正义需要放弃国家概念。
世界性是一个超越民族、种族和国家的概念，它更像是一个存在于宇宙间的宏大空间。在世界范畴中思考正义性，意味着正义不是一个满足团体利益需求的、狭隘的、自私的思想理念，它必须是一个超越集体利益的、可执行、可操控的原则，“正义必须是某种知识”。人类要怎样判断那些行为是值得继续的行为，哪些原则是值得坚持的正义原则，或者说我们到底怎样生活才能算得上是一种正义的生活呢？
结论
无论从哪个视角阐释，吉卜林的小说归根结底都是在探讨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人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做人的问题。“在一个多世纪以前，人类是从个人角度进行思维的，到了19世纪上半叶，人类开始从社会角度看待自己了。”吉卜林是同时代少数几个从社会角度思考人类生命意义的作家之一。
人类从维持温饱的生存线上一路发展进化而来，到吉卜林时期，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人类似乎已经完全远离了生存危机，人们在狂喜中迷失了生命的方向。这些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诟病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欧洲科学技术文明向全世界扩张，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正迷失在过度膨胀的物质文明之中。无论我们制造了什么，发明了什么或者是追求了什么，但归根结底，人类想要的是幸福生活。事实上，幸福是一种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所以幸福感本身和任何物质都没有关系。吉卜林是超越时代的先知之一，他从周遭的喧嚣和狂喜中挣脱出来，鲜明而热情地书写人类的自然美，敏锐而预见性地警示人们不要迷失在现代文明所缔造的物质过度需求中。人类福祉是一切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发展的动力所在，政治和经济，自然和社会，道德和伦理等范畴中的后殖民问题、身份危机问题、民族种族问题等宏大的概念，归根结底是关乎人类何去何从的问题；在吉卜林看来，灵魂的终极救赎是人类可以回归伊甸园的唯一途径。
1905 年，爱因斯坦连续发表了五篇震惊了世界的原创性论文，完全改变了西方的绝对主义科学观，也彻底颠覆了达尔文式的进步观。现代西方人的理性主义思维模式被彻底颠覆了。二十世纪初，当达尔文的进化论才刚刚被人类消化吸收之时，爱因斯坦又提出了相对论，指出宇宙“万物同源”，这无疑是一场思想地震。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的哲学观认为万物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真理。时至今日，理解并接受爱因斯坦的理论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同时期的吉卜林却率先地在小说的世界里探讨起世界的相对性和同一性问题。吉卜林的文学作品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他能够引领着每一位读者逐渐地敞开心扉、感受自然、重新审视世界、思考生命本质并最终通往万物本源，回归到灵魂深处的家园。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三：萧红小说创作的文化困境研究
第一章 社会文化环境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社会文化环境主要是指影响作家创作的外在文化环境，它包括作家所处时代的文化环境和作家生长生活的文化环境两个方面，是影响作家创作不可缺少的因素。萧红 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的呼兰县，此时中国正如火如荼的上演着辛亥革命，1942 年寂寞的死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香港。萧红的一生，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初中时代也有过参加游行示威的壮举，有过对战争不满与憎恨的呐喊，可这些经历都是有限的，她更多的时间都是在为躲避战争而奔波，对战争和战场的了解是很少的，特殊的社会环境本应该成为萧红创作的一种巨大的“外在动力”，但由于萧红对战争的不熟悉，使得她很难写出宏伟壮阔的作品。
第一节 时代环境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30年代开始，随着政治革命的迅猛发展，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迅速的向政治靠拢，文学创作也不例外。正如朱自清所说：“抗战以来，第一次我们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代，对于中国的文人志士来说是一个重新思考文学性质和写作价值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践踏着祖国的土地，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正在残杀着祖国的同胞，此时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民族抗战刻不容缓。在统一抗战口号的号召下“许多作家把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感受，自己的艺术特色置于次要地位，开始以新的姿态投入到文学创作活动中。”抗日题材小说和战时报道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如知名女作家丁玲，便一改早期苦闷彷徨、颓废的文学创作情绪，开始走上抗战文学创作道路。抗日战争期间，丁玲创作了大量与时代主题相契合的作品，1932年创作的《北斗》、1933年创作的《夜会》和长篇小说《母亲》等作品都是积极响应左联号召抗战文学。擅长幽默讽刺文学创作的老舍，也放弃了早期的文学创作风格，开始创作一批写动员抗战的新式文学作品，如写于1939年的4幕话剧《残雾》、写于1941年的3幕话剧《面子问题》、写于1943年的长篇小说《火葬》等都是为了适应抗战形式而创作的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作品。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不在是作家唱的独角戏，它已经成为宣传和教育民众团结抗日的工具。正如龙泉明所说：“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所表现的一元化倾向，即以一个政治理想、一个思维特征、一个创作方法去规范作家和作品，正显示了这种时代发展趋向。”文学已经开始自觉的服务于政治。
第二节 地域环境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可以说，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起很大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作家创作心理、创作风格的形成。一生颠沛流离的萧红，从23岁离家后，就在全国十几个城市辗转奔波并生活，居住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可以说，这段时间应该是萧红丰富人生阅历和接受不同地域文化的最佳时机。然而在萧红的小说作品中，我们却很少能看到与这段生活有关的片段，像《生死场》、《家族以外的人》、《后花园》、《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这几部萧红较出名的小说作品，萧红选取的都是她家乡附近的小山村作为小说的结构框架。造成萧红在小说作品中大量书写黑土地文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萧红在黑土地上生活的时间较长，虽然23年的生活也有许多的不如意，但毕竟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样她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体验生活。评论家朱曦说得好：“作家的童年、青年时代，应该是播种、创造的时代”。离家后的8年时间里，萧红生活大多时间都是处于衣食无着、居无定所的状态，当物质生活稍有好转的时候，她的情感生活又出现了问题，所以她一直被生活的琐事紧紧地锁住，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周遭的一切。因此在创作时，萧红只能将目光投向她所熟悉的黑土地文化，而远离那些她不熟悉的事和人。童年和青年的生活经历成了萧红一生创作的源泉，使得她创作出了《生死场》、《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等优秀的小说。成年后贫穷、琐碎的生活，缩小了萧红的创作视野，使得萧红的小说创作水平没能走向更高的层次。缺少对更多地域文化的理解与接受，这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又一文化困境，它使得萧红小说创作背景和人物都受到了局限，但这并不是说对黑土地文化书写的部分没有优秀的部分。正是萧红熟悉黑土地的一草一木，她了解黑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使得她小说中关于黑土地自然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两部分的描写成了文学史上经典不衰的篇章。
第二章 复杂的个性心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第一节 萧红的才气写作
胡风在《悼萧红》中说，萧红“ 可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只是初中毕业的萧红根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写作理论和写作技巧的教育，她是凭借先天的写作才能和感觉进行小说创作的。散文化的小说结构和个性化的小说语言，使得萧红的小说偏离了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萧红这种与主流话语的疏离与选择，是不被理解的。萧红所追寻的这种写作方式，使她与当时的时代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也使她由此陷入了思想先行者的精神寂寞与孤独之中。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
萧红的创作是凭感觉进行的，她大胆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付诸于作品。著名学者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是这样评价萧红“散文化”的写作形式的：“诗人不会担当不起诗的譬喻：萧红是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是‘诗之小说'的作家，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笔致，牵引小说艺术轻疾柔美地翱翔于散文和诗的天地，令一时的人们产生了对人间才华何等殷切的期待……”在萧红的小说中，我们难以区分作品中哪个是主要人物，哪个是次要人物，我们也难以找到贯穿整部作品的故事情节，这就是萧红散文化小说结构的主要特征。被淡化的人物和情节，用自由开放去代替惯用的时间和空间的叙写，小说的内容跟着作者的思想到处游走。
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完成于1932年，这篇作品的完成，也标志着萧红散文化的小说创作形式的开始。整篇小说由 6 个小节构成：王阿嫂不分昼夜的给地主做工；小环的苦难身世；王大哥之死；王阿嫂被地主和贫穷折磨致死……整个作品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小节与小节之间也没有因果联系，作品是由一个一个生活场景构成的，故事在作者自然地抒写下平淡发展着，可当读者阅读完作品后，他们感受到的却是这种平淡后的震撼。
萧红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写作中她注重更多的是对生活的体验和自身感觉，她尊重生活所给与她的一切，也善于运用这一切。也正是这种杂乱无章、不带因果的小说结构才让读者感受到它与现实生活的接近。现实的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并非所有的事都有理有据，有因有果。萧红通过这种感性化的写作手法为读者更直观、更自然的展示了这个现实的世界，也充分表露了萧红个人对现实生活以及小说创作的独特理解。
第二节 萧红的文化接受过程
一、古典文学对萧红的影响
葛浩文曾经评价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萧红出生的家庭是旧式的地主家庭，祖父、伯父、父亲，包括母亲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因此萧红从小就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幼年时，祖父教着背古诗，伯父教着写古文，这些古典文化教育的积淀，都对萧红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在萧红的小说中注重像诗歌一样的意境营造，这些都提升了她小说的艺术氛围。爱情题材的小说《小城三月》是在这样的一种的氛围中展开，“天气突然热起来了，说是‘二八月，小阳春’，自然冷天气要来的，但是这几天可热了。……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在榆钱还没变黄之前，大街小巷到处飞着，象纷纷落下的雪块……春来了。人人象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这种自然随意的叙述，在萧红的作品中多不胜数，萧红用散文化的笔调、诗歌一般的意境，讲述着呼兰小城上演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传统守旧的翠姨偷偷喜欢上了“我”读大学的哥哥，本以为翠姨可以冲破旧思想，争取自己的恋爱自由，但她却没有这么做，只是偷偷地喜欢着哥哥。最终家中给她安排了封建包办婚姻，翠姨因不愿屈从，郁郁而终。翠姨的死让结局略显凄凉，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和这个早逝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也带来了对封建制度的反思。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开篇这样写道：“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雾气象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萧红这种在开篇就营造凄凉氛围的书写方式，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借鉴，凄凉的氛围影响着读者的心绪，也为小说主人公凄惨的遭遇、悲凉的结局做一个影射和铺垫。
这些写作方法的成功运用与其童年所接受的古典文化熏陶与学习是分不开的。在萧红很小的时候，祖父张维祯会时而不时的将一些简单易懂的诗歌教给萧红，不仅教会背诵，也教她理解诗歌的意思，这种启蒙性的教育，成为萧红一生都受用的财富。《呼兰河传》中曾有这样一段萧红跟着祖父学诗歌的介绍：“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这就是萧红童年学诗的真实写照，琅琅上口诗歌是萧红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她最喜爱学习的东西。童年另一个教授萧红古典文学的人就是萧红的大伯父，萧红的大伯父很喜欢阅读古文，而且会经常在家里给萧红朗诵和讲解古文，这些都使萧红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这样，幼年的萧红晨起读诗，白天学古文，不仅把家里关于古文的书籍都读完了，还像老师、朋友、亲戚借书阅读。在这样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萧红的文学造诣不断的提升与进步。小学时，她的作文就时常被老师赞赏，并作为范文朗读给全班同学。童年的这些经历是萧红一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是开启萧红走入文学殿堂的钥匙，正是童年对古诗和古文的学习，才使得萧红在文学创作上更具自信，更有自己的写作特色。这种古典文化的积淀，也是文化接受的一部分，它影响着萧红的小说创作。
第三章 坎坷的经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36
第一节 家庭的不幸及影响.............36
一、对“父亲权威”的颠覆.................36
二、对“母亲神话”的解构...............38
三、回归：温情的后花园...............39
第三章 坎坷的经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
