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药在国外

古代中药和中医向域外的传播，其开始起步的时间可能相当早，而且和中国与域外的往来交流应该是同时的。
先秦时期的中外交流，因时隔久远，史实难免与神话传说相混淆。《山海经》中关于某些国家的描述似可划人这一类。此外还可举出《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籍中的若千记载。在古希腊的一些古典文献中，例如公元前四世纪克泰夏斯(Ctesias)最先记述了丝国(Seres)。其他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丝国的记载。近世以来，在希腊，甚至在西德都陆续有报道说曾有丝织品出土，而且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丝织品大都是纪元前后的遗物。这说明，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前，东西方之间以丝绸为主要林志的文化交流之路可能早已存在。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阶段，中药和中医的体系大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内经》和《伤寒论》标志着中医经典体系的形成;而《神农本草经》的出现，说明中国药物学的体系也已形成。

中外文化交流在秦汉时期也有很大发展。不少学者认为China(中国)一词可能来源于“秦”。西汉时武帝派张鸯凿空西域，东汉时又有班超通使西域之举，从而使丝绸之路东西两端的交流由经济交流进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广州市象山西汉时期南越王二世墓出土的许多器物(尤其是其中的玻璃器和银器等)表明海上的文化交流之路早已存在。广西合浦望牛岭九真郡守墓(西汉后期)出土较多的玛瑙、琉璃、玉虎等饰品，这也反映了海上交流之路的发展。《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中已出现了匈奴、大宛、东夷等列传，记载了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交流更进一步得到加强。

中国与越南的交往开始的甚早，传说公元前十二世纪末周公辅佐成周时，越裳氏就曾到过中国。据越南史书的记载:公元前257年中国的一位医生崔伟曾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流传于越南。这可能是中医和中药传人越南的开始。
秦汉以来，越南北部和中部曾属中国管辖。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用兵越南，中医中药也由此进一步传人越南，在越南形成了接受中医和中药的北方学派①，到了后汉、三国时期，传说名医董奉曾到越南为当时的越南刺使士燮治病②。南北朝时期南朝阴铿的妻子患病，被当时到越南采药的苍梧道士以“温白丸”治愈，当然此方也就可能在越南流传。
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交往也开始的很早。至迟在《山海经》中已出现朝鲜这一名称。秦汉以来，关于中国朝鲜间相互交往的史料就更加详实。西汉时期曾在朝鲜北部设立真番、临屯、乐浪、玄冤四郡。朝鲜半岛南部则为韩国(马韩、辰韩、异韩，亦称三韩)。西汉末期以后，朝鲜又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存的三国时代，与中国的各方面来往均日趋密切。按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在百济的官制中有“药部”，同时还记有百济所用的药物与中国大致相同，即“五谷、杂果、菜疏及酒瞪、肴撰、药品之属，多同于内地”⑧。又根据日本史料的记载:日本国允慕天皇三年(414)，天皇得肩，“秋八月，医至自新罗”④，这不仅说明中医中药已传人朝鲜，而且还是经由朝鲜传人日本的例证。
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秦时即有徐福人海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中，都有关于“委国”的记载。日本在考古发掘中曾发现汉帝颁赐的“汉委(屡)奴国王”印章，更是中日两国交往甚早的物证匆。

中医和中药的传人日本，如上所述，首先是经由朝鲜间接传人的。可以列举的史料还有以下各条: 日本雄洛天皇三年(459)，高丽药师德来归化日本，住在难波(今之大阪)，子孙世代为医，有难波药师之称④。钦明天皇十四年(553)求医、历、易三博士以及有关书籍、药物等于百济。翌年与医博士一道，有采药师潘量丰、丁有陀来到日本，这是中药书籍及药物正式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①。 钦明天皇二十三年(562)八月，日本攻伐高丽，中国人智聪(吴人，吴国主照渊之孙)随军归化日本，“持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百六十四卷……等人朝”。智聪在日本被赐姓“和药使主”⑧，子孙相继在日本为官，任“乳长上”之职，管理取乳、判定乳酪等事务。日本学者认为，这是关于日本制药的最早记载⑨。
　我国隋唐宋元时期(581-1368)，中药学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本草书籍主要有:唐苏敬《新修本草》(659)、宋刘翰等的《开宝本草》(973,974)、宋掌禹锡等人的《嘉枯本草》(1061)、宋唐慎微的《经史证类本草》(元箱年间)、宋艾晨的《大观本草》(1108)、宋曹孝忠等的《政和本草》(1116)等等。据统计①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有:唐代本草书籍共有43家236卷，食疗书籍共16家45卷; 五代、宋本草书籍共有51家474卷，食疗书籍共25家69卷; 金、元本草书籍共有21家121卷，食疗书籍共4家44卷。总计这一时期的本草书共有115家831卷，食疗书籍45家158卷②。这些数字说明，这一时期的中药学确有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