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通过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深入分析，依据2008年—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及地级市数据库把三个数据库中的数据一一对应起来，将2012年、2013年、2014年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做准自然实验， 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和企业污染减排效果之间的关联，并采用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来对其中的关联程度进行评估。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物质生活通过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持续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得到了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因为长期运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和高排放使我国污染排放的问题愈演愈烈。由于长期处在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这种想法下，使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问题频频出现，例如逐渐加重的城市雾霾与空气污染、危害群众生命身体健康的重金属中毒等。环境质量的下降已经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达成小康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人们对生活质量在新时代提出的全新需求。而作为污染排放的主体，企业作为资本的凝聚，由于资本的局限性和天然属性导致其缺乏对自身生产的污染进行治理的能动性，这时就需要外界例如政府通过对其进行效的限制与规范来控制企业污染的产生与污染排放量持续扩大。
在此背景下，污染排放治理工作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总排放量降低10%这一约束性指标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刚纲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污染物中需要控制总量的品类扩大至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并提出了分别减少8%、10%、10%和8%的约束性目标；持续减少四种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是 “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约束性指标之一；“十四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要将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总量以及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分别下降10%、10%、8%、8%、10%。企业的污染排放作为总污染排放的主要构成，其带来的相应的排放问题从始至终都被社会各界所关注。我国目前主要使用的以“先污染，后治理” 的理念指导形成的行政约束手段很难在污染形成前起到预防作用（马小明和赵月炜，2005）。本文需要思考的是，除行政措施之外，能否通过其他手段，例如改变治理城市的模式、提高对技术的不断创新来减少城市中企业的污染排放。因此，为城市寻找到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是必要的。经过研究表明，早在2012年让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产生革新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就是可以满足当下时代需求的全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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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与文章结构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见，企业污染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废水的影响，所以本文主要观察工业废水排放量，并以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对数（In Water_emit）作为企业污染排放的衡量。基于城市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本文针对中国具体情况，利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建设对于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分析。
本文采用200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以及地级市数据。整体研究了企业污染排放总量在日益完善的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的变化水平，评估了企业是否因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抑制了其污染排放的规模。开拓了政府制定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时的应用方向，增强了政策的实际应用效果，改善区域内企业污染排放的情况，为解决污染防控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
本文的研究思路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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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智慧城市建设的内涵及效应研究
2.1.1 智慧城市建设内涵
城市发展的高级化阶段，城市的新型信息化发展模式就是智慧城市（Zanella等，2014）。中国把智慧城市建设的实施当作是城市发展政策的重要一项（周向红和常燕军，2017）。应用先进的技术，使城市更智慧的、更高效的、更加有效的、更智能地保障居民的生活以及城市的运行，这是智慧城市提出的初衷。现代智慧城市特别关注能源管理和环境治理等方面高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城市化的极端需求（Ejaz等，2017）。
技术的发展成就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效率和可持续问题是城市急需处理的两个方面，技术产生了推动，需求产生了拉动（Angelidou，2015）。被看做能够解决城市持续发展困境的智慧城市概念，在被提出后迅速成为全球的焦点，赢得了大量的关注（Bibri和Krogstie，2017）。在当下，中国城市的发展已经把智慧城市这种新型的模式当作模板，从大到小，从城到镇，“智慧”这个模式随处可见（侯远志和焦黎帆，2014）。同时，低碳和绿色这两个目标也是智慧城市的期望（黄建等，2019）。新时代下迫切需要找到让新型智能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安小米等，2018）。成思危（2010）发表了要素的整合、合作与发展、高效率运用应为智能城市主要功能，通过信息技术升级产业构架，发展技术创新，促进城市愈发“低碳、环保”的观点。此外，张佳丽等（2019）提出智慧和生态是中国新兴城市建设的基本主题，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由于智能化科技和低碳理念的不断影响，智能低碳的优质城市发展路线已经变成了主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中的重点（庞博和方创琳，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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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污染排放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中，大量学者分别从多个方向切入对影响污染排放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经过研究，国际商贸、环境制约、政企合谋、财税体制和经济集聚等都是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因素。但是，本文将从企业的前端生产、中端技术和末端产量三个链条来分析企业污染减少的机制。