萧红一生经历坎坷，出生后父母的冷漠，成年后恋人的背叛，蛰居香港后朋友的不理解，这些都刺痛着这位敏感的女作家。作为作家的萧红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最好办法就只有求助与写作，将这些不幸的生活、爱情经历写入作品，来实现对生活的逃脱和控诉。萧红一生都是孤独的，孤独的生活，孤独的漂泊，孤独的死亡。家庭中，她渴望亲情；婚姻中，她期盼爱情；生活中，她希冀友情，然而现实却没有给予她想要的一切，所有的挫折与不幸都深深地刺激着她。爱的缺失使得萧红在对待感情和社会现实时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心态，想拥有却又得不到，使得萧红的意志和情绪都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她小说作品也多写自身情感和内心体验，多呈现生活中阴暗的一面，虽然这些书写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和她所处时代妇女的不幸，但小说中多感慨生活之艰辛，女性之苦难，看不到一点光，这使得萧红的小说创作陷入了一个重感情、偏体验的困境。
第一节 家庭的不幸及影响
一、对“父亲权威”的颠覆
萧红一生辗转奔波，经历了各种不幸与伤痛。可以说，萧红一生的悲剧都源于16岁那年的抗婚与父亲决裂。和父亲的对抗，导致了她一生的无家，导致了她一生的漂泊。在萧红的记忆力，父亲并没有给过她多少关心和呵护。从出生到逝世这31年人生，她和父亲过着的都是打斗和对抗的生活。
结语
萧红生于多事之秋，31年的短暂人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躲避战乱而四处流走。31年里，萧红一直在寻找家人的爱，恋人的爱，朋友的爱，可却一直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感悟型、体验型、情绪型的作家，可以说，这些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苦难体验，即是萧红小说创作的源泉，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萧红小说创作不可跨越的障碍。对战争的恐惧，使得敏感多疑的萧红不敢接触战争，这就导致了她文化视野的偏狭，只能在小说中书写她熟悉的故乡。一生颠沛流离的生活，萧红把大多数时间都花费在处理生活琐事上，没能去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这就使得她的小说创作后劲不足。亲情、爱情、生活上的不顺利，使得萧红在现实社会中难以找到一个支撑点，她渴望一切，而又得不到，她只能将不满与憎恨付诸于小说作品中。萧红的心态是矛盾的，她想写好每一部小说，然而她又难以跨越小说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障碍。在对萧红生活的社会环境，个性心理和生存际遇做出考察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萧红是3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优秀的作家，但不是伟大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有优秀的篇章，但也有很多的不足，不足十年的创作生涯里，她孜孜不倦的耕耘着，成就与遗憾并存，这正是萧红小说创作体现出来的文化困境。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四：《雷雨》的经典化考论
第一章 文学作品经典化的体认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本身包含着诸多影响因素，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与文学评价机制对作品的影响在其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此出发，笔者概述了《雷雨》成为经典过程中所包含的基本因素，尤其关注到作品发表初期学界“误读”的存在，以此形成自身对《雷雨》经典化构成要素的基本体认。
第一节 经典化的构成要素
文学经典指的是文学史上具有权威性与典范性的文学作品，这种权威性、典范性主要是从文学艺术层面来谈的。关于文学经典的具体内涵，荷兰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有着重要的论断，文章指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当然，这是对文学经典理论意义上的命名与概括，它规定了作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的主要特性：价值性、教育性、典范性。但文学经典的生成本身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中包含着诸多参与因素，童庆炳先生为此从文学经典生成的角度出发，指出成为经典需要具备的六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4）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5）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6）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观念。”童先生还针对这六个要素做了详细的解读与阐释，他指出：“前二项属于文学作品内部要素，这里蕴含‘自律’；后二项属于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因素，这里蕴含‘他律’。其中，第三项‘读者’和第四项‘发现人’处于‘自律’和‘他律’之间，是内部和外部的连接者，没有这两项，任何文学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这便使我们进一步厘清了文学经典生成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更加理性的姿态参与到文学经典生成的讨论中去。
因此，一部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的生成需要诸多因素的参与，而对作品自身价值的发现与挖掘则是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点。当一部有价值的作品被发现后，其意义便随着它在与文学话语场的对话与交流中逐渐显现，作品中所蕴含的带有经典特征的元素也能在比较长时期内被不断重提与再释，如此我们便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确立与保存作品作为经典的价值意义。除文学权力话语的影响之外，批评家的评论与再释及读者的阅读期待则是作品成为经典的重要途径，批评家与读者在此起到了文学作品“发现人”的作用，并通过文学作品的“自律”与“外律”逐步建构出自身的经典化。
第二节 《雷雨》经典化的基本概述
一、《雷雨》的发表与文学史定位
总体来看，《雷雨》的发表过程充满了曲折与波动，它的出现首先离不开曹禺在南开中学时的挚友靳以的努力。曹禺完成《雷雨》的初稿是在 1933 年 8 月，当时就把稿子交给了正在筹备《文学季刊》的靳以，靳以希望将挚友的大型话剧推荐出去。他首先将《雷雨》推荐给了与自己共同承担《文学季刊》的主编郑振铎，但郑振铎看完剧本后却“认为剧本写的太乱而搁置下来”。靳以的首次推荐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就此放弃，而是积极奔走于有影响力的人物之间。不久之后，他又将剧本《雷雨》交给李健吾看，李健吾是当时《文学季刊》分工负责审读剧本的编委，在戏剧方面造诣很深，是有名的戏剧大家。但李健吾在看过《雷雨》稿子后并未答应发表，“不肯推荐这个剧本”，至此靳以的第二次推荐也以失败告终。
尽管两次受挫，但靳以并未放弃对剧本《雷雨》的推荐。他的第三次推荐找的是当时名气很大的巴金，希望借巴金的名气来实现对《雷雨》的成果推介。时值巴金来北京看望沈从文，其住处就在《文学季刊》的编辑部所在地。靳以在一次与巴金的交谈中，得到巴金主张要注意文坛新人的讯息，这便给了靳以足够的动力去推荐曹禺的剧作《雷雨》。令靳以不曾想到的是，巴金对《雷雨》的评价极高，这突出地表现在巴金在 1940年所写的《关于<雷雨>》中所提到的基本内容：“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房里，我翻读那剧本的数百页原稿时，还少有人知道这杰作的产生。我是被它深深感动了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而且为它掉了泪。”从话语表述中可以窥见巴金对剧本的喜爱程度，因此在读完剧本的第二天，他就推荐给了郑振铎，并力促将剧本“在《文学季刊》一卷三期（1934年7月2日）上一次登完”。靳以的第三次推荐获得了成功，而巴金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以艺术家的敏感和高超的识别力发觉了《雷雨》的价值，也为文坛对曹禺的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雷雨》的最终发表也离不开靳以的不懈推荐，也正是凭借着靳以的推荐才使得曹禺的才华没有被埋没，他与巴金可以说是曹禺共同的伯乐，他们不仅促成了《雷雨》的发表，而且让文坛见证了剧作大师曹禺的出现。
第二章 《雷雨》经典化的基本过程
《雷雨》的经典化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它在多重的社会历史语境下都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传播与文学评价机制中获取了自我占位的象征资本，并且这些资本不断累积，最终将其推入到文学经典的殿堂中去。这其中既有《雷雨》在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舞台演出以及影视改编中的持续存在，又有其在不同阶段文学评价机制中的对位出演。而随着新世纪以来社会时代的发展，《雷雨》在成为经典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将成为其继续经典化的助推力，帮助其实现经典地位的巩固与加强。
第一节 概述：多重语境下的存在
《雷雨》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已经过了 80 多年的历史变迁，在今天依然能作为经典作品为国内甚至是世界文坛所推崇。《雷雨》从最初的鲜为人知到如今作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期间经历了诸多文学语境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其在多重文学机制与历史语境下的再生。《雷雨》的经典化有其独特的过程，其中既有作为戏剧的它在不同时期的演出，又包括了文学评价机制中对它的不断重读与再释。学界围绕《雷雨》的演出及评论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术圈子，并随着时代的变化相应地做出了自身的调整，以适应文学发展的大趋势。
政治文化环境对《雷雨》的影响是探讨其在多重历史语境下存在的关键点，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梳理出《雷雨》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发展线索。《雷雨》诞生之初主要受到的是抗战语境的影响，而其自身也因对抗战主题的回避而不为广大批评家群与读者群所接纳。曹禺在剧中讨论的是人的命运的悲剧感，这似乎是对“五四”时期部分作家所表现的“沉沦”主题的回归。随着抗战文学的深入发展，抗战的历史语境逐步深入到了作家、作品的生存中，而《雷雨》中所展示的“宿命论”主题与抗战大环境相去甚远，因此这一主题成为批评家攻击的对象，由此出发便开始了对其的批评与指责。也正是这种批评之音的出现，使得《雷雨》并未被时代潮流所淹没，在此时代语境间接地将《雷雨》推向了文坛。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界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着作家创作、批评家评论的空间，文学作品自身的文本意义、思想内涵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此时期的曹禺应时代变化的要求，对《雷雨》做了几番修改，使得剧作基本上沿着时代语境所划归的道路前进，因此得到了当时学界的认可。《雷雨》在此时期几经修改，在磕绊中艰难前行。而到了“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论的意识形态使得文学作品基本上消失殆尽，此时期的《雷雨》也在时代的黑手下遭到了扼杀。
第二节 文学传播中《雷雨》的经典化过程
《雷雨》的经典化首先离不开自身的传播影响，这充分体现出一部经典作品所具备的艺术价值，同时也直接建构着作品成为经典的运行机制。《雷雨》所内蕴的文本价值与表现力使其拥有多样的传播方式，并且在不同的传播方式中都表现出了自身强大的影响力。不同版本的《雷雨》的存在首先传达出了作品所饱含的艺术经典价值，并且这种价值意义在舞台演出、影视改编等层面的传播中表现得更加明显。透过多样的传播方式可以窥探出一部作品的价值意义，而《雷雨》正处在这样的逻辑结构中，它用独特的文化体认向文坛、话剧、影视等传播媒介领域表达出自身经典化实现的渴望，并在多样的传播语境中完成了这一目标。
一、《雷雨》不同版本中经典化的透视
对《雷雨》不同版本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其作为“经典化”文本的主要发展脉络，同时也能发现作者曹禺在不同历史境遇下对不同文化背景所做的准确判断，以及他在准确定位中对自身文学思想的不断调整。从版本的角度透视《雷雨》的经典化过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单一、平面化的研究方式，从而更好地建构经典化研究基本的取向。
《雷雨》最早发表在1934年7月《文学季刊》一卷三期上，郑振铎、靳以任主编。这可以看作是《雷雨》的初版本，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在走向成熟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因为此时的《雷雨》并未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其影响力便不同程度地削减，这种状况直到 1936 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雷雨》单行本后才有所改善。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此时剧本的多处细节发生了改变，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与社会状况是密不可分的。曹禺在改版的序言中指出：“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不无关系，从中可以窥探出曹禺对创作主体情感因素的重视，他更加注重自我内心的表达以及对作品人物情感的准确定位。
建国后，开明书店 1951年出版了《曹禺选集》，其中收录的《雷雨》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改动。但此次改动的力度很大，剧作的主要人物形象较之 1936 年版均有较大变化，原作中的序幕和尾声也不见了踪影。此时期的版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曹禺自身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这首先离不开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建国后的曹禺逐渐接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同时，阶级论方法的影响力也驱使着他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曹禺还在修改后的版本中突出了现实主义精神，序幕和尾声的去掉正印证了这点。但这次的改版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曹禺在 1954 年的《曹禺剧本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中又将剧本《雷雨》回归到1936年的版本内容上，只是在序幕与尾声的处理上延续了 1954 年的版本，这充分说明《雷雨》初始版本的重要地位。当外部思想的影响力在减弱时，作家原有的思想得以回归，于是1954年的再版便自然而然出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章 《雷雨》经典“场”的解读 ……………27
第一节 曹禺创作《雷雨》的观念场 ………………27
一、“郁热”的悲悯感 ……………27
二、“极端”的挣扎感 ………………29
第三章 《雷雨》经典“场”的解读
曹禺的剧作《雷雨》作为文学经典的已经成为学界不争的事实，从它所借助的多种文学传播形式的传播影响到文学评价机制下人们对它的不断重读与再释，《雷雨》经历了不断被经典化并且最终成为经典的伟大历程。然而，当我们对《雷雨》的经典“场”进行重新审视时，不难发现构成“场”的诸多因素之间存在着的相互关系。这其中既包括了作者曹禺在创作《雷雨》时的思想内涵与价值观念，又离不开《雷雨》在创作初期及传播影响时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其接受者所起的重要作用，二者在相对稳定的对位结构中有着较为平衡的关系基础，并共同促成了《雷雨》的经典化建构。围绕《雷雨》所形成的经典“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信息时代大众媒体的新发展，《雷雨》的经典传播必然要经历新的变化，而《雷雨》自身所具备的经典价值将使剧作产生新的生命力。
第一节 曹禺创作《雷雨》的观念场
