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本文的主旨在于围绕城市扩张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发展展开全面的论证，从理论分析、现状描述、实证检验三个层面展开，以期为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性的指导意见。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
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逐渐由“速度优先”向“质量优先”阶段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响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同时经济发展仍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窘境，在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后伴随诸多问题，如要素依赖、投资驱动等发展模式遗留的历史问题日益暴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工业生产方式落后、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粗暴等问题依然存在。上述问题的存在加剧自然资源枯竭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环境问题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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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资源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趋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具体来看，第一，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我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资源蕴藏量居于世界前列，但同时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均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3、1/6和1/15。鉴于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特征，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是我国能源消费的基本特征，但油气资源生产不足，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能源安全存在隐患，严重制约我国的经济发展潜力。第二，环境突发事件频发，生态安全形势严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跃升为“世界工厂”，驱动经济发展进入黄金增长期，但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高速增长，导致雾霾污染等环境突发事件频繁。自2013年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空气污染问题以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环境治理已成为环境污染防治的首要问题。此外，中国还存水污染、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绿色发展理念亟待推进落实
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实现经济质量提升与破解生态保护难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首要任务。绿色发展概念源于可持续发展，早期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并广泛应用于全球各国的发展战略。2012年世界银行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明确了绿色发展的定义，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证自然资源高效利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已有概念进一步拓展，将改善人居环境，稳定社会发展引入到绿色发展概念中。到2016年，联合国将包容性绿色发展升至为新型可持续发展，由此全球各国迈入绿色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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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文献综述
1.2.1 城市扩张的衡量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化伴随着城市用地向外扩张，对资源利用、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城市扩张导致农田的流失和自然景观的破坏，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下降。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扩张并充分解决这些问题，衡量城市扩张得到广泛的关注。早期囿于数据获取限制，衡量城市扩张多使用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建成区面积（Yang, 2018）[1]。例如，谈明洪（2003）使用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探讨我国城市用地扩张的驱动力[1]。王丽萍（2005）以江苏省为研究区，使用城市用地统计数据，分析江苏省下辖的13个地级市城市用地变化特征[2]。赵可（2011）使用省级层面的城市建设用地数据，分析城市用地扩张的时空变化趋势及其与经济、人口和产业之间的关系[3]。安乾（2012）利用K值、GIS等方法，使用城市统计年鉴中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探讨了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点[4]。
随着卫星遥感技术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卫星遥感数据研究城市用地变化。卫星遥感数据分析城市用地变化的优点包括不受人为因素的干扰，可以提供更高的分辨率在更小的地理范围内分析城市用地的变化。例如，王雷（2012）利用Landsat卫星TM和ETM+影像，描述了我国所有城市20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情况[5]。张甜（2016）利用27期的Landsat影像，研究发现，1987-2015年深圳市城市用地扩张十分明显，城市用地扩张具有阶段性特征[6]。谢启姣（2016）利用Landsat卫星的遥感影像，研究发现，武汉市城市用地扩张明显，但是城市扩张的模式、方向和范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差异[7] 。Sexton（2013）利用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提取1984年至2010年的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城市土地特征，并利用它们更准确地确定了城市地区与周围自然环境之间的边界[8 ]。Taubenböck（2012）使用1975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以及2010年的InSAR数据，监测27个特大城市的增长[9]。Benedett（i2018）基于Sentinel-1和Sentinel-2遥感影像，描述了城市用地变化以及监测城市郊区土地利用情况[1]。QuickBird，IKONOS和WorldView具有相对较高的空间或光谱分辨率，已被用于城市土地利用检测[2]。在较长时间内，Landsat系列卫星和ESA（欧洲航天局）卫星公开的遥感数据，为监测城市扩张和制定土地使用政策提供了条件（Baines, 2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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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城市扩张
目前，城市扩张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1][2]，然而学术界对城市扩张这一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将城市扩张界定为城市化区域无序、无组织、低效的发展过程。此类定义，明显的展现出以“贬义”的情绪描述城市扩张的特征[3][4]。另一部分学者，以“扩展”为核心定义城市扩张，是指新增的商业用地、工业用地、居住用地等城市用地远离城市中心，或者依附于城市道路，零散或连片分布在城市边缘的过程（Clawson，1962；Harvey，1965）[5][6]。此类概念相对“中性”。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扩张固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包括农业及生态用地流失、碳排放增加、城市热岛效应等，但是，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城市用地向外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具有合理性[7]。
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带来诸多好处，如经济集聚，规模效应等。鉴于此，本文采用中性的立场对城市扩张进行定义，城市扩张是指自然或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或城市建成区的过程，并且城市扩张是城市化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直接表现。本文使用城市用地面积作为城市扩张的代理变量。
2.1.2 绿色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资源环境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绿色经济”在此背景下被提出。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1989年在他的著作《绿色经济的蓝图》中最早提出了“绿色经济”这一概念。皮尔斯认为绿色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并且，他提倡从当前的生态条件出发，建立既满足自然经济又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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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理论
2.2.1 城市边界增长理论
杜能（Thünen）的农业区位理论，假设在肥沃的平原上仅存在一座城市；除了马车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城市所需要的食物供给来源于城市周围的平原等假设条件。农户为获得最大的地租收入在农产品和运输成本之间进行权衡。由于农作物的特点（包括重量、体积等）和运输成本的不同，因此不同农作物的种植在城市周围呈现同心圆式的排列结构。现代城市区域理论的先驱阿隆索（Alonso，1964年），在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单中心城市模型[1 ]，该模型可以更好的解释了城市空间扩张的内在机制。在均质的平原上有且只有一个商业中心，同时，该中心也是就业中心。因为只存在一个商业中心，其附近的土地数量有限，在居民数量和居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居民到商业中心（就业中心）的距离决定了居民的通勤成本。对于大多数的居民，为了工作方便，更愿意居住在商业中心附近，导致商业中心附近土地供给小于需求，因此接近商业中心的土地价值会更加昂贵，而越远离商业中心的土地价值就会越低。当城市边缘的土地价值小于该区位到商业中心的通勤成本时，低收入居民为了节省住房成本而选择居住在城市边缘，导致了城市扩张[2 ]。因此，根据单中心城市理论，人口数量、居民收入、交通成本和农业地租决定城市是否向外扩张[1]。
