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综述
（一）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金融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研究是先从金融发展角度开始的。库兹涅茨（1955）最先论述了经济增长和长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提出“倒 U 型假说”，认为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发展先扩大而后缩小①。之后的 20 世纪 90 年代，学者将金融部门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联系纳入研究框架。基于库兹涅茨的假设，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展示了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金融中介发展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具体来说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收入不平等是扩大的，但当穷人慢慢地提高了对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收入不平等扩大到一定阈值后便开始缩小。不同于此研究结果的是，Galor 和 Zeira（1993）、Banerjee 和 Newman（1993）、Aghion 和 Bolton（1997）、Clarke 等（2003）、Hamori 和 Hashiguchi（2012）发现金融发展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21 世纪以后，国内开始有学者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者之间的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随着金融深度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两者存在正向作用（胡宗义、刘亦文，2010）；一部分学者从城乡金融二元结构、对外开放等视角入手，认为两者是反向作用（温涛等，2005；杨俊等人，2006；叶志强等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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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作为一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收集和处理信息、筛选潜在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类型和质量方面所使用的能力和机制各不相同，进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林毅夫认为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识别投资决策盈利的能力和分散风险方面的机制不同，大银行与小银行在克服信息不对称以降低贷款风险的方式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②，所以不同的金融部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呈现不同的模式。对于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更能缓解收入分配差距，学界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银行主导观”。Demirguc-Kunt 和 Levine（2009）研究表明，金融合同、市场和中介机构的改善扩大了经济机会，减少了持续的不平等并收紧了收入分配。Gimet和 Lagoarde-Segot（2011）认为金融结构越是以银行为导向，越能更有效地降低收入不平等，此外这种关系并不取决于金融部门的规模。Agnello 和 Sousa (2012a)发现，更好地获得银行部门提供的信贷有助于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进一步，林毅夫和徐立新等（2012）认为特别是体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相对股票市场而言）的减贫作用更加显著。同时两者也存在反向关系，
Chakraborty 和 Ray（2003）的研究表明至少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以及行业对资本的更大要求，往往会促进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
这也就是说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金融部门的特性，强调银行等金融中介在处理信息不对称、监督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等功能方面比市场具有优势，能够更加有效地促使企业和家庭遵守合同，从而利于资源配置和缓解收入不平等。
姚耀军和董钢锋（2014）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收入水平决定了金融结构是银行主导型的，所以研究金融结构时，还要进一步分析银行业内部不同规模的银行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规模的银行对于不同大小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融资优劣势，其中一一对应的关系使得企业融资更为便利。Liu Minquan 等（2008）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银行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缩小目前的经济差距。雷震和彭欢（2010）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上升有利于中小企业的生成。林毅夫和陈斌开（2012）提出金融抑制的存在导致穷人的存款利率低而贷款利率高，由此带来金融市场的“机会不平等”，可能使得穷人陷入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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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结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分析
（一）金融结构相关理论
1.国外学者的金融结构理论
国外学者对于金融结构理论的研究，起始于 John G.Gurley（约翰·格利）与 EdwardS.Shaw（爱德华·肖）的货币金融理论，他们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1960）》一书中率先讨论金融资产市场、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银行与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异同以及“非银行”、“非货币”的金融中介机构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等，并指出“初始经济的增长能力受其金融制度的限制”①。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确地给金融结构下定义，但提到的货币市场、不同的各种证券市场等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已经成为金融结构研究的样本，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 Raymond W.Goldsmith（雷蒙德·戈德史密斯）明确给出金融结构的定义，提出“金融结构即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包括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并且在各国随时间而变化亦不尽相同”②。戈德史密斯还构建了一套衡量金融结构的指标体系，尤其强调金融相关比率（FIR，即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作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特征的作用。此外他还试图从金融结构的总量和储蓄与投资的分配两个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的关系。
随后的文献中 Demirguc-Kunt 和 Levine（1999）提出“两分法”金融结构理论，具体而言是将金融结构分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其基本功能始终是将资金从储户输送给投资者或金融中介，即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任何一种融资渠道都必须解决融资合同所涉及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代理成本等问题。克服这些问题不仅取决于法律环境，而且取决于道德和其他非正式合同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所以金融结构(金融市场为主还是金融机构为主)的确立受到投资技术和制度因素（Chakraborty 和 Ray，2003）以及文化、法律和其他民族特征的影响（Aggarwal 和 Goodell，2009）。而且，这两个部门的相对扩张对一个国家经济的贡献因国家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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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结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理论分析