作家在创作时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创作，因此成为作品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而作家最初的创作往往带有模仿的痕迹，一方面带有对自身写作欲望的展示，这之中较少含有对写作功利性指向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将对创作的期待转化为创作冲动，以全身心的姿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以独具自我特色的创造力支撑着整部作品的完成。《雷雨》饱含着曹禺的创作冲动，钱理群总结道：“他（曹禺）的创作的原初冲动，来自发泄自己情感的内在要求，来自对于不可知的现象的莫名的困惑、恐惧、憧憬与诱惑，是一种生命的召唤。”曹禺肯定了这一论断：“《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由此可见，《雷雨》的创作冲动在于作者曹禺自我心理的驱使与自我生命的灵动，这也构成了剧作基本的艺术格调。
结语
经典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参与，其中包括了围绕《雷雨》所形成的经典“场”的多重因素的存在，如曹禺自身的价值观念、《雷雨》自身文学接受场与传播场的形成等方面在其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品自身的价值是决定其成为经典的关键性因素，但外部批评家的持续关注与读者持续的阅读期待在其成为经典的过程中同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雷雨》自身随着时代境遇的变迁在评价机制、舞台演出、影视改编、翻译译介等方面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它能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身的结构范式、人物构成、语言表达、逻辑运思等层面适时做出调整，这充分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所在。在今天，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雷雨》的经典化地位，但我们更需要做的则是对它经典化的形成进行深入的挖掘与探讨，以此来建立一般意义上的作品经典化建构的研究范式。
通过对《雷雨》经典化的分析，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雷雨》经典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影响经典形成的制约因素，并厘清了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对其在发生学、历史学、接受学、传播学、版本学等诸多层面的考论，这在当下为《雷雨》的深入挖掘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思路，开拓了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在当前形势下，我们正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雷雨》经典化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过程中为培育新的文学经典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五：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考察
第一章都市肇始的日常书写者：韩邦庆
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长廊中，有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却少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和平常日子，也即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以至于张爱玲将18世纪《红楼梦》的成功解读为对“爱情荒”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突破，而同样受其推崇《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上花》）尽管“第一个专写妓院”，并以“禁果的果园”填写“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却终因种种原因而不被世人了解，这是她甚为惋惜的。张爱玲对于这些小说理解的背后当然有相似文学观念的遇合，也的确指出了《海上花》这部吴语小说的某些特异之处。
第一节将失”的乐园“：妓院的情感形式
妓院的存在在中国由来已久，在文学长廊中，妓女形象也分外多。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佳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妓院，唐传奇和绮丽的花间词里不乏这样的人物，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红佛夜奔等，他们不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男子人生美境的背景和陪衬，便是遭遇“始乱终弃”的烈女弃妇。在女性尚未取得独立身份和地位且男女交往不自由的男权社会，女性情感的遮蔽以及普通两性情感缺乏关注是非常自然的。无论是以技艺悦人的歌妓、艺妓还是以色相侍人的官妓、私娼，其依附的地彳立和集体的失声是一致的，妓女在妓院里找寻情感的尝试几乎注定是失败的。但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妓院的繁闹却带来些微历史新气象，妓女形象似乎发生了逆转。在金钱与欲望力量的参与下，妓院的情感形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二节流动的时空：移动与空间
与乡村生活的闲散不同，上海人日常生活是匆忙的，韩邦庆通过人物在都市地图中不停地穿行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充分表现出人与人生活与步履的交汇，他创造运用了“穿插”之笔法，也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创造性地编织了能够吸纳都市众多人物的人际网络；虽首尾照应，以赵朴斋来上海寻舅起，以赵二宝困顿中做梦终；虽也有串联人物，前为洪善卿，后为齐韵叟，但这些人物在小说中，与其他人物相比，并不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和结构性地位。小说与其说围绕人物结构全篇，还不如说是以都市空间为经编织进各类人物。围绕租界中各个高级妓院，以及与之串联的都市四大空间，将各色人物编织入内，在妓院牵连的都市空间中，不同的人在此穿梭交汇，演绎日常生活的故事。如果将小说结构用图片表示的话，时间地理学的“时空图”是非常合适的。
时间地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瑞典地理学家特斯腾哈格斯特朗及其领导的隆德学派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表现并思考在时空间过程中人类行为与客观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论。其特点是“研究物质及社会环境中限制人的行为的制约条件，来说明人的空间行为”，“并且认为人的活动是由一定时空间环境条件下的一系列连续并且相关的事件所构成的”。“时空图”这一基本模型，可以直观地看出都市人在穿越时空的日常社会活动的基本结构。
所谓“时空图”是以动态地图来表示个体在时空中移动的路径，它是三度向量的动态地图，即二维向量空间加上时间轴所组成。它藉由人们的移动路径、停留地点和活动束三者来说明人们在时间与空间的预算下所展现的空间行为。它描述了曰常个人活动的空间制约和时间制约，说明了人们为了达到特定目的（或“计划”）而从一个地方（或“停留点”）向另一个地方移动而产生时空间“路径”的方式。
第二章殖民都市的批判与照相者：鲁迅
第一节走向都市市场的作家
鲁迅自早年从小城镇“绍兴”出发，逃异地、走异路，一生辗转于不同的都市中：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对于中外不同类型的城市生活均有所儒染和观察。在这些城市中，北京和上海因为居住时间较长，在鲁迅生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北京到上海的过渡，不仅是社会地理和生活环境的变迁，更促成了鲁迅作为自由撰稿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从而带来了文学创作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变化。
在南下厦门和广州期间，摆脱对“官”的依附的鲁迅，先后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的教授，但因为与校方或教授的摩擦，很快便辞去教职。在厦门他感觉到与世隔绝、缺乏信息刺激的寂寞；在广州既感到在校务中耗费光阴的无谓，更是被“血”吓破了胆。1927年10月3日，当他与许广平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轮抵达上海时，寓在码头不远的共和旅馆，显然并没有立意留下，此时他已经对进入高校教书没有太大兴趣，认为高校日渐为金钱和权力所侵扰，只想找个地方“译书”卖稿为生，而能否继续创作，他并无确信（“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他在写给别人的信件中写道：“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显然，就卖稿的环境而言，没有比当时的上海更为合适的。但鲁迅对于商业气息、流饭气息和殖民色彩浓厚的上海颇有些水土不服，他的终于延滞而停留，实则是无处可去的窘境。而他与上海的正面遭遇在那个时代也颇富意味，值得再三审视。
如果将北京时期和上海时期的鲁迅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上海对于鲁迅个人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上海发达的出版市场和文化环境促成了鲁迅作为现代自由撰稿者的身份转变；二、在对“官”、“商”的抵制和文化批判中，鲁迅从浪漫的文化启蒙者和学院派知识分子成长为成熟、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三、文化市场中的卖稿生涯和都市中的日常生活，增强了鲁迅与大众和现实中国的联系，也不断调整着鲁迅对知识分子在文化启蒙事业中的定位，前期高高在上的道德优势在上海时期有所调整，变得更为亲民。
第二节都市日常众生的照相
鲁迅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正是视听觉媒介兴起的时代，石版印刷术、照相术和声音复制技术、有声电影相继出现，并对公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现代生产条件的变化也影响到艺术领域的生产，从而带来艺术文体的新变。鲁迅作品中的视觉性因素曾一度引起研究者关注，特别是著名的幻灯片事件中视觉媒介带来的震惊被阐释为现代中国文学的起源，鲁迅小说作品中的形象性、镜头感和画面的蒙太奇效果均可看做是视觉媒介特别是电影的影响。谈到鲁迅的杂文，一般研究者大多会注意到受新闻媒介影响而呈现的报刊性特征，笔者在硕士论文中也曾分析过鲁迅杂文在对报刊的适应过程中带来的文体特征，如混杂性和互文性等。作为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和极度敏感的文学生产者，鲁迅作品受到电影、摄影、绘画、新闻等多种媒介的交互影响是必然的；但在探究20世纪30年代都市上海与鲁迅的写作关联时，“历史照相术”这个词似乎更能概括鲁迅看取都市的角度和文学实践，也就是从摄影角度更能把握鲁迅面向都市的杂文写作的本质特征。本节将结合作品分析照相术与鲁迅后期杂文的关联，鲁迅对都市生活的两种照相方式及对都市日常生活照相背后隐含的历史观和道德选择。下面分为三部分分析：
一、鲁迅与照相的显在关联和认识
摄影于1839年正式诞生。随着摄影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久之后便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譬如晚晴妓女盛行拍摄肖像小照附赠客人留念或广而告之之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作为电影宣传促销的首选。在中国，摄影术正如东洋车、汽车等一样，是由外国人引进的。中国第一家照相馆可能是赫门赫斯本在1852年于上海福州路开设的，到1907年，整个上海己有十家以上的照相馆。
照相从题材来看，肖像照和风景照是两大主要内容，而前者更为常见，应用也更为广泛。早期的肖像照通常是静态的，仪式感很强，是正襟危坐式的，这与早期摄影技术需要长时间曝光有关，以致形成一种程式。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提到，“那个时代的被拍者需要有个支撑点，以便在长时曝光的过程中保持固定不动”，如台座、小栏杆、椭圆小桌之类，这一点我们从鲁迅所留下的那些照片中依稀可以看到。
第三章时代梦魇的日常呈现者：张爱玲.....104
第一节“戏剧化”与日常生活....105
第四章弄堂生态的持久关注者：王安忆......154
第一节弄堂生态.........154
第五章百年都市日常的见证者：上海的女佣部落.....184
第五章百年都市曰常的见证者：上海的女佣部落
毋庸置疑，城市的发展和世界的城市化是现代最令人瞩目的事实之一，从乡村社会形式向城市社会形式过渡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已经走过了较远的路程；而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进入城市化全面推进阶段，因此，对于新的都市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深刻变化，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储备和理性认知，而从文学角度，对于这一变化进行自觉追踪和摹写的作品也还不那么丰厚。但可喜的是，都市文学创作和研宄已经引起较为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对于有着都市文化传统的上海都市文学的关注，而文学评论界对于“乡下人进城”叙述的聚焦也表现了文学界对于时下中国城市化现实的直视和参与。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检视以往的都市文学作品，关注文本中那些隐蔽、騎淡的都市边缘人群，是可以有别样的发现的。
本文将立足于文本的具体解读和比较，分析探讨这些来自乡下的都市底层女性，是如何面对都市和如何适应都市的，她们又是如何经由作家的笔触而塑造出来的。这里就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即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在我看来，走向都市的她们和立身都市的作家都提供了一种极富意味的都市形式，也标示着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痕迹。之所以选择上海女佣这一都市边缘人群作为考察对象，一是因为这些女性因为职业的关系进入的是都市生活中较为恒定的日常面，更能窥见都市内在的变化；再者，都市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对人类生活模式的影响不是突变和断裂的，城市生活特征主要在城市中体现，而在那些从乡村向都市迁徙的人群中，这种冲突和渐变就表现得分外明显和富有意味。
结语
从以上的作家专论和文本考察中可知，百年文学上海的都市日常书写与商品经济的繁盛、市民阶层的形成、政局环境的宽松等都有一定关系，市民生活繁盛、市民文化发达时，日常生活书写的数量就多。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都市肇始之初，随着太平天平战争和鸦片战争期间涌入的移民多为城镇富庶的士绅阶层，他们成为最早的中产阶级；随移民而来的是中国最早的房地产业在上海兴起，由妓院带来的娱乐消费产业和商业的日渐繁盛给城市带来生机，日常生活逐渐卷入商业逻辑的游祸中，从而带来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形式的变动，而外来殖民者的权威尚未强大到引起市民的认同焦虑。20世纪20-30年代更是上海城市发展中的黄金时期，都市文化市场发育成熟，知识分子普遍的殖民焦虑使得他们与都市的关系更为复杂，都市书写常混杂着暖昧、郁闷的国族情感；1940年代上海的论陷则在政治管制层面剥离启蒙、救亡的宏大叙事，为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让出了地盘。19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的恢复，个人价值开始逐渐为人意识，宏大叙事的吸引力减弱，日常生活获得了独立审美的价值。因此，这四个时期几乎都表现为共同的日常生活书写的繁盛。
同时，日常生活叙事与作家秉持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有很大关系，从日常生活书写都市的作家大都秉持平民的历史观，不再相信单向的线性文明。日常生活叙事也是在宏大叙事的缝隙中生发出来的，宏大叙事对于日常生活形成抑制，但是也会激起日常生活叙事的反弹及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或超越，日常生活虽显专制、平庸、单调，但也蕴藏着颠覆和创造的可能。韩邦庆的都市书写通过最早的办刊实践推进，他的文人趣味与早期市民读者的传奇化审美习惯的相学，决定了他充满明清文人气息的妓院想象和叙事上的经营很难为人所认可。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六：试论中国古代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表现