单中心城市模型为研究城市扩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该模型可以识别城市扩张的主要原因，但是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在大都市区域内的居住地点选择是基于多种因素，如当地学校、犯罪率和其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而非居民收入、通勤成本、土地价格等。蒂伯特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Tiebout）在1956年提出，该模型认为居民关心当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不同的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偏好不同，居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并用脚投票选择最符合他们偏好的社区[2]。因此，居民选择居住的社区不仅受可达性、通勤成本等影响，同时还受学校、医院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影响城市扩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中心提供较差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水平，将居民从市中心驱赶出来。二是郊区提供较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水平，吸引城市居民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郊区。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的推力和拉力的合力作用下，影响城市向外扩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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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城市扩张的时空演变特征 ....................... 43
3.1 基于土地利用遥感数据提取城市用地面积 ...................... 43
3.2 中国城市用地扩张阶段特征 ..................... 46
第4章 城市扩张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 .............................. 63
4.1 基于能源-经济-环境的绿色经济发展综合分析框架 .................. 63
4.2 集聚经济视角下城市扩张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64
第5章 城市扩张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 75
5.1 研究假设 ..................... 75
5.1.1 城市扩张、人口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 76
5.1.2 城市扩张、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 .................................. 77
第7章 绿色经济发展框架下城市扩张的环境效应
7.1 研究假设
经济论文参考
经典EKC假说认为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可以得到改善[4]，而土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 ]。首先，土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早在古典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的来源”。随着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土地要素更容易被资本和技术进步所替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弱化。然而，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源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中离不开土地要素的投入[2]。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用地扩张促进了经济增长[3][4][5]。其次，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为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例如，城市道路建设、厂房设施建设、城市绿化等活动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同时对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也不会产生排斥，由此可以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6]。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7]。具体来说，经济增长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居民环保意识就会逐渐增强[8]，涌现的各种环保需求将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政策制定者不管为“维稳”压力考核还是为“升迁”的激励推动，都将要求相关决策部门重视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而采取种种环境保护措施[9]。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经济发展还能强化公众的环保行为[10]。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城市扩张通过促进经济规模扩张提高空气质量。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别。总体来说，第二产业对空气污染的强度高于第一、三产业[11]。这是因为在工业生产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燃料，因此增加空气中PM2.5的浓度。随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过渡，意味着工业能源消耗量将有效的降低。同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使高消耗、高污染型生产模式向集约型生产模式转变，能源消费结构也由以煤为主转向以清洁能源消费为主，生产活动的污染物排放也随之大幅降低[1]。如Dinda验证了产业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有助于污染下降和环境好转[2]。城市扩张为城市内部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3]，并且土地还充当了产业政策调节工具[4]，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动筛选入驻的企业，具有高效率、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企业成为地方政府配置土地资源的重点导向，同时将市区内的污染企业迁往城市边缘[5]。在这种政府主动筛选机制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发展服务业或高技术产业，从而推动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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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8.1 研究结论
本文的主旨在于围绕城市扩张如何影响绿色经济发展展开全面的论证，从理论分析、现状描述、实证检验三个层面展开，以期为城市绿色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性的指导意见。首先，本文回顾前人研究的成果，梳理了城市扩张和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深化了对城市扩张和绿色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其次，对城市扩张的现状和时空演变特征做出具体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城市扩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最后运用OLS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城市扩张对家庭能源消耗、空气质量、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综合来看，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存在时空差异。具体而言，在时间维度上，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此期间中国城市用地扩张缓慢；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在此期间中国城市用地扩张速度相对稳定；本世纪初到现今，中国城市用地迅速扩张。在城市用地结构上，运用ArcG IS 10.4对城市用地变化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不同的区域、省份和城市之间的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交通基础设施用地增加的面积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和交通设施用地面积增加最多。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上，本文使用夜间灯光数据，分析省会、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的内部空间形态特征，本文发现，省会、副省级及以上的城市空间结构朝多中心转变。
第二，基于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函数计算绿色经济效率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首先，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具有阶段性特征，2003至2007年为绿色经济效率的波动上升期，2008至2010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出现下降。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逐渐增强，2011至2018年绿色经济效率水平不断提升。并且，绿色经济效率高的区域在时空上的变化趋势为由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研究还发现，人口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城市扩张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城市扩张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过程，其有助于经济集聚效应的形成。因此，人口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可以有效地抑制城市扩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人口集聚和服务业集聚抑制城市扩张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差异。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