2.2.1 前端生产：环境约束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环境约束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张学刚和钟茂初，2011；徐志伟，2016）。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环境约束与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关系。Wang和Wheele（r2005）、Langpap和Shimshack（2010）分别就排污费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探究了不同环境约束的作用效果。有关环境约束效应的讨论中，环境约束被众多学者发现能够起到明显减排效果，如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认为污染排放会受到排污费制度的抑制，Laplante和Rilstone（1996）通过对加拿大纸制品行业的研究，提出环境约束使该行业的污染量降低了28%左右。徐盈之等（2015）通过分析环境约束对企业减排的作用路径，认为环境约束通过产业产量调整而间接影响污染排放。现有关于环境约束如何实现减排效应的研究中，环境约束的减排效应还会通过企业减少产量来实现，比如韩超等（2021）的研究表明，在环境约束的作用下，企业的污染排放量无法降低到制定标准，不得不选择通过减产来减少污染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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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背景与相关特征事实分析 .......................... 17
3.1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背景 ........................ 17
3.2 智慧城市的特征事实分析 ............... 19
4. 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理论框架 ............................ 21
4.1 产出效应：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减少产量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 22
4.2 技术效应：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清洁技术减少企业污染排放 ................. 24
5. 模型构建、变量设置与数据处理 ................................. 28
5.1 计量模型 ............................................ 28
5.2 变量设置 ........................................... 29
6. 智慧城市建设影响企业污染排放的实证检验
6.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将国家所出台的智慧城市建设这一政策在抑制企业污染排放的背景下，进行准自然实验。文章中用住建部于所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做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8年—2014年为时间区间，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样本数据通过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是多期双重差分法顺利被应用的前提，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经得起检验，在政策开展之前，需要将在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之间的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的变化范围内。如果检验到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实施智慧城市政策前具有相同表现的排放趋势，就可以表明平行趋势检验被成功通过；反之，就不能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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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政策建议
7.1 主要结论
环境污染作为中国经济转型路上的巨大障碍，严重妨碍了我国经济从重视增速的阶段转向重视质量的阶段。企业作为污染的主要生产者，对其进行有效的防污减排政策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可以说如果通过环境政策手段的实施可以使企业污染排放减少就可以极大程度上缓解当今环境污染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深入分析，依据2008年—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以及地级市数据库把三个数据库中的数据一一对应起来，将2012年、2013年、2014年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做准自然实验， 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和企业污染减排效果之间的关联，并采用采取多期双重差分法来对其中的关联程度进行评估。
本文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结论：（1）整体分析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减排，同时这一效应可以实现在许多稳健性检验中仍旧成立。在控制城市及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城市能促使制造业企业废水排放量显著下降。（2）异质性分析方面，从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来展开分析。在城市层面，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城市人力资本展现智慧城市建设减污效应的不同。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优势，企业节能减排成效更为突出；城市经济规模能影响城市创新和知识产出，大规模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实现了更高的污染减排；高人力资本水平城市本身具有更高的技术创新水平，所以减排效果更为明显。在企业层面，企业所有制、污染水平及规模大小等异质性会导致智慧城市建设政策效果的不同。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会受到一些政策优待以及发挥节能减排的带头作用，国有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下的污染减排效果更为突出；高污染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好，因为高污染企业本身就具备更大的降污减排空间，而且还是污染减排的重点关注目标；智慧城市建设有效推动大规模企业实现污染减排，因为大规模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绿色创新以及健全的长期发展规划。（3）机制分析方面，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理，本文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运用产出技术，通过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了城市环境污染。智慧城市建设会从减排环节，企业减产来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绿色创新技术的采纳以及借助产业结构的变革这三大角度改善企业污染排放问题。智慧城市建设和其他污染末端政策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利用对企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使其在生产源头上变得更加环保、绿色、节能，并且同时促进了大量新型清洁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两者结合分别从市场和政府的两个层面对高污染企业的扩张趋势进行了限制，对高质量低污染企业的发展进行了扶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