第一章 从细节上体现中国古代的文化
第一节 在语言方面使用古人的口吻讲话
武侠小说所描述的基本上都是古代的事情，金庸的武侠小说也不例外。所以阅读金庸的小说时，必然地会接触到许多古代的词汇，古代的时间表达方式，古代的说话方式等等，一系列和语言相关的文字。它们都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的诸多细节，是中国古代文化在金庸小说中最生动、最具体的表现。
一、 时间的表述上
古人对于时间的表述，和现代人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对于年份的表述。这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古人所独创的一种纪年方法，即天干地支纪年法。所谓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就是每一年可以用两个字表示，第一个字是从天干中选择的，第二个字是从地支中选择的。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比如第一个是甲子，那么第二个就是乙丑，第三个就是丙寅，第四个就是丁卯……依次类推，从一个甲子到下一个甲子是六十年，也就是说六十年一轮回，六十年一个周期。
金庸的小说是怎么来融入天干地支纪年法这一有趣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呢？我们来看看《鹿鼎记》的第一回“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在这一回中，讲到了浙江湖州的庄家庄允诚和庄廷鑨父子主持编纂、刊印了一本史书《明书辑略》，这本书是在清朝建立之后刊行的，但是书中的纪年没有按照清朝皇帝年号而是依旧按照明朝皇帝的年号，这就招来了无耻小人吴之荣的告发，进而掀起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一桩文字狱——明史案。
在金庸的小说里是这样写的：吴之荣翻阅《明书辑略》，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第二节 穴道的描写上，富有医学根据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写到的穴道，完全是依照中国古代医学上的名称。而且在打斗中所点中的部位也与中医中所讲的穴道部位完全吻合，丝毫没有凭空想象和随意捏造穴道名称的地方。金庸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所讲到的穴道所处于人体的哪个地方和此处穴道对于武侠中某位人物的重要性。还常常不吝笔墨的予以详细介绍。如《神雕侠侣》第二十八回洞房花烛中，作者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百会”这个穴道对于杨过的重要性，就写到：
“百会穴”当脑顶正中，自前发际至后发际纵画一线，自左耳尖至右耳尖横画一线，两线交叉之点即为该穴所在。此穴乃太阳穴和督脉所交，医家比为天上北极星，所谓“百会应天，璇玑（胸口）应人，涌泉（足底）应地，”是谓“三才大穴”，最是要紧不过。
在这里金庸对百会穴的介绍，一方面使我们对于这一个穴道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也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当然除了百会穴，我们通过阅读金庸的小说，还知道了位于左手手腕的会宗穴，位于颈下的天突穴，位于股腹之间的五枢穴，位于臂弯里的曲池穴，位于肩头的肩井穴等等。众所周知针灸是我们中医的一个重要科目，所以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不能忽略金庸小说对于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弘扬。
第二章 武戏文唱的方式体现中国文化精髓
第一节 狭义的武戏文唱
一、 寓传统文化于技击
“武戏文唱”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金庸在武功打斗尤其是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融入中国古代的成语故事、历史典故等等，是所有读者的一个共识。在奠定金庸新派武侠小说盟主地位的名著《射雕英雄传》中就有这方面精彩的描述。《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亢龙有悔写到丐帮帮主洪七公分别传授郭靖和黄蓉武功时，是有讲究的。洪七公教郭靖的武功是世间至刚至猛的“降龙十八掌”，而教黄蓉的武功则是类似优美舞蹈的“逍遥游”。前者反反复复就只有十八招，而后者却是招式繁复，变化多端。
再说“降龙十八掌”的名称，从洪七公教郭靖的第一招“亢龙有悔”到第二招“飞龙在天”再到第十五招“见龙在田”，这十五招的名称全部都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五经之一”——《周易》。且均是《周易》第一卦“乾卦”的卦爻辞。直到后来洪七公教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最后一掌的名称“神龙摆尾”也是化用自《周易》。
在教郭靖“降龙十八掌”的过程中，洪七公为了使郭靖更好地理解“亢龙有悔”这一招所蕴含的深奥道理，还让他背诵了两段话。“第一段：‘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就是自然，所谓‘先天’，是对方行动中没有破绽，我们要先瞧了出来，这招‘亢龙有悔’，要料敌机先，击向他即将露出来的破绽。如果他已经露出破绽，那就良机莫失，更当攻其弱点。我们的武学道理，跟道家不同。道家《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主张不可抢先进攻，一味退守以柔克刚，我们是当刚则刚，应柔则柔”这第一段话名为讲述武学，实为讲述人生的道理，此处的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们再没有机会的时候要等待机会，机会一旦到来的时候要抓住机会；第二层意思是不要拘泥于成法，
不要墨守成规，要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金庸在这里对《老子》的引用，我们也可以管窥金庸对于道家典籍《老子》的一些看法。金庸并不是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而是有选择的接受的。所以即使是直接引用中国古代典籍，金庸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的。正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二章 武戏文唱的方式体现中国文化精髓
第一节 狭义的武戏文唱
一、 寓传统文化于技击
“武戏文唱”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金庸在武功打斗尤其是在武功招数的描写上融入中国古代的成语故事、历史典故等等，是所有读者的一个共识。在奠定金庸新派武侠小说盟主地位的名著《射雕英雄传》中就有这方面精彩的描述。《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亢龙有悔写到丐帮帮主洪七公分别传授郭靖和黄蓉武功时，是有讲究的。洪七公教郭靖的武功是世间至刚至猛的“降龙十八掌”，而教黄蓉的武功则是类似优美舞蹈的“逍遥游”。前者反反复复就只有十八招，而后者却是招式繁复，变化多端。
再说“降龙十八掌”的名称，从洪七公教郭靖的第一招“亢龙有悔”到第二招“飞龙在天”再到第十五招“见龙在田”，这十五招的名称全部都来自中国古代典籍，“五经之一”——《周易》。且均是《周易》第一卦“乾卦”的卦爻辞。直到后来洪七公教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最后一掌的名称“神龙摆尾”也是化用自《周易》。
在教郭靖“降龙十八掌”的过程中，洪七公为了使郭靖更好地理解“亢龙有悔”这一招所蕴含的深奥道理，还让他背诵了两段话。“第一段：‘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就是自然，所谓‘先天’，是对方行动中没有破绽，我们要先瞧了出来，这招‘亢龙有悔’，要料敌机先，击向他即将露出来的破绽。如果他已经露出破绽，那就良机莫失，更当攻其弱点。我们的武学道理，跟道家不同。道家《老子》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主张不可抢先进攻，一味退守以柔克刚，我们是当刚则刚，应柔则柔”这第一段话名为讲述武学，实为讲述人生的道理，此处的第一层意思是告诉我们再没有机会的时候要等待机会，机会一旦到来的时候要抓住机会；第二层意思是不要拘泥于成法，不要墨守成规，要随机应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金庸在这里对《老子》的引用，我们也可以管窥金庸对于道家典籍《老子》的一些看法。金庸并不是全盘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而是有选择的接受的。所以即使是直接引用中国古代典籍，金庸也是融入了自己的思考的。正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第二节 广义的武戏文唱
如果说“寓文化于技击”和“融哲学于武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武戏文唱，即狭义的武戏文唱的话。那么，金庸把文化的触角深入到小说中的饮食领域，则是广义上的武戏文唱了。
在《射雕英雄传》第十二回亢龙有悔中有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叙述黄蓉为了让洪七公教郭靖降龙十八掌，而做了一些美食讨好洪七公。其中有一碗汤是用荷叶、笋尖、樱桃、斑鸠和花瓣五种食材做成的。
（洪七公）笑道：“这碗荷叶笋尖樱桃斑鸠汤，又有个什么古怪名目？”黄蓉微笑道：“老爷子，你还少说了一样。”洪七公“咦”的一声，向汤中瞧去，说道：“嗯，还有些花瓣儿。”黄蓉道：“对啦，这汤的名目，从这五样作料上去想便是了。”洪七公道：“要我打哑谜可不成，好娃娃，你快说了吧。”黄蓉道：“我提你一下，只消从《诗经》上去想就得了。”洪七公连连摇手，道：“不成，不成。书本上的玩意儿，老叫化一窍不通。”
黄蓉笑道：“这如花容颜，樱桃小嘴，便是美人了，是不是？”洪七公道：
“啊，原来是美人汤。”黄蓉摇头道：“竹解心虚，乃是君子。莲花又是花中君子。因此这竹笋丁儿和荷叶，说的是君子。”洪七公道：“哦，原来是美人君子汤。”黄蓉继续摇头，笑道：“那么这斑鸠呢？《诗经》第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此这汤叫做‘好逑汤’。”
如上文字可见，在一碗汤中，能彰显出如此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对于洪七公来讲，黄蓉所做出来的饭菜，是堪比大内御厨的饕餮盛宴；对读者而言，黄蓉所呈现的美食，是无与伦比的文化大餐。纵观金庸的武侠小说，我们几乎很难发现金庸单纯地给读者传授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他总是巧妙地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知识与武侠小说中的场景、对话、饮食等等进行巧妙地融合，使读者不会有任何突兀之感。反而觉得妙趣横生，且很长见识。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文化修养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处处弥漫着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武侠小说，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也使华人读者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大大加强，甚至可以讲，在西风东渐的时期，金庸小说提升了全体中国人对自己母语的自信。
第三章 将文化理论移植到武侠世界中................12
第一节 把“五行”理论引入武侠小说............12
第二节 把《易经》理论引入武侠小说..................13
第四章 博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弘扬中国优秀文化............15
第一节 直接引用型................15
第二节 文本化用型...........22
第五章 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化的扬弃............28
第六章 在主人公身上融入儒释道的精神
第一节 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
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金庸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忽略仁爱思想。金庸不仅没有淡化仁爱思想的价值，反而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地表现仁爱思想的伟大。金庸以武侠小说的方式来弘扬这一伟大、崇高的价值观。也是金庸对于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推崇与认同。具体说来，金庸会为小说中主人公设置一个突发场景，通过主人公在这一突发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来展现出自己身上所蕴含的的高贵品质。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在危难之际救出别人而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所救的人又经常是和自己没有太深交情的，甚至是自己的仇人，这就更凸显出主人公尊重生命的仁爱思想。
在《飞狐外传》第四章“铁厅烈火”中，金庸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场景，就是让正反两方的武林人物同时陷入了商家堡商老太的铁厅之中，这是一个几乎密闭的机关。商老太把众人困入机关之后，又命令手下人在铁厅下点起烈火焚烧，使得整个铁厅犹如一个大蒸笼一般。后来胡斐通过一个狗洞逃了出来，可是此时铁厅内已经失火了。胡斐费力打开铁门，众人急急忙忙地逃了出来。忽听得王剑英叫道：“剑杰！剑杰！你在哪里？”原来王剑英的兄弟王剑杰还没有逃出来。此时厅中的梁柱东一条、西一根，横七竖八地倒塌，已经烧成了一个火窟。
结语
金庸小说所包含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不是一篇短短的论文所能够容下的。笔者也只是尽可能地把金庸小说中所呈现古代文化知识，相对有条理地整理出来。以希望能给后来的研究者些许帮助，那么这篇论文就算没有白写了。
其实关于金庸的学术论文可以说是非常之多的，几乎每一个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生都可以从金庸小说中找到自己撰写论文的素材，但是大多数论文只是限于分析金庸小说的一个方面，如只写金庸小说与《周易》的关系，只分析金庸小说主人公身上所体现的儒、释、道文化，这样写当然很容易写得比较深刻，论述比较清晰，但是却是少了一份统摄金庸十五部小说的大胸襟，大格局。这当然有不同的研究者对于自己论文的要求和期待的不同，也有自身学识积累的不同。如果一个研究者要想研究一下金庸小说中的古代音乐知识，至少要对中国古代的乐器、乐理知识有一个相当地了解；要想研究金庸小说中的物理、数学知识，则要对理科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积累。
本文原定为《青梅煮酒话金庸——论金庸笔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后来论文开题的时候老师们认为题目不明确，要求改成了《试论中国古代文化在金庸小说中的表现》。虽然改了题目但是论文写作的方向没有变。仍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须知中国古代文化包罗万象，地负海涵。不仅有医卜星相、琴棋书画、诗词曲赋等等，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史知识；也有不少物理、数学、医学、技术方面的实用知识。金庸的小说中对于上述知识都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可是鉴于自己理科方面知识的缺乏，只能从文史、文化、宗教方面入手来撰写自己的论文，希望以后随着自己知识的积累，可以把论文写得更加完整一些。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七：生态视野中的民国旅苏游记研究
第一章 民国旅苏游记中的社会生态
第一节 二十年代的苏联书写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它无形之中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特别对于大部分在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执着探索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意义重大，带给他们柳暗花明或者别有洞天的感觉，因此，无论党派、文化和政治立场有何不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苏联加以关注。二十年代初期，对苏俄革命后的社会现状和苏俄政治经济体制的考察以及1920年代中苏关系的定位与思考，成为旅苏游记关心的主要问题。但由于不同的游记作者在人生阅历，知识结构，思想倾向，性格气质及游历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往往导致其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社会形成侧重不同的认识和判断，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所催生的“个性解放”思潮方兴未艾，社会文化视野空前开放和活跃，因而不同作家对二十年代的苏联社会生态常采取不同的叙述立场和评判标准，二十年代的旅苏记叙是众声喧哗的，下面分别详述之。