金融体系结构通过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微观层面是指不同居民对于不同类型金融服务的不同获取能力影响到个人职业选择或者投资决策，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宏观层面是指不同的金融结构通过不同方式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促进经济增长或者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发展进而拉动城镇化进程，再通过它们的传导间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微观层面：金融结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直接路径
不同居民对于不同金融结构下的金融服务有着不同的获取能力。不同的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决定了个体的投资决策以及职业选择。对于金融中介来说，全民普遍参与，而对于正规金融市场来说，全民则是有限参与。从个体投资决策来看，全体居民都可通过银行储蓄获得利息红利，而通过金融市场投资分享经济成果大概率专属于城镇居民。无需质疑，金融知识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刚需”，渗透到财富管理到教育养老等各方面。然而，即使在如今的大时代中，金融仍然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且现在大众可接触的金融投资品种普遍有准入门槛，导致不同家庭对投资品的参与度有差异。越是收入高的人群越是采用补充型的方式利用空闲时间，互联网的发展更是给他们提供了汲取知识的途径，所以城镇高收入居民可能更易学习金融资产配置来获得高收入。而且股票市场的高收益会滋生出寻租等不良现象，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外，信息技术创新发展带来的金融科技已成为城镇家庭获取银行服务不可或缺的渠道，而农村居民在这方面稍显落后。但就这一方面来说，影响的比例较小。从个体职业选择来看，当农村居民具有获得更多金融服务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金融资源时，他们更易于进行非农小企业创业活动，使得居民可以获得更可观的经营性收入。但目前的情况是农村居民因农村资金外流加剧、借贷无法提供有效抵押品等原因导致融资困难，大多数人还是依靠劳动收入，从而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毕竟银行还是更愿意根据客户已有的资产情况来进行授信，而很多需要资金的客户并没有太多的抵押物，这样就陷入一个悖论。金融能放大财富的能力但这并没有被整个社会所共享，而金融的杠杆效应越大，就越容易出现“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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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结构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分析..............................................20
（一）中国金融结构的演变..........................................20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析........................................25
四、金融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27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选择................................27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31
五、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建议......................................39
四、金融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选择
1.模型建立与估计方法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通过实证模型考察三个问题：第一，金融结构与银行业结构对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二，“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中小企业发展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三，银行业结构通过中小企业发展渠道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针对后两个问题，参照刘贯春（2017）的做法，通过分步回归来验证经济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对于金融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小企业发展对于银行业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中介作用。对于验证中间渠道，文献通常包括三种做法：一是利用中间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构造交互项，并和中间解释变量一同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如姚耀军（2013）、王全景，郝增慧（2018）；二是分步估计法，如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刘贯春（2017）；三是通过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如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Hou（2017）。其中分步回归法，先是以中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核心解释变量与其做回归，检验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再将中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一起做回归，检验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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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理论和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对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一个规模合理、结构均衡的金融体系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缓解收入差距。为此，我国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金融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要兼顾金融结构的重要性，逐步完善和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包括银行与金融市场的相对结构以及以银行业为主的金融机构体系结构。本文根据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方面建议：
第一，优化金融体系结构。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我国金融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更加突出。为此，要把金融发展的重点从做大规模转向优化结构，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通过金融结构优化为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然以银行为主导，金融市场无论是在规模还是深度上都远远不够。要加快发展资本市场，着力提高资本市场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比重，做强做大中国资本市场，减少对银行信贷的依赖。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要进一步推进股票市场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尽快改革股票发行和上市流程，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促进市场驱动的 IPO 流程和产品创新。要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完善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场外交易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结构，优化不同板块之间的比例关系，为数量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加灵活便利的直接融资机制。
第三，优化金融机构体系。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端正发展理念，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要进一步加大对银行等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优化中小型金融机构发展的市场环境，不断完善中小金融机构权利责任对等、股权结构优化、激励约束相容、风险控制严格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高它们的竞争力，提升发展能力与服务水平，形成大中小金融机构错位发展、差异化竞争的有机格局。继续鼓励发展社区银行、地方性小银行等源于当地、服务当地的中小型金融机构，以便发展中小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来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