1.瞿秋白和俞颂华的乐观叙述
瞿秋白和俞颂华同作为《晨报》特约记者，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动身赴苏，由于交通中断直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才到达莫斯科，《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主要记载了瞿秋白旅途中见闻，及其旅居苏联一年多的生活与感想，俞颂华的旅苏通讯大部分被收入《游记第二集》，主要记录了其在苏联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初步印象。虽然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对苏联社会采取了乐观主义的叙述立场，比较而言，瞿秋白游记更多文人的敏感、热情和主观的理想色彩。
说瞿秋白敏感，是指他并没有美化苏联，而是具有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苏维埃政府的困顿与艰难，社会各方对苏维埃政府的不满和抱怨，以及某些业已露头的官僚腐败现象，在他的《赤都心史》中都有所表现。说他热情，是因为他存了先入之见，认为苏维埃政府代表的文化是引领人类走向新文化的起点，是超脱于两种旧有文化——西方式的“市侩主义”和东方式的“死寂”之上的，是引领中国“走向新生”的启示之所在。借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危苦窘迫，饥寒战疫的赤都，文化明星的光辉惨淡，然而新旧两派平行缓进，还可以静待灿烂庄严的将来呢。”所以，瞿秋白关于苏联社会的记述常常带有某种浪漫的乐观主义倾向。
第二节 三十年代的苏联形象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遭遇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其建设规模之大和速度发展之快，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一枝独秀，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三十年代中期，纪德和罗曼·罗兰也应邀访苏，并分别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访苏归来》和《访苏日记》。相应地，与二十年代相比，中国对苏联的关注有增无减，这一时期的旅苏纪游之作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与二十年代色彩各异的苏联写照相比，三十年代的旅苏游记在认同其五年计划建设成就的基础上表现为对苏联社会程度不同的肯定或赞扬。下文分类详述之。
1．瑕不掩瑜的苏联
三十年代的众多旅苏之作中，曹谷冰的《苏俄视察记》是一部重头之作，这不仅因为它是较早面世的作品，还在于其作者精通德语，是曾学习过政治经济的专家、无党派人士和《大公报》专职新闻记者，这都使得《苏俄视察记》对于三十年代初苏联社会的观察和介绍具有了较冷静、全面、公正和深刻的特征，是较少政治倾向和宣传色彩的客观写照。
对苏联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实施情况的关心，是《大公报》派曹谷冰访苏的要旨，因此，对苏联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描写占据了《苏俄视察记》的绝大部分篇幅，其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进出口贸易等多方面的建设情况都作了扼要而简明的介绍。整体而言，曹谷冰眼中的苏联社会经济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起步期，各项建设已初具规模，其发展前景良好。
比如在《工业建设概况》一篇中，作者首先用简洁扼要的几组数字，说明了一九三〇年苏联工业建设成就概况，其后他具体详细地对部分工厂的建设、规模、产品等情况进行了介绍，不仅提供了详细具体的统计数字，还常对其相关的成就作画龙点睛的概括。比如介绍完锤镰钢铁厂之后，作者云：“观察该厂工作，可知苏俄已将各国工业上之‘合理化’三字，完全搬入国门之内矣。”对列宁格勒大电机制造厂之生产效率，作者强调说：“换言之，其出品之成绩，已与德国之最大电机厂相同，第数量尚差一筹耳。”参观完工厂共同生活之大厨房后，作者用民国驻德公使参观后的留言作评价，肯定其“设备完全，且极注意卫生，为工人筹划，可谓无微不至矣”。
第二章 民国旅苏游记中的精神生态
鸦片战争以来，富国强兵和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或搞洋务，或倡维新，或实行革命，或标举新文化，前仆后继，在古老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征途中留下了一个个深刻的脚印，传承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薪火。到五四运动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文化的根基，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又一次浇灭了国人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却对中国伸出了橄榄枝，一扇新的大门随之打开，通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于是，新一轮探索开始了，一大批民国知识分子带着国家和个人的种种问题，走在了旅苏的征途上。
第一节 有担当的旅行者
对于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对国内现状的不满和意图借“他山之石”以改良中国现状的愿望，是驱使他们远赴异邦的根本动因，对此，抱朴有着明确的表述：“在这沉寂的半殖民地的古邦里，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人们的生命也变成无意味了。那异邦的和风，又偏偏吹来，打动一般青年的好奇心”，于是，旅日的有之，旅欧的有之，旅美的有之。但巴黎和会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的重创，大大削弱了欧美文化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而“那共产的俄罗斯，报告给我们更好的消息，他那里已弃除了资本主义。这个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在横跨两大洲的国家里实现了。于是‘往俄罗斯去’的口号，又成为青年学生的呼声了。”可见，民国时期的“苏联热”是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做的新探索。
但“到苏联去”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尤其在20年代初期苏联内乱甫歇，政局未稳之际，到苏联的旅程本身就是一次“艰难的历程”，这一点，在瞿秋白、江亢虎和抱朴等人的游记中有着生动的记载。有着丰富异域旅行经验的江亢虎将赴苏之行称作“冒险之旅”，并云：“行路之难莫难于入俄矣。第一难关中国政府之允许，第二难关俄国新党之介绍，第三难关两国交界之检查。一切通过矣，而交通之停顿，食物之缺乏，以及意外之危险，尚有命运存焉”，事实上在他乘火车过中苏交界处时，也确实身历了险境：“鄂嫩河大铁桥毁于谢党，修复极难，便桥架石为之，车过时岌岌可危”。但即便如此，江亢虎也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顺利到达了莫斯科，相较于瞿秋白一行人走走停停的三个月，尤其是抱朴颇多曲折的六个月赴苏旅程，也还算是顺利的了。
可见，20年代初期不怯于奔赴苏联的人无疑是非常勇敢的。他们为了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畏艰险勇于探索，不惮于做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并不吝于将自己的观察、思考乃至于感情写成作品奉献于国人面前，以传播新的思想，拓宽读者的眼界，其所作所为无疑是很有担当的。因而，即使他们见解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勇于探索之精神，观察之认真，写作态度之诚恳，及其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虑都是毫无二致的。
瞿秋白和俞颂华等是最早被派往苏联的记者。瞿秋白坦言其《饿乡纪程》兼记“旅程”和“心程”，《赤都心史》则记录其在通讯报道之外的“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其探索社会和研究自我的双重热情交相辉映；俞颂华则重在研究外在的社会，直言：“我到俄国，常常想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俄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途究竟怎样，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将来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中俄的关系究应当怎样，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对于中俄的关系，应当取怎样的态度。”其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和中苏外交关系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节 瞿秋白，二元性的矛盾统一体
这里的二元性，源自瞿秋白就义之前对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的评价，它与一元性和纯粹性相对立，是指瞿秋白精神结构中具有诸多互相矛盾、彼此对立的因素，就像心理学上的双重人格，“它们看起来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却又和谐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瞿秋白独特的精神质地。简言之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瞿秋白始终是个二元的矛盾统一体，这在他的旅苏游记中多有表现。
首先，在根本的人生态度上，“济世”与“避世”的愿望在瞿秋白心里是兼而有之的。《饿乡纪程》中，对于赴苏的目的，瞿秋白有明确的表述：“我要求改变环境：去发展个性，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在这里“发展个性”与“引领社会”相提并论，可见其旅苏的双重积极追求。“饿乡”的典故出自清代管同的《饿乡记》，借用这一典故，表明瞿秋白已将当时的苏联视作知识分子的精神圣地，对于他用赴“饿乡”比喻自己前赴苏联的心情，夏济安认为这是传统儒家济世精神的崇高的表现。因此，当堂哥认为赴苏是自趋绝地时，瞿秋白说“我却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如同‘出世’一样”， “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轻重），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由此可见，在显性层面上，瞿秋白决定赴苏时甚至是抱着“其九死而犹未悔”的决心，为中国的新生甘做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和殉道者，其匡时救世的决心跃然纸上。
但是，瞿秋白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到底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到他兼记旅程和心程的文字中去寻找答案吧。他在济南与父亲凄然道别后，在火车上“随手翻开”的是“一本陶渊明的诗集”，通过这一漫不经心的动作和记述其实正可窥见其内心深处潜伏的避世思想；而且旅途中被迫滞留哈尔滨时，瞿秋白在自我剖析时又写下了这样的话：“所以我冒险而旅俄，并非是什么‘意志坚强’，也不是计较利害有所为——为社会——而行，仅只是本于为我的好奇心而起适应生活，适应实际精神生活的冲动”，这一对于赴俄动机的前后不一致的自我表述，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里，瞿秋白欲想避世而不得，最终只能选择做“过客”式的抗争者的复杂心态。
第三章 民国旅苏游记中的自然生态.................74
第一节“自然”的呈现...........74
第二节 影响自然书写的因素.............83
第四章 民国旅苏游记的文学生态性特征..........90
第一节 民国旅苏游记与“世界”............90
第四章 民国旅苏游记的文学生态性特征
鲁枢元先生在他的《生态文艺学》中将文学艺术领域纳入生态学的视野进行观照，指出其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诸多要素：文学艺术活动必然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参与活动的“生物体”就是作为“创造者”、“鉴赏者”和“评论者”的人，他们恰恰可以对应着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文学艺术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分别处于不同的等级和层面；文学艺术活动系统内有信息、物质和能量（精神的）循环流动；文学艺术领域存在许多不同的“物种”，它们或渗融互补，或侵蚀吞并，其消长起落随处可见；文学和艺术都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运动变化。因此，他认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的确可以看作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将其视之为研究“生态文艺学”的一个必备前提。在此，笔者借鉴这一理论前提，将旅苏游记的创作、出版和传播视作民国文学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研究作品与作家、世界和读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及其自身的文本特征，以探究其所具有的文学生态性特征。
第一节 民国旅苏游记与“世界”
这里所谓的“世界”，其实就是指刘若愚先生所谓的文学四要素——“宇宙、作家、作品、读者”中的“宇宙”，是文学创作的“环境”，换用“世界”的说法只不过是为了符合国内文学理论界较为普遍的用法，具体到本文的语境，则主要是指民国时期的国际和国内社会生态状况。
就国际社会生态而言，20 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生态竞争异常激烈：1914 年之前，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新殖民地或保护既有殖民地而纵横捭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害冲突关系，终于酿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只是使矛盾暂时得以缓和；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影响遍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促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崛起，间接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和对立由此出发并对整个二十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西方文明世界的动荡不安也使得他们开始反思、质疑乃至颠覆传统理性文化，最终促成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形成。总之，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国际社会都处于巨大动荡之中，生态竞争异常激烈。
余论
苏联，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意识形态的巨大震动，它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理想，代表了共产主义在人类社会实现的可能，也意味着摒弃了封建式的蒙昧与资本主义的庸俗之后，人类文化所可能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只是，诞生之初，这个新生事物就因种种原因蒙上了神秘斑驳的面纱，于是，不少有识之士，包括许多世界文化名人——如罗素、威尔斯、萧伯纳、本雅明、罗曼·罗兰和纪德等，一旦有机缘访苏之时，他们都要写下旅苏见闻，向读者介绍自己眼中的苏联。因而可以说，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旅苏游记热，民国旅苏游记的创作勃兴实在也有着它的世界背景。
笔者在立论之初将“纪实性”定为旅外游记的文体特征之一，在写作过程中常常纠结的问题却是：这些旅苏游记文本是否记录了一个真实的苏联？如果是，它们提供的是何等意义上的“真实”？如果不是，那么促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放眼国际视域内的旅苏游记创作，下面的一些现象发人深思：罗素 1920年访苏以后即由“红”转“白”，著书反对共产革命；萧伯纳发表访苏见闻后为自己辩解：“苏联当然还残留着一些缺点，但是我跑到人家国里去，不是去找缺点，是找优点去的；如果我要找缺点，在我们这儿，跨出大门，就满眼都是，何必老远的跑到苏联去呢？”，其为苏联社会隐恶扬善之主观立场非常明显；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纪德 30年代发表《访苏归来》后引起轩然大波，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对此极为震惊，接踵而至的是铺天盖地的误解和谩骂；与纪德同一时期访苏的罗曼·罗兰选择在五十年后发表其观点和内容都与纪德相似的访苏游记。另一方面，在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终其一生不愿与来苏联访问的各界社会名流会面，“他痛恨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人，甚至连罗兰访苏他也拒而不见”；斯大林逝世后，其在推进农业集体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血腥暴力手段及在政治上的专制高压统治陆续得以披露，逐渐揭开了苏联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八：在“转向”的背后——对郭沫若“以文入史”的学术勘探
第一章 社会改造与文艺危机
在郭沫若的自我陈述中，“转向”与文艺尤其是“纯文艺”似乎是一种“中止”或“舍弃”的关系：“在一九二四年，我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转入了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深入的认识，在这儿使我的思想生出了一个转机……但这个转换起了更大的质变，便是使我自己更由文艺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里去了。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北伐，我的文艺生活更确确实实地告了一个段落。尔来二十年，无论在写作上或生活上和所谓‘纯文艺’实在是愈隔愈远，这如用今天最时髦的纯文艺家的话来说，便是我失掉了‘写作的马达’。但我是心甘情愿，而且也心安理得的。我自己在这儿可以公开的宣布：我要取消掉我这个‘文艺家’或‘作家’的头衔。”事实证明，郭沫若并未在“转换”中舍弃文艺，那么“转向”与文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此外，与对“文艺”的暧昧姿态不同，郭沫若对“纯文艺”的态度十分鲜明，从立志创办“纯粹的文学杂志”到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以下简称《孤鸿》）中表明转向时声称：“在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迷魂阵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幻觉(Hallucination)里了！”[3]前后截然相反，从选择到放弃，郭沫若的文艺观又经历怎样的蜕变？
第一节 选择与放弃：“转向”前后郭沫若的文艺态度
欲明确郭沫若为何以鲜明的姿态舍弃纯文艺，就有必要对郭沫若及早期创造社选择纯文艺的初衷作必要的探寻。鉴于鲁迅“弃医从文”的巨大影响和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显性作用，人们普遍容易理解学医的郭沫若、造兵科的成仿吾、学经济的郁达夫及学地质的张资平等放弃所学专业投身纯文艺事业的选择，而对其在“转向”时对待纯文艺的态度感到意外，甚至惊愕。当还原历史语境，对创造诸君的选择在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重新考量时，选择本身或许就意味着后来的放弃。
一、专门与纯粹：文艺作为事业
关于创造社的发起与《创造》季刊的萌创，郭沫若将源头追溯至 1918 年与张资平在海边的一次谈话，此时距创造社成立尚有三年之久。郭沫若称“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我这部《创造十年》要从这儿叙起，也就是这个原故。”显然，在郭沫若看来，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相对而言，他对创造社正式成立时的橘子会着墨甚少，连具体时间都记错了。郭沫若将这次谈话比喻作创造社的“受胎期”，其所强调的实为一种观念的激发或萌创，而非一种事实的追认，那么触发这种观念的关键是什么呢？
第二节 “转向”的文艺路径
郭沫若纯粹性、专门化的事业选择，以及其充满矛盾与悖论的主情主义文学观，为其“转向”提供了基础与可能，然而其“转向”在文学上究竟如何体现，或言其以怎样的形式来生成与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一、从“洁光”到“落叶”
众所周知，郭沫若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与鲁迅不同的是，他一直有此宏愿，创作一部名为《洁光》的长篇，却一直没有写成。
“洁光”一词之于郭沫若有着特殊的含义，初次出现在《三叶集》所收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说“初见了我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1924 年，在初期创造社即将离散前的一个时期，郭沫若在对其文艺事业进行反思时，曾创作《漂流三部曲》的自叙传小说，其中《歧路》一篇这样回顾其文艺之路：“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文学选择由此成为“歧路”。由于无法在上海立足生存，安娜便带着三个孩子“折回”日本去了，临别之前，安娜劝郭沫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此种生活重压之下，郭沫若在内心疾呼道：
啊，长篇创作！长篇创作！我在这一两个月之内总要弄出一个头绪来。书名都有了，可以叫做“洁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见的时候，她的眉间不是有一种圣洁的光辉吗？啊，那种光辉！那种光辉！刚才不是又在她的眉间荡漾了 吗 ？ Ava Maria， Ava Maria…… 永 远 的 女 性 ！ ……Beatrice……“ 洁光”……
然而，正如前文（本章第一节之四）所言，郭沫若驾驭小说的能力并不能使他自己感到满足，因此强烈感情鼓动下的“洁光”，在形式的打磨中逐渐消耗掉了。初期创造社离散后，郭沫若再次“从上海跑到日本”，生活同样艰难。在《孤鸿》中，郭沫若对成仿吾说，他“来日本的原因：第一是想写出我计划着的《洁光》，第二是来盼望我的妻儿，第三是还想再研究些学问。”可见，《洁光》的写作仍居于郭沫若计划的首位。在安娜的建议下，为节省房租，“或许也好做文章”，郭沫若一家人搬往古汤。同时郭沫若暗下决心，“在山里住它一个月，能把这五百张原稿纸写完，也就是很好的成绩了。
第二章 政治意趣与“转向”的发生
第一节 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
如果说“转向”即是“转向马克思主义”，那么相对来说，“转向”之前，理应是从某一政治概念或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往研究或言，从“浪漫主义”、“泛神论”、“生命哲学”等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前后概念并不对等，不在一个学科层面，其中转折过大，难以令人信服。那么，是否存在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等的政治概念，能够作为理解郭沫若“转向”政治思想方面的切入点呢？答案是肯定的。郭沫若对“国家主义”的批判十分迅猛，丝毫没有顾及同乡、同学、同事多年的情谊，不留丁点余地。对“国家主义”的清算在郭沫若的自我清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以往研究出于外在因素的考虑，对郭沫若所谓“国家主义派”的“醒狮派”和“孤军派”多简单的否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认为，郭沫若对待“国家主义派”，尤其是所谓“孤军派”的态度，恰恰说明他的“转向”为此所深深羁绊。郭沫若与“国家主义派”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孤军派”是一个怎样的“派”？“转向”之前，郭沫若经历了怎样的政治选择与取舍？
一、郭沫若的政治意趣与“孤军派”
郭沫若在谈到“国家主义”时，往往以“醒狮派”“孤军派”为代表。在北伐途中与俄国顾问铁罗尼谈论如何批判“国家主义”时，郭沫若这样说道：“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象‘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在《创造十年续编》中也说“我那时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因为在和‘孤军派’、‘醒狮派’的那些国家主义者论争。”郭沫若将“孤军派”与“醒狮派”一并视为国家主义派在文学研究界影响至深，似成定论。如《郭沫若全集》对“孤军派”就这样注释：“孤军派，指围绕《孤军》杂志的一批人，其中大多数信仰国家主义，代表人物有陈慎侯、何公敢等。该派后来多数为中国青年党成员。中国青年党，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由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发起成立。”但笔者查阅《哲学大辞典》《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历史辞典》等文献，“醒狮派”条目下多解释为“即‘国家主义派’”，或“参见‘中国青年党’”、“见‘国家主义派’和“见‘中国青年党’”等，但在这些辞书中均检索不到“孤军派”或类似相关条目，“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等条目注解中亦不见其说。目前可查，对“孤军派”做解释的除了《郭沫若全集》，还有《简明郭沫若词典》，是否还有其他文献对其做政治派别界定或解释，尚有待方家指正。
第二节 “转向”与无政府主义
“转向”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复杂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甘苦郭沫若曾多番回味。如果说，与“醒狮派”的对立是毫不犹豫，与“孤军派”的决裂是毅然决然，那么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则体现了郭沫若的容忍和保留。作为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敌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却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均曾受其影响，尤其在文学领域，在文化的深处，中国化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潜滋暗长。
一、从与巴金的论战说起
围绕“国家”、“马克思主义”、“孔子”等问题，郭沫若与巴金在 1926 年曾有过一次论争，由于郭沫若的回避态度，这场论争实际并未展开。在郭沫若的诸多“笔战”中，这次小小的论争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巴金后来也一直避谈此事。通过对相关历史细节的还原和回顾，发现此次论争几乎与郭沫若对“国家主义派”猛烈的批判同时发生，然而，郭沫若的态度却有着霄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郭沫若“转向”构成羁绊的不只有所谓“国家主义”，还有“无政府主义”，巴金对郭沫若的挑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郭沫若与巴金此次论争的缘起是 1926 年 1 月 19 日巴金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评洪水八期郭沫若之<新国家的创造>》（署名李芾甘）（以下简称《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该文充满“火气”，开篇就直接将考茨基批评列宁“马克思主义的卖淫妇”的“绰号”转赠给郭沫若，并指责郭沫若对《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有错误，且是“有意如此做来淆惑观者的”。然后断言，“郭沫若君简直不懂马克思主义”，嘲笑郭沫若看不懂《共产党宣言》，说“郭君，恐怕你只会‘认识字’吧”，并称郭为“新国家主义者”，“虽自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了解”，最后说“马克思本来是一个矛盾的东西，郭君，想替他祖师掩饰，然而诚实的昂格思却‘搬起石头来打’‘他的脑壳’。郭君，可以休矣！我劝郭君以后多做诗，少谈主义，以后可免再闹笑话！”面对巴金的挑战，一向勤于笔战的郭沫若却并未正面回应，只在《卖淫妇的饶舌》一文中顺带说了一句“出乎意外的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青年在《学灯》上做了一篇文章，借考茨克骂列宁的话来骂我是‘马克斯主义的卖淫妇’，而他说马克斯是否认国家的。这样一来，简直把他们所极端反对的马克斯当成他们所极端崇拜的克鲁伯特金去了”。此后，尽管巴金又连发两篇火力十足的文章追问，但郭沫若仍然没有正面回应。
第四章 “以文入史”与《沫若自传》 ......... 124
第一节 郭沫若自传创作的出发点.. 125
一、自传：在对文学的反思中开始 ........... 125
第四章 “以文入史”与《沫若自传》 ......... 124
第一节 郭沫若自传创作的出发点 ................... 125
第五章 以文入史：“转向”的生成与实践 ......... 162
第五章 以文入史：“转向”的生成与实践
以文入史作为郭沫若“转向”的生成机制，成为其有意识的系统实践——赋予传统文化新生命、做史学教授、长期坚持自传创作和蜚声中外的史学研究，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五四”之后中国革命实际等重要因素所决定，因此这一动态的持续行为，不是历史的惊鸿一瞥，而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第一节 诗人的“历史癖”
郭沫若首先是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的，考察其“转向”，阐明“以文入史”的机制，郭沫若的诗歌，尤其是大量的“咏史诗”（包括所谓“怀古诗”）对理解如何“以文入史”无疑大有裨益。自周代形成“史官文化”以来，“历史”便一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话语，诗歌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咏史诗”在古典诗歌中的位置十分突出，以题材类型论，其与山水诗并驾齐驱成为中国诗歌中鲜明的独特存在。早在《诗经》中就有《生民》《黄矣》《公刘》等以历史为题材的诗史，经班固、左思、陶渊明、陈子昂、李白、杜甫等历代文人的不断努力，“咏史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等文字层面，更深刻影响到士人的生活学习方式。
一、郭沫若与“咏史诗”
同样，郭沫若受到中国“咏史诗”传统的深刻影响，不只因其创作了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如《女神》中的《巨炮之教训》《电火光中》，同时期的佚诗《箱崎吊古》《吊朱舜水墓》，《星空》中的《月下的司芬克司》，《前茅》中的《暴虎辞》《哀时古调》，《我想起了陈涉吴广》等等，更因其深刻体认并践行这一诗歌传统。
余论
1927 年 10 月初，南昌起义南下广东的中共部队在粤军和中央军的夹击下失败，郭沫若等人在普宁农协主席的帮助下准备乘小帆船赴香港。正是在此种情境下，“天天都坐在楼上等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郭沫若又开始了对自我的追问与反思：
仅仅十五个月的期间，随着北伐军由广东出发，经过了八省的遍历，现在又差不多孤影悄然地回到了广东。这变化不能说不剧烈。在这期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当着号筒，所到之处，处处吼破过喉嗓。但那有什么用？ 一切的一切都太空洞了。一场大革命，不就好象放了一大串花炮，轰轰烈烈地过了一阵，只剩下满地残红，一片硝烟，散了，也就算了吗？在战场上，死了多少的斗士，在清党时分，牺牲了多少的战友呀！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地，是留下了一个无用长物的我！一粒鞭炮的残渣，被风卷到这海边上来了，空空洞洞地躺在这儿。我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呢？该怎么做？
这期间郭沫若情绪极为低落，据成仿吾回忆，郭沫若逃亡香港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主张从革命回到文学的时代，当时他对革命有些悲观情绪。”郭沫若回到上海后试图与鲁迅合作复活《创造周报》的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成仿吾的说法。郭沫若似乎又开始了“转向”，这次是从“政治”转回“文学”。然而，正如本文第四章第一节所引《离沪之前》郭沫若日记所载，即便有重操旧业的打算，郭沫若仍对自己“文学家”的身份不断排斥、讥讽和挖苦。当郭沫若自己都理不清文学与革命抑或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界线时，我们又如何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转向”？
“转向”在郭沫若语境中具备特殊的含义，是 1926 年以《孤鸿》发表为中心的“转向”事件（见本文第二章），但“转向”作为一种具备特殊历史价值的意义被郭沫若不断重复与强调显然并非止于该事件本身，而是浓缩了郭沫若几十年的生活与创作实践。如，在神泉的反思中，郭沫若的“转向”似乎有了新的进展，这段写于 1948 年 8 月的回忆，郭沫若意味深长的说道：“在神泉天天等风，不由自主地在脑子里总爱想着这些问题。而答案呢？隐讽之间也好象已经有了。在盐酸寮的瓦窑墟，我把什么附身的东西都给丢掉了，只剩下一只红色的头号派克笔。这不是我下意识中的一个很具体的答案吗？”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九：宗教视野中的文学变革（1915-1919）——以《新青年》为中心
第一章 基督教传播对“五四”文学观念变革的影响
民国成立之后的几年里，与佛教的艰难处境不同，基督教迎来本世纪在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机。一方面，由革命派和旧官僚联合成立的新政权不再像晚清那样盲目排外，基督教所受到的民间抵制也开始减弱，它的教堂、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大范围展开，加上传教策略的及时调整，基督教的影响力开始由中国沿海到内陆慢慢扩张。另一方面，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普遍怀有好感，出国留学的经历使他们能直接接触基督教文化，对它的态度也由晚清一代的被动接受变为主动理解。但是，对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来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质素的宗教与近代科学哲学有着深刻矛盾，他们在反对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时，取法泰西的思路显得更为纠结和复杂。这在此一时段的文学变革中有着充分反映。
第一节 五四前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一 文化象征：五四前知识界对基督教的基本看法
民初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找到与新建立的现代国家政体相适应的文化范型，并将之当成处理中国在内政外交方面的诸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显然已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这也正是在时代激流中诞生的《新青年》所重点思考的。
《新青年》创刊之初将“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作为宗旨，其作者群体大都是西方文化优越论者，不仅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直接来自西方，而且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思考，也主要以西方历史和社会现实为参照。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它既催生了现代哲学、科学、艺术等，又和它们有冲突对立的一面，因此，接受了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它的态度显得颇为复杂。一方面，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基督教濡养孕育了包括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在内整个近代文化。《新青年》一卷三号选取赫胥黎（Huxley）的作品“Lay Sermon”中有关“近世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一章，其中提到宗教“唤起人类智灵之微光”的功能。作品中引用古希腊诗人Hesiod 的诗句，认为其中暗含了“宗教亦与科学同时萌芽”。在牧羊人眼中，明月星辰在万籁俱寂中闪烁着宇宙的神秘，“此唤起人类智灵之微光，仅一现于彼不得知不可知之深渊中”。意识到人类智灵的有限性，以及自己无法穿透大自然“公开的秘密”，宗教的本质才真正显现出来。正是以科学和智慧穷究这一神秘体验的欲求，才使得人类精神催生了更高的理论形态，即“高深之神学”。
第二节 《新青年》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冲突
一 《新青年》与基督教会刊的冲突
陈平原先生在研究晚清民初的刊物时，将它们分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和同人杂志三类，这是就创办者的经济背景和文化背景而言的。不仅是商业报刊，其他两类同样都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甚至由于自身定位等种种关系，面临的市场压力远远大于前者。这方面的例子并不少见，由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大中华》杂志，可谓出身名门根底深厚，但出版仅两年多就停刊了，其中隐约可见当时上海商业出版环境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影子。最初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即更名前的《青年杂志》，下同），与作为基督教传播前哨的上海青年会发生冲突，不能不说与此有莫大关系。
表面看来，这场冲突因刊物重名而起。直接交涉的双方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分会和作为《新青年》出版方的群益书社及陈子佩。根据汪原放的转述，群益书社收到了上海青年会的公函，上面提出“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同时，他引用汪孟邹的日记作为证据：
“三月三日，星期五，晴。晚饭后到仲甫宅，适子寿亦在此谈说一切。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
吕明涛先生提到，这次更名事件的起因，除了《上海青年》之外应当还涉及青年会出版的《青年》杂志；但并未进一步解释“雷同”说的原因。查阅当时的出版资料，《上海青年》有两种，分别是1945年的创刊号《上海青年》，和1917年3月至1946年12月出版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二者的出版地都是上海。③它们1916年都未创刊，不存在与《青年杂志》重名的问题。况且，它们的名字前都有“上海”二字，远未达到“雷同”的地步，如果以此为借口，难免师出无名。笔者猜测，此处极可能是汪原放的误记，基督教会的另一份机关刊物《青年》杂志作为“更名事件”主角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新青年》的刊名。1916年二卷一号之前《新青年》的名称，现在出版物使用的有“《青年》杂志”和“《青年杂志》”两种，二者同指一物却名称不同，很容易混淆。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通信中，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新青年》第一卷的封面印的是“青年杂志”四个字，按照惯例，“杂志”二字应该包括在刊名之内，就如《东方杂志》并不称为“《东方》”，更名前的《新青年》应统一称为《青年杂志》而不是《青年》。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也采用这一标准。
第二章 佛教思想与“五四”文学风气的变化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文学的转向与佛教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本章试图从分析民初佛教所具有的新质入手，发现知识分子在佛教观念上相对于晚清的变化。具体论述将围绕谢无量、苏曼殊等与佛教有关的作家展开，从他们开始讨论此一时段的文学古典主义、主情主义、写实主义等问题，力图以分析中国文学风气的变化将文学与佛教的关系研究引向深入。
第一节 近代知识分子的佛教观念
一 学术与信仰：近代佛教的双重品格
在论述晚清学术思想时，梁启超将学界蔚成“伏流”的佛教思想研究分成两派，一是“哲学的研究”，一是“宗教的信仰”。太虚也提到学者对佛学的意见分成三种，分别是“佛教是宗教”、“佛教是哲学”和“佛教是科学”，前两种主张占了绝大多数。中国传统中缺少强烈的宗教情感，由于佛教的传入，其思想中的世俗取向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所谓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中国文化，如果从宗教研究的角度看，佛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极。尽管扬佛和贬佛的思潮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交替出现，但总体而言，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非常明显。
清代初期虽也涉及佛教，但那基本是在儒家思想体系内对于局部问题学术性质的讨论。乾隆年间有彭绍生、罗有高对佛教的“笃志信仰”，之后龚自珍深研佛理，晚年身受菩萨戒。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魏源那里。龚、魏在晚清着力于译介西学，属于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文人，他们对“今文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的政治变革对佛教有所借重，具有革命思想的文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不约而同都把目光转向佛教。
康有为“以己意进退佛说”，将宗教当成推行儒学思想的工具，显示了功利主义的宗教观，对孔、佛、耶莫不如此。其弟子谭嗣同所接受与阐发的，主要是佛教的唯识宗和华严宗。当1895年康粱等发动“公车上书”而图政治革新之际，谭嗣同对佛教还没有深入研究，“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后来谭嗣同在南京结识了杨文会，从之于花牌楼文会寓所学佛学，梁启超评价他“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康有为讲佛法应破除九界，即家界、级界、国界、类界、种界以及乱界、苦界等，谭嗣同接受这一思想，并将之推向深入。“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者，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他所接受的佛教，更多是一种勇猛精进的革命精神。其精神所及，佛法也在破毁之列。从革命的高低先后次序来看，学术文章实在宗教之下；对世界宗教的倾向，已经与“公车上书”时期迥然有别，将佛教排在基督教等“全球群教”的更高一级层次。梁启超深受其影响，因为谭嗣同的鞭策，他本人对佛法“顾亦好焉，其所论著，往往推挹佛教”。
第二节 谢无量与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转向
谢无量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现在的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很少提到他，大概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他的成就涵盖了哲学、文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范围过广，且其文学创作及史学研究处于新旧交替的阶段，容易被忽略；二是他交游范围不限于文学界，足迹多及于政界、思想界，学术史研究难免产生对他定位的困难；三是他在书法史上的名声过大，掩盖了其文学史宗教学史上的地位。本节之关注谢无量，首先与他在民元前后的佛教研究有关，其次想借胡适对他的批评，搞清《新青年》上由古典主义向写实主义文风转向的问题。
一 学术史上的谢无量及其《佛学大纲》
谢无量（1884-1962）在学术史上处于新旧交替的中间地带。他幼年即以“神童”见称，后拜于汤寿潜门下，研读经学和经世之学。马一浮是汤的女婿，因同门而相识相知，二人遂结成莫逆之交。谢无量与马一浮曾在镇江、杭州攻读二载，涉猎范围及于经学、文学、佛学等多个领域。1907年，谢无量任《京报》主笔，且常为革命报刊撰稿。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避居上海，为中华书局编撰书稿直至1917年。曾著有《佛学大纲》、《中国大文学史》等书，前者是民国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理论的书籍，几年内再版4次，后者截至1932年已经印行了17版，可见它们在当时影响之大。此外，作为写作指导的《诗学指南》、《词学指南》、《骈文指南》等系列丛书，经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而反响强烈；而其《中国妇女文学史》可称得上近代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紧随林传甲及黄人具有开创性的中国文学史之后，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开创之作，因影响较大，而被目为当时文学史著述的代表。该著系统论述了从五帝时期到清代道咸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这种立足于“文史不分家”传统的大文学观，与五四时期受西方和日本学术影响而产生的文学观显著不同。刘半农将“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严格区别，认为文字是传达和交流思想的手段，“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功夫也”；而文学是按美学风格分类的作品类型，如诗歌、散文、历史、小说或纯文学等，它们“自与普通仅为语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别”。他还认为，若将碑铭墓志、寻常启事作为“国民应用之文学”的代表，以此证明贵族古典文学的阿谀虚伪和铺张，势必会模糊了纯文学和应用文字间的界限。同样的问题在胡适这里也存在，他将古文“文以载道”替换成言之有物，而此“物”被定义为“情感”与“思想”，那么应用之文势必要被容纳进文学中了。
第三章 宗教视阈中的五四文学语言嬗变………90
第一节 李叔同与早期白话诗的说理倾向…………90
一 李叔同在五四前的突然转向及其文化意义…………90
第四章 宗教代替说：重构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119
第一节 有关宗教问题的蔡陈“双簧信” ……………119
第四章 宗教代替说：重构中国文化的精神核心
本章关注的中心是《新青年》上的宗教问题讨论，其中的焦点是“宗教代替说”的提出。蔡元培对宗教的态度首先表现在他的两篇演讲中，他之后与陈独秀一唱一和对其中观点的修改，暗含着由宗教问题而及于新文化建设构想的整体调整。在这一线索引导下，《新青年》对宗教的态度逐渐由早期的模糊赞同而变为激烈反对，具体策略是避实就虚，一方面展开对偶像崇拜、灵学有鬼论的批判，另一方面则企图寻找宗教这一旧意识形态核心的替代物。对“宗教代替说”的分析使我们认识到，新文化倡导者们希望将具有情感道德浸染感化作用的“美育”置于精神文化核心，宗教也正是在企图回归这一中心时遭到激烈批判的。
第一节 有关宗教问题的蔡陈“双簧信”
《新青年》善于使用编辑手段和营销策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早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有关讨论已然不少。其实，早在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上演意在扩大文学革命影响的“双簧信”之前，《新青年》还有一次“双簧信”事件很少有人关注，那就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三卷一号上发表的，旨在纠正前刊演讲词错误的通信。此次事件涉及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宗教之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对其深入分析可以看清《新青年》杂志对于宗教态度的微妙变化。
一 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双簧信”
通信栏是《新青年》杂志非常重要的栏目，它虽然不像正襟危坐的专题文章那样论题集中，但其优点是发表形式灵活，紧跟社会思想热点，参与的读者和作者的范围更广。对《新青年》的通信栏进行细致研究，可以理出反孔教运动、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等新文化运动重大事件的发展脉络。例如，为学界津津乐道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信”，将酝酿并不十分成熟的文学革命推到了社会舆论的前台，由此，对改良旧文学的讨论日趋激烈，文学革命运动也被引向深入。如果说钱、刘之间“双簧信”的历史价值已经得到确认，那么我们对发生在蔡元培与陈独秀之间的“双簧信”事件注意得远远不够，其学术史和思想史意义值得深入挖掘。
结论
从《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到1920年初，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变革，它涉及了文学观念、创作风气和语言形式等多个层面。与此同时，孔教、佛教、基督教等得到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热烈讨论，这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也是十分深刻的。文学与宗教，在中国文化的改造中出现了交集，它们在艰难的蜕变过程影响着对方，随着时代洪流的发展而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宗教只是审察文学变革的视角，如果把某一种或某几种具体的宗教当成纯粹研究客体，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迥然不同甚至相反。历史永远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纯粹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这是历史学家尤其文学史家的无奈，更是许多人面对汗牛充栋的史著仍想“重写文学史”的动力之一；研究本身就是史观，至于哪种史观更“正确”，则属别一问题。
通过考察，我们得到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就这五年的《新青年》来看，其倡导的文学变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把西方文化（文学）当成了主要参照和范本，后期则注意到中国的实际问题，渐渐跳出了简单的“全盘西化”的局限，其分界点，刚好是中间位置的1917年；第二，其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与此相关，前期看重的是具体宗教的具体问题，而后期侧重于宏观方面的把握。这种阶段性特征很大程度来自于《新青年》编辑部的迁址，以及由此带来的作者群的整体变化，整体精神上陈独秀影响最大，在具体策略和态度方面，蔡元培产生的作用则不容忽视。历史不容假设，但没有《新青年》1917年的迁出上海，它受谢无量、苏曼殊、李叔同等“南派”作家的影响会更大，它对待佛教、基督教等的态度也会相应更加温和。
参考文献（略）
当代文学毕业论文2018年经典范文十：周作人妇孺观复杂性研究
第一章 周作人妇孺观中的启蒙性底色
第一节 启蒙之责：“嘉孺子而哀妇人”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的妇女与儿童群体深受封建伦理秩序压迫。在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之中，无论男人处于如何低下与卑微的位置，都会存在比他地位更为低下、更为卑微的妻与子可供其差遣指挥。女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其作为丈夫奴隶的身份，而比女性群体更为弱小的儿童群体则更是任人摆布、毫无自由可言的成人附属品。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儿童则更是被视为成人的傀儡与工具，需要无条件地遵从成人的意愿。在当时社会之中，妇女与儿童皆痛苦地背负着“从”的悲剧身份，如同披枷带锁地重囚一般地生存与生活。几千年来，无论是道德、文化、经济，还是社会、政治、法律……几乎在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妇孺群体都受到了残酷的禁锢。而妇孺群体所承受的一切不合理的不幸与苦难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之下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且历来如此的。
直至近代与五四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先驱者的主要任务，“民主”与“自由”成为了衡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新价值标尺。正是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之下，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妇孺群体的价值才得以被重新认识与发现，妇女与儿童的地位问题终于获得了应有的重视。背负着神圣启蒙使命的五四新文化先驱们不仅以极大的热忱帮助他们认清过去以及现在的歧途，并且试图努力帮助他们寻找一条通往“自由”与“平等”的康庄大道：1915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欧洲七女杰》为女性争取人格与人权上的平等地位：“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借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
第二节 “以女性为本位”：新妇女价值观构想的形成
对于女性命运的特殊关注，是与周作人童年时代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的。正如他在《抱犊谷通信》中的描写：“抚养我的祖母也是属虎……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的这位继祖母曾经有过在太平天国战乱之中被侮辱的不幸遭遇。封建礼教对于这种被无辜强奸的妇女的态度是苛刻和残酷的，这位继祖母在承受了极为屈辱的经历之后，不仅得不到家庭的理解和同情，却还要饱经亲人的折磨与歧视。周作人幼年便是由这位继祖母抚养长大，他稚嫩的眼睛亲眼目睹了继祖母凄惨的晚景。而这些亲身体验给予了周作人的幼小心灵以强大的感情冲击，使得他从小便对封建纲常礼教之下严酷残忍的性道德有了深刻的体会，同时也对妇女这个弱势群体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与极大的关注。“……如今我有了一个属虎的女儿，……不禁使我悲感，也并不禁有点迷信。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周作人的女性思想体系正是从这种切己的体验中生根萌芽，并在时代的广阔天地中日益茁壮，经年累月成长成为一棵思想的参天大树。
尽管从江南水师学堂时期直到周作人东渡日本期间，他都一直在关注女性问题，发表了很多相关的著作与文章，然而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于女性的看法只是停留在希望女性自立奋起，做优秀的“国民之母”，同时担当起救亡中国的角色之类的论述。这些观点由于缺乏独特之处，所以大都湮没在了时代的大合唱之中。1918 年，周作人所翻译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发表，成为周作人妇女观的里程碑之作。文章抛开了那些诸如选举权问题、教育问题、恋爱与婚姻等旁枝末节的问题，而是从“性”这一本是最私密的“个人私事”入手，一举直击整个性别压迫体系的根源和核心。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得周作人关于女性问题的论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更是将五四女性思潮中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带进了如火如荼的高潮阶段。
第二章 对启蒙性的超越
第一节 祛魅：还原周氏妇孺观本相
周作人是“五四”启蒙运动中的主力，是新文化阵营中的扶笔高呼的凌厉斗士，作为《语丝》一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关注现实，反抗黑暗，与思想启蒙运动取同一步调，为思想启蒙和人性解放潮流贡献了闪亮激荡的一朵浪花。举国危难之际，周作人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自觉背负起了沉重艰巨的“启蒙”“反封建”“人性解放”的社会使命十字架。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与其他振臂高呼、歇斯底里呐喊的文学斗士相比，周作人更是一个颇具闲情逸致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与背离传统文化阵营的“叛徒”相比，隐匿于自己的园地之中探花赏雨的“隐士”身份更贴近于周作人的本真自我。时代的硝烟和启蒙的使命并不能抹杀他对于山水风物、宇宙自然的强烈向往与痴迷。这是一种与社会使命和启蒙责任无关的生命情怀，这份情怀使得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之中建构起一个充盈着爱与美理想的生命国度。在这个生命国度中，周作人远远超越了社会启蒙和反封建的潜在规范，将世间万物还原成为生命本相。这种远远超越于同时代人的深邃眼光和宽阔视野早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前人所解读的反映时代精神或文化解放道路。可以这样认为，在周作人的眼中，夕阳、秋河、花草、风雨甚至美酒食物都被赋予了某种生命力，它们与人类并存于宇宙之间，万物同根源，再无高低贵贱之分。周作人融入宇宙自然，用充满感情的笔触描绘眼中的万物，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本源性亲密。同样，在周作人看来，妇女儿童并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超越了性别年龄局限和人类群体划分而归属于更为广泛的生命族群。他对于妇女儿童的关注如同他热爱观山赏水一样是他的众生平等的生命观的泛化，是他万物同源的生命情怀的释放与体现。在他的眼中，妇女儿童与他所钟爱的山水风雨、虫鱼瓜豆一样都是并存于宇宙间的生命形式。生命是这个世界的本原和基础，只有克服并超越物质自然的滞碍，才能显示其本性和生机。周作人把妇女儿童从他们社会存在形态中抽象出来，还原为其生命本相，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生命情怀。这是周氏为沉重的启蒙之责所做的一次祛魅，是对于意识形态限定下的启蒙基调的一种无意识背离。
第二节 “女人骂街”:自由人性追求
周作人的妇女观点深受蔼理斯学术观点的影响，蔼理斯在其著作《性心理学》[3]中肯定了人类的各种生命本能，认为性心理及性行为是正当的生命欲求。在周作人看来，女性与男性，乃至宇宙间的一切生命形式一样都是彼此平等的存在，个性的张扬和欲望的满足都是女性生命的合理需求，不管神性与魔性皆是是女性生命存在的合理构成部分。从生命的本相出发，释放女性自由张扬的生命活力，舒展其真实自然的人性本真，才是女性生命个体健康自然的存在状态。
《女人骂街》这篇文章便鲜明表达了周作人追求生命本相释放自由人性的妇女观。文中，周作人秉承一贯的隐晦曲折的行文风格，以摘录之文开篇, 并未明确表明自己的情感态度。
阅《犊鼻山房小稿》，只有《东游笔记》二卷，记光绪辛巳壬午间从湖南至江苏浙江游居情况，不详作者姓氏，文章却颇可读。下卷所记以渐东为主，初游台州，后遂暂居绍兴一古寺中。十一月中有所记事云：“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暴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栖上骂移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努努，且訾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戛然而止，箸响碗呜，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
周作人首先抛给读者一件趣闻轶事：农妇遗失青菜之后怒火中烧，于是在自家门外大骂偷菜的贼人。而文章的作者竟将妇人的骂街之音写的有如乐曲般抑扬顿挫，一波三折，文采灵动，妙趣横生，让人读之不觉为农妇野性泼辣、肆意张扬的天然个性拍手叫绝。乡野村妇身上那种不受封建思想与纲常规范束缚的原始天然个性在她的叫骂声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女性在柴米油盐堆积的日常生活之中无意表现出来的爆发力、语言组织能力及其收放自如的情绪节奏丝毫不让须眉，颇有男子大将之风范。
第三章 复杂的表现与丰富的渊源................28
第一节 泛神论色彩下的周氏生命观的形成...............28
第二节 中庸之道：生命观照与启蒙之责..............33
第三节 大正文化：理想生命形式初探.............41
第四章 有待开拓的多维空间.....................48
第一节 重视作家复杂的文化背景................48
第四章 有待开拓的多维空间
第一节 重视作家复杂的文化背景
透过文学看文化，周作人独特而极富超越性的妇孺观念是其个人斑驳复杂文化背景的具体体现与反映，而其毕生辗转的人生经历与宽博的文化观念构成也同时造就了其妇孺观念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因而对于周作人妇孺观的复杂性研究离不开对于其复杂的文化背景的重视、挖掘与探索。
从幼年私塾求学到青年东渡日本，从新文化运动中锥心泣血扶笔高呼的凌厉斗士到自己的园地里博览译介世界文明的幽悠隐者，周作人的一生充分地浸淫于古今东西的斑斓文明之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
本来中国的思想在这方面（两性观念）是健全的，如《礼记》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庄子设为尧舜问答，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圣王之所用心，气象很是博大。
他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整理出李贽、俞礼初等对待女性的先进思想与开明见解，从而反对将传统视为纯粹对妇孺实行压迫的父权结构而全盘否定；对待世界多样文明,他态度开放,有所选择：周作人在文中再三警醒读者，尽管“西洋的明白人比较多几个”，但也不应出现“凡洋必好”的全盘西化倾向，尚且“欧洲也还是在资本主义而且又正在反动的时代”[2]。面对迥异的东西方文化，周作人既没有盲目跟从五四疑古潮流，也没有采纳新文化论者所鼓吹的全盘西化论，而是选择了一种中庸的态度：“通今与复古正有互相维系之处”，“现在须得有一种真正的思想革命，从中国本身出发，清算封建思想，同时与世界趋势相应，建起民主思想来的那么一种运动”，“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他试图将西方文明“嫁接”到中国传统的土壤之上。
结语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学习与生活的重心只有一个：那便是周作人先生。论文落幕，面对自己费了不少心思却依然存在着很多瑕疵的作品，我其实并不满意，有限的学术素养让我很难阐述清楚先生深邃且繁复的思想精粹，愧对周先生；相反，倒是我在先生的思想之中汲取了不少人格思想的片段和火花，终生受益。
最初论文选题的时候，导师让我自己选择论文题目。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量和筛选之后，我犹犹豫豫地将周作人先生作为了我的论文研究对象，说不清是为了什么，也许是因为先生精致深厚的文笔，超脱飘逸的气质，抑或是起伏传奇的经历？总之，周作人先生的一切都如同一座丰富而神秘的矿藏，引领着我去一探究竟。
而在我并不顺利的论文创作过程中，周作人先生对于妇女儿童群体的深刻观念让我深深动容：先生与自己所处时代格格不入的背后，是一颗对生命深思熟虑、苦心思量的心。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周先生的妇孺观早已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局限，而洞悉了生命发展的规律，达到了对于人性的深深理解与同情。他的曾经令人瞩目的激进，他后来保守退缩的苦楚，皆融汇成了博大而复杂的生命观照，显露在他文章的细微幽深处。
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周作人先生确实是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人，但是退一步讲，或许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周作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以年轻的热忱投入五四新文化的最前沿阵地，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风头甚至盖过当时的鲁迅。当岁月稍稍沉淀，他亦想以苦茶一盏抵一世的尘梦，想要从从容容地探索生命的发生发展与去向，平平淡淡地研究人性规律的卑微繁复与不可逆转。可世人又怎会将心比心？普通人大多是年轻时浮躁凌厉，年岁稍长又日渐保守退缩，知堂也不例外。悲剧又在于人们眼中容自己如此，但不能容周作人如此。撇开纷繁的政治，周作人只是一个对生命充满感情，什么都想了解一点，什么都想探索一点，懂得世俗生活情趣所在的人罢了。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